由于罗伯特·贝拉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人的文化渊源》一书是在韦伯——帕森斯的经济功能框架中考察前现代文化，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比较全面地分析日本传统文化的正面及负面的各种因素，亦无法从人文学的角度了解这些因素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从韦伯到帕森斯社会理论的重大局限。在这一点上，丸山真男在当时已敏锐地有所觉察了。在丸山看来，这种从经济伦理、工作伦理考察前现代日本文化对日本现代化的正面作用，却遮掩了对前现代日本宗教应进行的批判，特别是从发展民主和发展普遍性伦理的方面对其进行的批判。丸山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贝拉在全书中只在最后一页讲了两行的批评：“如果我们要给日本的宗教以促进现代日本奇迹般崛起的‘荣誉’，那么我们也必须给日本的宗教以助长于1945年达到顶点的不幸灾难的‘责难’。”而没有去分析日本文化的价值结构对近代日本侵略扩张历史所产生的作用。事实上，按照贝拉的价值结构来分析，在逻辑上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即正是由于日本的价值结构中达成目标和特殊主义忠诚凌驾于其他普遍伦理原则如博爱、平等、自由，才会导致后来的发展道路。用韦伯的语言来说，日本的价值结构可以有较强的工具理性功能，但无法确立价值理性的功能。因此功能的分析不仅不应遮掩从政治民主化方面对前现代宗教的批判，也不能代替从价值合理性方面对前现代宗教意义的深入挖掘与汲取。在后一点上丸山同样未予理会。丸山的立场是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他反对把真宗或心学作为新教伦理的等价物，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伦理是特殊主义的身份性伦理，新教与基督教伦理则是普遍主义的。丸山还认为，即使日本特殊主义的伦理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和伦理的普遍化，而且有可能破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出，丸山强调民主发展的批评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只是他在理论上尚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这由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推崇可以看出。同时，丸山的批评仍然是基于“现代性”的一种批评，而没有把一种基于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而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包含在内。

在1985年平装本前言中，也就是本书完成30年后，贝拉表示，30年来的历史证明，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特殊主义伦理并未成为后来经济发展的破坏因素，日本人在这种文化取向的支持下已迅速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以忠诚为特征的集团功利主义和日本式的管理专制都依然有效地支撑着日本社会。然而，80年代贝拉对日本也提出了问题：日本传统培育出来的现代化经济成果是否现在已经开始破坏、消解这一传统本身？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完成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公寓越来越取代家庭庭院，父辈的劳动无法完整地传给下代，人与农村的联系日渐消失，神道的支柱已被大大削弱。东京等大都市土地价格天文数字般的增长，使得日本中产阶级再也不能期望以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虽然许多东西仍能继续保留下来，但那值得夸耀的工作伦理和社会准则究竟还会持续多久？另一方面，与丸山仍站在“现代性”的立场的质疑不同，80年代的贝拉的反思是：本书的最大弱点乃是他所应用的现代化理论存在着不足，他承认他写本书的当时，未看到财富和权力的无止境的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个完善社会的产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必须的条件。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是现代化病状的根源。作为手段的财富和权力现在已经成了目的，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原来作为目的的宗教价值的一种颠覆。假如现在再做一次对目的的颠覆，即把现在作为目的的财富、权力重新变为手段，那又会怎样呢？这是贝拉最后提出的问题。 JOeeGpzaijwpQoSz4Et+gMx1LdxAt6SOhHouQ7DM8+6LioP31zaf6Z3Rqq5KIa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