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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的概念，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关怀与个人无关，仍然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和功能立场，正像我们自上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便是对于儒家文化的严厉态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就理直气壮地质问过：难道经书能帮助我们抵御外患吗?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轻蔑地质问：难道儒学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吗？如前所说，“后文革时代”初期的封建主义批判不但不能执行清理文化激进主义的任务，反而使自己表现为某种文化激进主义，但并未对传统提出真正的挑战。甚至于，“文革”的暴烈批判也并未在文化心理上造成对儒学的真正怀疑。这是由于它们都未能真正使儒学进入人的问题意识。而“儒学能促进中国现代化吗？”不仅揭开了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处于尴尬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40年来儒学遭遇的真正挑战。从功能角度丧失了对儒学的信任，本来是近代中国人的通习，现在加上了引进的从韦伯到帕森斯对儒家伦理从经济功能上的批判，更强化了知识分子在功能坐标中判断文化价值的倾向。在内外比较的强烈反差中，最容易滋长“全盘西化”的主张，当这种主张变成一种民众的普遍心理时，文化激进主义的再次当道就毫不奇怪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的否定在整个“文化热”中仍占主导地位，《河殇》及其影响显示了文化激进主义在本世纪达到了第三次高潮。
“后文革时代”，传统的关于“传统”的提法对知识分子已没有很大说服力。“文化热”的开展及其论点与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如：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从中西到古今的文化争论，两者都内在地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紧张为主要动力，且都以激进主义为主流；两者都含有推进社会改革的现实指向；两者不同程度地都涉及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最后，与“文革”不同，两者都是由知识分子所推进的文化运动。
无论从规模、水准、影响方面来说，“文化热”都远远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当然是由于民族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现代化传播手段日益普及，又吸收了5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它的文化引进的工作对学术界的推动作用将不可估量，它的文化反思也在消化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讨论的基础上把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推进了一步。尽管激进主义的情绪与观念在“文化热”中仍居主导地位，但自1988年后到1989年纪念“五四”70周年，多元的“文化保守主义”（姑且仍用这一学术界多所采用而并不理想的概念）在学理上逐渐显示出对于激进主义的优越性。文化引进的工作按照其计划只是草创了开端，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的工作刚刚起步，这都显示着80年代末以后文化运动将沿纵深获得更富成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