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对于不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无可否认，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行天下的历史。在传统中国文化环境中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出现，但儒家学说的权威尤其是其中“中庸”的观念制约着激进主义的发展。近代激进主义的发展当然和民族危机有重要联系，使忧国忧民的知识阶层难免有“急症等不得慢郎中”的迫切感，而儒家思想在富国强兵方面的无能为力，引致了它的权威在近代的急剧失落，激进主义在没有任何制约之下发展起来，也是一个原因。

儒家思想的权威不完全是自然失落的，也同时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抉择。湖南人谭嗣同高呼“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把矛头直指一切伦理——宗教传统；20世纪20年代湖南人毛泽东疾呼“冲决罗网，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无疑还有着谭嗣同的印记。“冲决罗网”也成了60年代红卫兵运动祭起的法宝。“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当然不是“五四”的直接产物，它与5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态势及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态的判断直接有关。但是虽然毛泽东在1966年时达到了他的权威的顶点，而他所以能发动起亿万群众参与的巨大运动，不是仅仅依凭个人的权威，也是由于在他的口号和思想中具有易为青年和大众所接受的东西。换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与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指反官僚体制的情绪，也包含了当时大众心中所盲目接受的“五四”遗产。谭嗣同要冲决一切伦理——宗教的罗网，陈独秀在文化上反对“旧伦理、旧宗教、旧文学、旧艺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口号也正是“破四旧”，即根本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口号以及它所支配的暴烈行为中体现的思想方式，把“新”与“旧”断然割裂，正是“五四”时代批评家们的有特色的论点。“文化大革命”前期的这些思想现象与其说来自毛泽东个人，不如说是“五四”精神更片面的发展，这从“文革”只允许纪念“五四”和鲁迅便可见一斑。由于“文革”片面地、过度地发展了“五四”不科学的一面，又加上行动的主体——青少年学生和对文化问题缺乏分析能力的工农大众，被非理性地鼓动起来，其破坏性是不言而喻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把鼓吹批判和破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把破旧才能立新视为宇宙的普遍法则，文化激进主义挟政治之威，畅行无阻地达到了第二个高潮。

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背景与含义仍不十分清楚，其动机最初也许重点在批林，而就全国运动的实际开展来看，重点却在批孔。崇法批儒固然可以在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中找到若干根源，但这里涉及的是根本性的文化问题，不可能像“破四旧”那样以个人的权威和简单口号动员社会。以儒家为保守，以法家为进步，平心而论，除去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政治性语言不论，此说不失为对思想史的一种见解，它把思想史置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互动来了解其发展，提供了处理思想史的另一视角。而“文革”的发动者之赞美法家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不是指他们与法家同样主张严厉的专政，而是指他们都以激进主义面貌出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如此。就“文化大革命”来说，批林批孔的确是它初始口号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如果要真正破除“旧文化”，那就必须从破坏孔庙、砸翻孔墓进而深入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从“文革”看“五四”，“五四”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之一就是把对于孔子与儒家的批判树立为一个知识分子认同的正面价值，使得在以后的70年中，除了极少数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外，多数知识分子，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批判孔子是一个积极的文化运动，这也是包括冯友兰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根本拒绝批孔的深刻原因。“五四”以后多数知识分子显然认为，不管“打倒孔家店”或彻底否定儒家的价值是否过激或偏颇，对儒家的批判是中国走向进步不可避免的一环，从而往往对激进主义持容忍的态度。这里可明显看到“五四”精神的误导。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起伏较大，不同阶段的口号与提法变异较多，激进主义的主导地位则始终如一。在文化上，“文革”激进主义表现为以下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第一，进步是绝对的，进步是在与传统彻底决裂中实现的。马克思所主张的新社会是通过对旧社会的革命实现的主张，孔德把科学看成扬弃宗教的进步的主张，都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观念有深刻影响。第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意识形态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在这种观念下，由于历史是生产关系不断变化、构建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的每一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都有适应其需要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因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的基础。这种理解完全排除了在以往宗教、道德、哲学中包括的对人类、社会、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第三，提倡“不破不立”，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过分强调批判与破坏的意义。对于社会革命家来说，这种提法是不难理解的，但在文化上，鼓吹以批判代替建设，把“破”本身当成目的，其结果只能是千百年积累的文化遗产变成废墟，民众文化意识极度贫乏，滋长起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轻浮浅薄的傲慢。这种崇尚破坏的激进主义与对于文化建设的专制主义相配合，成为文化沙漠的最有力的制造者。第四，早期和中期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文化问题的主要学理性资源，其基本思想是区分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取舍的标准则是“民主性”与“科学性”，这正是“五四”文化观影响的表现。这种观念承认文化遗产中有精华，而不是应当全部抛弃的糟粕，并不是激进主义。但是文化遗产中包含的哲学、美学、伦理、文学上有普遍价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典范下被承认，因而“科学”、“民主”并不能成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更不用说“科学”与“民主”的标准在了解宗教文化价值方面的无能为力了。因此，以“民主”和“科学”为批判继承的标准，与其他片面的运思方式相配合，仍然有可能导致激进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反驳资产者对共产主义要废除一切宗教道德的责难时雄辩地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真正说来，《共产党宣言》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反对者的宣战书，还不能充分代表成熟马克思对历史与文化的全部看法，但这“两个决裂”在“文革”后期成了观念、文化领域最流行的话语。不管“文革”的经验使得知识分子与民众对政治生活及现行体制产生何种看法，“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进一步得到强化，并自觉不自觉地变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3dCxzSUCFF5q74mwLXg0WMe5Fgy69cPEgGESSQ5wNJ1Q4cUOdlCsWdS8b80347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