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的文化批判中，儒家因为曾被意识形态化以服务于旧的君主政治体系而遭受到最严厉的批判。“五四”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还是启蒙作家、文学家，共同结成了一条反对儒家的“统一战线”，把儒家不适宜新社会时代的因素暴露无遗，在文化的近代变革过程中这不但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五四”批判家们之批孔批儒，着眼点是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伦理的领域。陈独秀们的“打倒孔家店”，虽然可以上溯到辛亥以前的反孔言论，而其直接原因是袁世凯、张勋在政治复辟的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这使得当时以维护共和为急务的革命派认定孔子或儒家与君主制有内在有机的关联，而与共和思想是势同水火的两极。从而“五四”前后打倒孔子的思想其根本目的在君权与共和的问题上，所有批判归结为“三纲”与君主制的联系上，期望以孔子偶像和权威的倒塌开始，彻底肃清君权意识，保障共和体制的发展。由此可以了解，陈独秀提倡的“伦理革命”，其主要点也在政治伦理方面。但是，这样一来，革命派的共识——“反对君主制必先批倒孔子”成为一个未经批判的假定，而且决定了陈独秀们从强烈的政治意识出发来对待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家必定只是片面的。因为儒家政治伦理的复杂内涵远不是什么“君为臣纲”所能代表或概括的，儒家伦理也并非仅仅是政治伦理。事实上儒家包容了个人道德自我修养、一般人与人之间普遍性伦理关系及人的生存意义的深度思考，而政治伦理在以“为己之学”为标志的儒家体系内远不占主要地位。君权并非儒家所以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对于儒家体系中与旧的君主制度适应的伦理观念及对政治化的“孔教”、“伪儒”的健康批判，不应简单扩展为对儒家整个体系和全部价值的否定。把尊君当做儒家政治伦理的代表，又把这种政治伦理当做儒家价值系统的全部或主要部分，是“五四”批判家的一个基本偏失。

新文化运动提倡启蒙和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其历史的推进、解放作用是众所公认的，而“五四”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盘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两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些显然失于偏激。“五四”全盘反传统思潮，在学理上有两个主要失误：一是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如陈独秀把热爱和平与崇尚文雅当作东方民族的劣根性，便是最典型的例证。真、善、美和人类的平等、友爱、和谐、互助的价值理想，以及表达这些价值的人文文化是不可能依照某一种外在的功效来衡量其价值的。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内在于人文文化本身来取得，不能因为唐诗、宋词或儒学、道家不具有某种实现政治经济目的功效，而否认其自身的价值。把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作为终极标准，并引入文化领域以判断传统文化，是“五四”时代一个基本偏失。二是不能正确了解近代文化中价值理性的意义。“五四”的基本看法是把西方恃以战胜东方的文明因素（科学与民主）当成了西方文明的本质或全体。然而，尽管西方近代文明通过启蒙运动挣脱了基督教会的约束，通过科学、民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西方文明之能够延续，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与发展，是与以基督宗教为形式的价值传统的连续性分不开的。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和其他转化形式仍然是西方近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五四”以来我们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伦理——宗教传统的连续性，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发性，不能有全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两点失误直至今天仍然被广大的热血青年重复着。 hTuF7cHViSPyRcupMiYYpsHNqj+pSz69bxPhwdb3sC2dnhGTAJFZQix4UnjzIj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