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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鸦片烟毒的来源可追溯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1600—1858）是英国在东亚实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
1786年，英国议会进一步规定，东印度公司对于航行于中国领有执照的港脚商人有充分的管辖权力。在1767年之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仅200箱，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这一毒品的始作俑者即为东印度公司。
1773年，经英国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的建议，东印度公司开始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在澳门西南海湾下碇的轮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1794年，公司又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附近，作为新的鸦片堆栈。鸦片的入口量随之迅速增加，至1796年进入广州的鸦片已有1 070箱，在当地商行中公开发售。清朝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下令裁去海关的鸦片税额，完全禁止鸦片进口。在这之后，东印度公司选中了澳门作为向中国内地走私鸦片的重要集散地。
1797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印度的鸦片生产。虽然它当时已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伪善地禁止公司自己的轮船经营鸦片的买卖，但在公司发给与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违者处以罚金。这就是说，东印度公司特许港脚商人继续推销东印度公司自产的鸦片。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 000箱。
从19世纪开始，东印度公司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贩卖鸦片有惊人的暴利，1813年，印度上等烟土每箱的成本是237卢比，而东印度公司在市场上的拍卖价（含出口税）是2 428卢比，每箱可获毛利2 191卢比。按当年输入中国的约3 800箱鸦片计算，总毛利当在832万卢比以上。
1805年，东印度公司与澳葡当局为了争夺鸦片利益发生了公开冲突。这年东印度公司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葡萄牙商船强征20％的货税，澳葡当局立即报复，不准任何非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卸下鸦片。后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即英国人在澳门贮存、销售鸦片必须雇请葡萄牙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应当按照鸦片销售量提取一定数量的佣金。
1816年，英国在印度开放了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仅仅限于茶叶贸易一项，这就大大推动了走私商人的活动。1817年，印度“公班土”（上等烟土）每箱拍卖价是1 785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高达2 618卢比，可获利833卢比，折合洋银400多元。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偷运进中国的鸦片数量直线上升，1820年为5 147箱，1821年为7 000箱，1824年为12 639箱，1834年达到21 785箱。同时由于清政府方面的禁烟，鸦片堆栈从黄埔、澳门转移到珠江口的伶仃岛附近洋面。
1834年4月22日，根据英王威廉四世的敕令，东印度公司买卖中国茶叶的特权被取消了，而且一切商务必须完全停止。马克思指出：“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
继东印度公司以后，在中国继续偷运贩卖鸦片的是一些英国、美国的洋行。其中，最大的一家是英国的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是英国港脚商人查顿和马地臣在1832年正式开办的，其前身是1828年开办的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1784—1843），外科医生出身，先是在东印度公司往来广州和英国间的货船上充任医师，由此熟悉中国情形。19世纪20年代初，查顿来到广州贩运鸦片，“盘踞粤省夷馆历20年之久，混（诨）号‘铁头老鼠’”。
这一诨号源于某一次当他代表英国商人请求两广总督开放贸易时，头被掉下的竹竿打了一下，然而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据1839年2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奏报称，查顿“来粤贸易已十有余载。其初资本甚微，既合众夷之财，以操奇赢之术贾逾三倍，驯至坐拥厚资，无与比数。趸船所贮鸦片多半系其经营。该夷仍坐省照料。奸夷效尤，因以日甚。虽数十年来卖烟不自该夷始，而该夷实为近年渠魁”。
1828年，他和马地臣合组的公司年走私鸦片6 000箱，获利10万英镑。1832年，怡和洋行开办后，该洋行派出的鸦片船当年就开到了辽东湾。次年查顿又指使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乘船北上，卖掉了价值53 000英镑的鸦片。1836年11月，广东官府决定驱逐查顿，但他借口清理账目又在广东逗留了两年。查顿曾经夸耀过“走私鸦片，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毛利可高达1 000银元。然而，当他被中国官方驱逐后就凶相毕露，在1837年11月公开提出，派遣更多的武装的欧洲船只到中国沿海兜售鸦片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1839年1月27日，查顿为了逃避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通缉，从广州逃到澳门。1月30日，搭轮船回国。
怡和洋行的另一个老板马地臣（1796—1878），生于苏格兰。他先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协助叔父经商，1818年来到广州，在这之后一直在广州和澳门贩烟，并开始在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走私活动。1821年11月，他的三艘鸦片走私船“米罗普”号、“胡兰”号、“犹金尼”号遭到两广总督阮元的罚款惩处，并被勒令驱逐出境。两年以后，他又派船驶往福建泉州。1828年，他与查顿合组公司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鸦片生意，专门在澳门创办了《广州纪事报》，每期公开登载鸦片行市的信息。1829年至1830年间，查顿马地臣公司经销鸦片5 000箱，价值450万美元，约占同期中国进口鸦片总数的1／3。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后，建立起一支专门在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走私的船队，其中，“红色海盗”号、“气仙”号、“发尔康”号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几艘鸦片飞剪船。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东实施禁烟时，马地臣留在广州顽抗，4月间，一度在广州商馆中被困。后来，他被迫交出鸦片7 000箱，被林则徐驱逐出境。
查顿回国后，拿了在华英国鸦片贩子集资提供的活动经费，到伦敦向政府施加影响。1839年9月下旬，他带了不少有关中国沿海的地图等情报资料，秘密会见外交大臣巴麦尊，讨论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细节问题，并竭力建议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除了广州外再开辟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商埠。在这之前查顿还向无耻文人瓦伦尔提供资料并进行资助，写了一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鼓吹对华进行军事报复的小册子《鸦片问题》，在英国上、下议院广为散发。根据查顿等人的提议，巴麦尊于10月1日的英国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发动侵华战争勒索鸦片赔款的计划。该计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先后被英国政府、议会所认可。因此毫不夸张地讲，查顿等鸦片贩子是鸦片战争的策动者之一。作为百万富翁的查顿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马地臣被封为爵士。1842年，马地臣用卖鸦片赚来的黑心钱买下了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将其辟为私人庄园。
鸦片战争以后，怡和洋行从澳门迁至香港，成为向中国内地推销鸦片的重要批发部。1843年1月，璞鼎查为了欺骗舆论在香港发布命令称：“鉴于中国皇帝的谕令和法律已经公布鸦片贩运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臣民从事这一贸易，将不会得到女王陛下的领事和其他官员的保护和支持。”
马地臣很快领悟到这一命令的实质是向英国公众表明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毫无干系。因此，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公使发表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布告，等于零！是说给英国的圣人们听的。亨利爵士（即璞鼎查———引者注）绝不会想到要去执行它，而且私下肯定会把它当作一个绝妙的玩笑。不管怎么说，他准许鸦片在香港上岸和存放。”
五口通商之后，怡和洋行的“开路者”号很快出现在厦门的海面上。
在英商中仅次于怡和洋行的是以颠地为首的宝顺洋行。其前身是1832年组建的颠地行。颠地是“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此人“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
因此他是林则徐准备查拿严办的贩烟要犯。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颠地仍在广州不走，组织煽动鸦片商人破坏禁烟。颠地的上述活动得到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公开支持。1839年3月下旬，义律乘快艇抵达广州，企图接走当时被困在商馆中的颠地。不料当天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包围商馆，切断商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义律此行没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颠地被迫交出鸦片1 700箱，并在具结永远不敢再来的甘结后才得以离开广州。
宝顺洋行拥有一些在华走私鸦片的快艇，其中，有“水妖”号、“伊芒特”号和“韦德·戴雷尔”号等。鸦片战争结束后，宝顺洋行并没有停止鸦片贩卖。1850年，该洋行的“阿美士德勋爵”号三桅帆船停泊在厦门港湾。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第三大的洋行是美国鸦片贩子开的旗昌洋行。该行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从30年代起，旗昌洋行为了便于武装走私，购置了一批美国特制的鸦片飞剪船，其中，有“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羚羊”号等，大规模地从事中国沿海鸦片走私生意。有一个飞剪船上的职员写道：“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流氓式的中国人较量一番，一两艘官船决计把我们赶不出航线。”
1837年，在旗昌洋行同类船只算是较小的注册吨数为150吨的“玫瑰”号把“一批在广州卖妥的鸦片运到南澳交货，并且有另外若干箱鸦片烟带去试卖。整船的货差不多有三百箱，广州价格是30万元”
。当它驶抵南澳岛时，与两艘中国战船遭遇，亨德等美国烟贩按惯例向中国官员行贿，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亨德（1812—1891），1825年来华，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广州代理处当学徒。1829年，在旗昌洋行任职；1837—1842年，是该洋行的合伙人。此人在华从事贩鸦片生意历时40年。他曾振振有词地自我辩解，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么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
对于这种烟酒并论说，英国的有识之士大不以为然，并曾加以驳斥。1939年，英国人地尔洼在伦敦出版了《鸦片罪过论》，作者在论述鸦片之害时征引了不少中英图书，其中有一本《对华贸易论》是一英国商人在1836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书中指出：“鸦片害人之深，远非酒所可比拟。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还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使长久吸食的人，麻木不仁，缺乏意志。”
另一个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在1847年在伦敦出版的《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一书中进一步写道：“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奉牺牲品。”
但财迷心窍的旗昌洋行的鸦片贩子们是不会把这些正义之言听进去的。当中国政府发出禁止贩烟的布告后，该洋行仍我行我素，照亨德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并不管这些官样文章，我们只决心做买卖、划船”，“像以前一样，继续出售洋药”。
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旗昌洋行后来居上，它在广州的地位已超过了企图联合垄断鸦片走私的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
五口通商以后，怡和、宝顺、旗昌等大洋行都在吴淞设有自家的趸船。在1845年仅怡和洋行就有趸船14艘。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驻宁波领事罗伯聘均是该洋行的“好友”。宝顺洋行也不甘落后，在一段时间内，英国驻宁波领事的收入由该洋行完全供给。
旗昌洋行的大股东祁理蕴索性当上了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首先作俑”，“开走私漏税之端”。
在这些领事的关照下，外国洋行商人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根本不管什么关税不关税。
1855年8月，上海道台在税务司李泰国的配合下查获了25箱走私鸦片。鸦片贩子竟然聚众闹事。这时美国领事会同英国领事以海关税务司提名人的身份在会审公堂上控告税务司越权，结果赵德彻只得发还鸦片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