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要想生存于世界上，都必须融入社会，与他人打交道。事实上，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社会。因此，为了融入社会，就必须与人沟通交流。唯有沟通交流，个人才能获得相关资讯，获得他人的帮助，与他人展开协同行动，由此推动事业发展、社会进步，获得人生幸福。

那么，如何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呢？当然，方法与途径有多种，但最直接、最有效的恐怕还是语言（包括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既然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这一工具与人沟通交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可惜，长期以来面对这一人生重要课题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了，至少可以说是重视不够。正是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想在大学建立起一门独立的通识课程，这门课程就是“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

由于这是一门全新的大学通识课程，无复傍依，除了要解决相关的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外，还要首先廓清关涉到的相关学术术语的概念内涵。廓清相关学术术语的概念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术语概念予以“正名”。

“正名”也许有些费词，却有必要。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著名的“正名”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论语·子路》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先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孔子之所以最喜欢讲名分，并明确地提出其“正名”学说，“是感于当时周公法度与礼制崩坏的情势，而力图兴礼乐、明法度、慎刑罚，修明政治以回复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其所谓‘名’，并不是‘坚白论’之类的概念之名，也不专指书面文字，而是‘刑名’‘爵名’‘文名’等之‘名’。他认为，‘名’若不能反映客观实际，言论苟且，‘名’‘实’混乱，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所以，他在卫国不得志而返回鲁国修《春秋》时，在其‘正名’思想指导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其辞‘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预《左传序》），每每褒贬系于一字。由此可见，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其原始动机是从政治上讲名分” 。也就是说，孔子讲“正名”，不为别的，乃是为了纠正被春秋时代乱臣贼子弄颠倒、弄混乱的“刑名”“爵名”“文名”等，最终目的是“克己复礼”，恢复已然崩坏的周公礼法，重新回到其所向往的但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的“天下大同”的社会。尽管孔子的这一理想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他“正名”的目标在那个旧秩序已然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乱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的“正名”思想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都讲究“师出有名”；中国人嫁娶，则讲究“明媒正娶”；中国人做事，无论是为民造福的善事，还是假公济私的坏事，都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叫“名正言顺”；我们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写学位论文，都要用一章的篇幅大讲论文选题的意义、缘由等（其实，根本不必要。既然是作学位论文，这选题肯定有意义，何须再论证），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孔子“正名”思想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汉民族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正名”情结的体现。

既然“正名”是如此重要，那么在这部发凡起例的《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教材中，我们就有必要在本章开宗明义地将相关的概念及其理论问题、本教材所要涉及的主要内容等，作一个清楚的交代。这样，才能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将本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讲清楚、说明白，让读者可以信服并有所收获。否则，便如孔夫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言不顺”，则必难以自圆其说，不能让读者诸位信服。 gbL4fSQW7WyeggZdmI9r3sUVwETStJpNo12VRXWmHj4O3vU+pJYKrhq8fSY6lq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