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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与受交际者有时并不是处于同等地位。如果在交际活动中，受交际者的社会地位或伦理辈分高于交际者，那么言语交际者（或曰沟通者）通过言语交际意欲实现的人际沟通，便是一种“上行沟通”，因为交际者沟通的对象是上指的。
“上行沟通”，在人类社会中始终是存在的。虽然西方社会一直高唱“众生平等”的口号，但事实上人类社会过去、现在或未来都是存在着等级的。即使能撇开这一层，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社会伦理辈分的存在。因此，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只要人际沟通还需要，那么，言语交际中的“上行沟通”就会存在。
“上行沟通”，从逻辑上看，主要包括晚辈与长辈的沟通、下级与上级的沟通两大类。从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来说，晚辈与长辈之间进行的“上行沟通”，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坚持“真诚”与“礼貌”原则，这种“上行沟通”一定会很顺畅。下面我们不妨看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各是一个小学生与其母亲的对话：
［傍晚6：30，母亲正在厨房炒菜。］
女儿（嗲声嗲气）：妈，您正在忙啊！想跟您说个事呢。
母亲：乖女儿，说吧。
女儿：下个礼拜学校要去春游，您说我要不要参加？
母亲：哦？好事啊，怎么不参加？出去走走，看看“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多美啊！
女儿：妈真有学问！不过，美是美，老师说每人要交100元钱。
母亲：没关系，交啊！
女儿：那……
母亲：我这正忙着，你自己到抽屉里去拿吧。
女儿：谢谢妈！
母亲：好好写作业，待会爸爸回来就可以吃饭了。
［星期天，母亲正在家里打扫卫生。］
儿子（粗声粗气）：妈，拿100块钱来。
母亲（不满地瞅了儿子一眼）：又要买点卡了？你的成绩都垫底了，还要玩游戏呀？
儿子（高声）：谁说我要买点卡了？
母亲：那你要钱干什么？
儿子：下个礼拜学校要去春游，大家都要交费呗！
母亲：那你早说呀？
儿子：你让我说了吗？
母亲：如果你刚才跟妈说，妈，学校要春游，每人要交100元钱，我能不答应你？
儿子：……
母亲：找你爸去拿，我正忙着呢。
儿子（嘟囔着）：不就100块臭钱嘛，不给就算了，我不去还不行吗？
这两个例子，是笔者在一次初一学生家长会中跟人说起男生与女生的差别时，两位家长主动现身说法而提供的事证，是第一手“上行沟通”的例证。
我们看第一例，发现那个小女生跟其母亲的“上行沟通”非常顺畅，也非常愉快。但是，第二例中的小男生与其母亲为了同样的一件事而进行的“上行沟通”，则是相当不顺畅、不愉快。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例的情景对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原因。第一例的交际
者，即那个乖巧的女儿，第一句话不是要钱，而是先提及妈妈的辛苦，然后再以商量的口吻试探性地提出要求，所以一开口就赢得了母亲的好感。这样，接下来的进一步沟通（即要钱），自然就变得容易多了。与此相反，第二例中的交际者，即那个叛逆的小男生，由于平时在母亲眼里印象不好，加上沟通时第一句话使用了祈使句，以命令的口吻让其母亲拿钱，违背了社会人伦规范，结果造成母亲的不快，由此产生母子误会，遂使一件简单的小事沟通变得非常困难。
由上面两例，我们可以看出，“上行沟通”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上行沟通”，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是，如果作为交际者的晚辈在言语交际中始终坚持“真诚”“礼貌”原则，即“真诚”地陈述事由，“礼貌”地出言措辞，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上行沟通”一定会非常顺畅。反之，可能比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上行沟通”还要困难得多。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上行沟通”，一般都是发生于母子、父子、兄妹、姐妹等之间，而他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在言语交际与沟通中就会因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导致在“礼貌”原则的把握上有所轻忽，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上行沟通”中的第二类，是下级与上级的沟通。这类“上行沟通”，相对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或是无血缘关系的上下辈之间的沟通，事实上要复杂得多，而且也难得多。因为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到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处于弱势地位的交际者的前途命运。如果交际者是在公司、工厂等企业单位混事，“上行沟通”不顺畅，会影响其饭碗；如果是在官场或事业单位供职，则会影响到职位升迁。因此，上下级之间的“上行沟通”就显得格外重要，任何身处其间的交际者都必须慎重地对待。
上下级关系的“上行沟通”比较复杂，对于交际者来说要处理得好是有难度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权威早已消解殆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微妙，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交际者稍不注意，就会因为对上级内蕴的抵触或不屑情绪而产生言语冲突，进而影响“上行沟通”的顺利进行。尽管如此，只要交际者坚持“内存敬意”“外出婉言”的原则，上下级之间的“上行沟通”还是能够顺畅进行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两个结果相反的案例：
职员：经理，今天我有点急事，不来了。
经理：今天公司有很多重要业务要处理。
职员：但是，我今天确实是有急事啊！
经理：那你昨天怎么不事先打招呼呢？不然，我会事先安排别人顶替你的业务。
职员：不是急事嘛？我又不是神仙，怎么能未卜先知？
经理：如果大家都以有急事为借口，公司还要不要运转了？
职员：谁家里能没点急事？
经理：当然。那你就以家为重吧。（重重地扔上电话。）
职员：经理，您好！非常抱歉，今天家里有点急事，实在没办法，只能向您请假了。
经理：可是，今天公司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要你处理啊！
职员：经理，这个我知道。不过，经理啊，我的情况您也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从不在紧要关头向您开口请假。您一向都非常关照我，我也不忍心在紧要关头给您添麻烦。
经理（犹豫了一下）：那这样吧，你给小王打个电话，将你准备好的材料发给她，我再跟她打个招呼，让她辛苦点，今天替你挡一阵。
职员：经理，您真是体贴下属的好领导！太感谢您了！改天请您吃饭。
经理（愉快地轻笑了一声）：别拍马屁了。那就这样吧，拜拜！（轻轻地挂上电话。）
以上两例，都是笔者一次跟几位朋友喝茶闲聊时，谈到60后与80后两个年龄段的人在为人处世上的差异，一位朋友说到自己那位在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大中华区做高级主管的太太跟属下两个女职员的电话沟通事例。两例的内容都是有关职员向经理请假的事，情节也一样。两个职员都是女性，所面对的则是同一个经理。只是前一例中的女职员是一个80后的新职员，后一例中的女职员则是60后的老职员。
其实，下级向上级请假，乃是稀松平常之事。不论是公司，还是机关或事业单位，也都会天天碰到。下属与上司“上行沟通”，更是绕不过去的事。为此，每个身处下属地位的交际者，都必须重视“上行沟通”。如果言语表达不得体，那么“上行沟通”就会出现问题，即使是请假这点小事，也极有可能会出现不顺利甚至非常糟糕的结果。反之，如果言语表达得体，“上行沟通”就会非常顺畅，事情就会办得顺利。
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例职员向主管经理请假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例中的职员与其主管经理的“上行沟通”是非常失败的，第二例则非常成功。之所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交际者（职员）在坚持“内存敬意”“外出婉言”的原则时表现有所不同。在前一例的情景对话中，那位80后新职员由于没有摆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地位，跟经理说话时直来直去，而且说话的口气太过生硬（也就是没有“外出婉言”），这就给受交际者（经理）一种错觉，以为她目中无人，最起码是认为她跟自己说话时没有“内存敬意”。因此，作为受交际者的经理必然心生抵触情绪，使80后新职员的这次“上行沟通”出现了梗阻。与之相反，第二例中的60后老职员，她与经理沟通时，未言事而先道歉，让经理无由生发抵触情绪。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伸手不打笑脸人。”下属未说出请假事项时，她已经明白请假的不妥，作为上司即使要驳她的不对，也难以启齿了。当老职员又叹苦经（“不是万不得已”），又表感激（“您一向都非常关照我”）时，作为受交际者的经理更被交际者（老职员）的“外出婉言”所软化，不得不同意她的请假要求，因为交际者（老职员）的“外出婉言”体现出了对受交际者（经理）的“内存敬意”。然而，更妙的是，当交际者（老职员）的“上行沟通”顺利完成后，又说了一句：“经理，您真是体贴下属的好领导！太感谢您了！改天请您吃饭。”从言语交际学的角度分析，这话绝对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虽然受交际者（经理）明知她是在“拍马屁”，但这个言语行为本身却鲜明地体现了交际者（老职员）“内存敬意”的心态，这当然会让居于上位的受交际者（经理）心里异常舒坦。洞悉人性的弱点，攻破他人的心防，“上行沟通”何难之有？
“上行沟通”，只要掌握好上述所提及的原则，其实并不是很难。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等级观念的淡化，人际交往与沟通都显得较为轻松了。应该说，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是晚辈与长辈之间的“上行沟通”，还是下级与上级之间的“上行沟通”，其实都是较为容易的。这与中国古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中国古代，由于极权制度下的等级观念非常明确，封建礼法制度非常严格，因此晚辈与长辈的“上行沟通”，下级与上级，尤其是臣对君的“上行沟通”，就困难得多了。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即使是在中国封建时代那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交际背景下，如果掌握好“上行沟通”的基本原则，仍然会有很好的沟通效果。例如：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
这段历史记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臣与君“上行沟通”的例子。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后宫，恨恨地说道：“一定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一听，觉得奇怪，就问要杀谁。唐太宗说：“还能有谁？就是魏征呗，他老是不给朕面子，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侮辱朕！”
长孙皇后听了，没说什么，默默地退到一边，回到内室。过了一会，她穿了一套举行大典时才穿的礼服，站在了后庭，出现在唐太宗面前。唐太宗大吃一惊，忙问缘故。长孙皇后见问，遂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妾听说，君主开明，大臣就正直。而今魏征正直，诤言谏君，这都是因为陛下您开明的缘故啊！主明臣直，妾怎敢不表示祝贺呢！”唐太宗一听，顿时大为高兴。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事实：一是魏征与唐太宗的“上行沟通”不成功，让唐太宗起念要杀他；二是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上行沟通”非常成功，不仅救了魏征的性命，而且让唐太宗非常高兴，从此对魏征信任有加，并非常倚重，这对唐太宗后来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无疑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那么，为什么面对同一个受交际者（Communicatee）唐太宗，交际者（Communicator）魏征的“上行沟通”失败了，而另一个交际者（Communicator）长孙皇后却成功了？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际沟通结果，其原因究竟是与受交际者有关，还是与交际有关呢？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之君，也是有为之君，其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对于“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得以开创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是与唐太宗知人善用、察纳雅言有极大的关系。了解历史者都知道，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多次建议李建成先发制人，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为帝，非但没有诛杀魏征，反而对他信任有加，任之为谏官，并经常主动向他询问政事之得失。
由此可见，魏征与唐太宗的“上行沟通”失败，责任肯定不在受交际者唐太宗一方，而在交际者魏征一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魏征生性耿直，唐太宗李世民对他又特别信任。他对唐太宗执政中的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以前都能坦然受之。这样，说话本来就不会婉转其词的魏征，就必然会在唐太宗的“纵容”下说话直来直去，以致有时忘了君臣之分，进“忠言”而“逆耳”，让为君者李世民颜面尽失。如果魏征在进“忠言”时，言语交际讲究点策略，那么以唐太宗之开明，肯定会欣然接受，不至于气得牙痒，起念要杀他的。
同样是面对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受交际者，另一个交际者长孙皇后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与李世民是夫妻关系，就感情的亲密度而言，肯定超过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但是，她是一个懂得分寸的女人，她知道李世民与自己虽是同床共枕的夫妻关系，但同时也是君与臣的关系，君臣之分不可逾越。再则，她也知道女人不能干政的规矩，所以她在劝谏丈夫李世民饶恕魏征时，就特别谨言慎行。她没有倚仗自己与李世民的夫妻关系，直言进谏：“魏征是个直性子，他说话难听点，但都是为了您好，为了国家好，您不能怪他。”如果是这样说了，这便是犯了女人干政的大忌，不但保不了魏征，恐怕自己的皇后地位也难保。长孙皇后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事实上没有这样直来直去地进言，而是先穿礼服，让唐太宗觉得奇怪而问她，然后被动回答，并且采用“折绕”的修辞法，通过表扬唐太宗的开明来为魏征的正直与直言开脱，从而让唐太宗从情感上欣然接受她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道理只有一条，但讲道理的方法却有无数条”。会不会讲道理，事实上是需要技巧的，也是要有智慧与策略的，而古代臣与君的“上行沟通”更是如此。
时代不同了，人的观念也不同了。现在没有皇帝了，也没有绝对不可冒犯的权威了，但是“上行沟通”仍然要继续。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把握好“上行沟通”的原则，注意言语交际的策略，讲究表达的技巧。这一点，恐怕永远也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