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礼权教授是语文学界海内难觅的奇才，是中国修辞学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2014年被选为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吴礼权教授的古汉语功底非常深厚，在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造诣卓尔不群，同辈望尘莫及，许多前辈学者也自叹弗如。礼权教授还谙熟英语与日语，熟知东西方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使他写出《中国语言哲学史》《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等拓荒之作，成为这四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与学科奠基人。他在修辞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在学界人所共知。

礼权教授思辨酝酿了十多年，完成了《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这部语言学理论著作。该书直面中国人的语言生活现实，独具慧眼地观察人们日常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方方面面，从语言表达的实际出发，高屋建瓴地把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指向类别区分为“上行沟通”“平行沟通”“下行沟通”等三大类，周密细致地把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目标类别区分为“请托”“示好”“传情”“宣泄”“博弈”“讽刺”等十二小类，把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过程划分出“称谓”“上题”“言事”“收结”等四个因子，论述了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所要关注的四大情境要素：“角色”“时机”“场合”“心理”，提出了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三个基本原则：“知人论事”“友善合作”“讲究策略”。为了验证该书建构的理论及其体系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作者特设三章，分析四十五个具体案例，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分析文本，既具体印证了自己的理论，又让读者从中真正领悟到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应把握的规律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达到“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目标。

可以说，礼权教授《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一书建构的言语交际学理论体系非常严密，也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同于大学“普通语言学”课程的理论体系，也不同于目前中国语言学界流行的西方语用学体系，更与汉语修辞学体系拉开了距离。这崭新的学术体系，是礼权教授十几年来独立思辨的结果，这一学术体系的诸多支撑理论，也是礼权教授提出的创新成果，踔厉风发，无复傍依。礼权教授联系汉民族日常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实际，又总结了中国古代贤达的语言实践经验，因而理论创新的基础特别扎实，说服力特别强。该书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由于都是深深植根于汉民族的语言生活，所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必将有力地推动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实践的结合，促进中国语言学理论创新与语言学教学理念的革新。

吴礼权教授是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历史小说作家，礼权教授那样优美生动的文笔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因而我们读他的书，既能时时受到其闪光的学术思想的启发，为其见解之精辟而击掌赞叹；又能从其优美的文笔中领略到汉语之美与语言表达的智慧，获得美的享受而陶醉。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感到我此言不虚。

以上是我2013年8月28日为礼权教授的这部著作所写的序中所言。三年不到的时间，果然如我原来所言，礼权教授的这部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全国各大高校竞相采用的大学通识教育专用教材，嘉惠了全国万千学子。现在，礼权教授根据近三年来全国各高校教师反馈的信息，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一些中外现代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的鲜活例证。此次修改，除新增了大量的课后练习外，还增加了15个中外现代的案例分析，使原先的30个案例分析增加到45个，展示面更广，且古今中外兼顾。我相信，这次的修订将会更有利于教学，更会深受全国大学师生的欢迎。

今天我敢在这里再次预言，要不了多少年，礼权教授的这部《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将会有第三版、第四版或更多版问世，可望成为全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一流教材与经典教材。

马庆株
2016年3月31日
南开大学龙兴小区寓所

［注：马庆株先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修辞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原会长。］ l5/Ub1w6Do+KaV2w20Q0zFzxuVaGa+oDIgl67Wv0rYzNfhVERJtF6p8EejJitsv2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要想生存于世界上，都必须融入社会，与他人打交道。事实上，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社会。因此，为了融入社会，就必须与人沟通交流。唯有沟通交流，个人才能获得相关资讯，获得他人的帮助，与他人展开协同行动，由此推动事业发展、社会进步，获得人生幸福。

那么，如何实现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呢？当然，方法与途径有多种，但最直接、最有效的恐怕还是语言（包括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既然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这一工具与人沟通交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可惜，长期以来面对这一人生重要课题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了，至少可以说是重视不够。正是基于对这一现状的认识，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想在大学建立起一门独立的通识课程，这门课程就是“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

由于这是一门全新的大学通识课程，无复傍依，除了要解决相关的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外，还要首先廓清关涉到的相关学术术语的概念内涵。廓清相关学术术语的概念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术语概念予以“正名”。

“正名”也许有些费词，却有必要。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著名的“正名”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论语·子路》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先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孔子之所以最喜欢讲名分，并明确地提出其“正名”学说，“是感于当时周公法度与礼制崩坏的情势，而力图兴礼乐、明法度、慎刑罚，修明政治以回复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其所谓‘名’，并不是‘坚白论’之类的概念之名，也不专指书面文字，而是‘刑名’‘爵名’‘文名’等之‘名’。他认为，‘名’若不能反映客观实际，言论苟且，‘名’‘实’混乱，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所以，他在卫国不得志而返回鲁国修《春秋》时，在其‘正名’思想指导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其辞‘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预《左传序》），每每褒贬系于一字。由此可见，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其原始动机是从政治上讲名分” 。也就是说，孔子讲“正名”，不为别的，乃是为了纠正被春秋时代乱臣贼子弄颠倒、弄混乱的“刑名”“爵名”“文名”等，最终目的是“克己复礼”，恢复已然崩坏的周公礼法，重新回到其所向往的但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的“天下大同”的社会。尽管孔子的这一理想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他“正名”的目标在那个旧秩序已然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乱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的“正名”思想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都讲究“师出有名”；中国人嫁娶，则讲究“明媒正娶”；中国人做事，无论是为民造福的善事，还是假公济私的坏事，都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叫“名正言顺”；我们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写学位论文，都要用一章的篇幅大讲论文选题的意义、缘由等（其实，根本不必要。既然是作学位论文，这选题肯定有意义，何须再论证），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孔子“正名”思想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汉民族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正名”情结的体现。

既然“正名”是如此重要，那么在这部发凡起例的《言语交际与人际沟通》教材中，我们就有必要在本章开宗明义地将相关的概念及其理论问题、本教材所要涉及的主要内容等，作一个清楚的交代。这样，才能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将本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讲清楚、说明白，让读者可以信服并有所收获。否则，便如孔夫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言不顺”，则必难以自圆其说，不能让读者诸位信服。 l5/Ub1w6Do+KaV2w20Q0zFzxuVaGa+oDIgl67Wv0rYzNfhVERJtF6p8EejJits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