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文艺研究流动于不同的话语形态、描述结构中,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着具有差异的理论景观。电视文艺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从备受质疑到合法性确立的阶段,现在进入了多元化繁荣发展期。在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所谓本体,是指事物本身的原样。电视文艺的本体理论,就是关于电视文艺这一文化形态的性质、内涵、价值和功能的理论。针对电视文艺本体的研究,最初是由于回应质疑电视文艺合法性的外在环境和电视文艺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研究电视文艺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态首先要以电视剧艺术为切入点。1958年6月15日刊载于《光明日报》的《一口菜饼子》的报道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篇电视剧批评。而首次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阐释的理论文章是赵玉嵘的《电视剧浅议》。全文7 000余字,认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还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就“舞台剧的电视处理”以及“直播电视剧与电视剧影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而后研究视野从电视剧辐射至其他电视文艺节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文艺的快速发展,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电视文艺的通俗性、时空特征、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并且最终在电视文艺的声画系统、艺术属性和娱乐、教化、参与性、日常性的审美特征等方面基本达成一致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凤铸先生在《中国电视文艺学》中的论述。对于电视文艺的审美特征,该书先从其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独特传媒手段入手,具体分析了电视文艺的本质属性是电视的文艺,具有荧屏上视听结合、声画纷呈等四个主要特征;接着又用比较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展现了电视文艺区别于传统戏曲艺术、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进一步从电视文艺的特性认识中指出必须要提高节目的文化品位,并且从人文关怀和精品意识两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反思”
。
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改进,电视剧、电视综艺等节目的发展,电视文艺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对电视文艺发展历史的研究愈加显得格外重要。刘树林先生从政治、体制等社会学角度,兼顾电视文艺本身的发展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将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58—1965年)、停滞期(1966—1977年)、复苏期(1978—1979年)、发展期(1980—1988年)。后来的研究著作,如张凤铸主编的《中国电视文艺学》、高鑫和吴秋雅的《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等中对前三阶段的划分基本沿用这种分期,并介绍了各个时期电视文艺发展的基本面貌,同时侧重研究重要的电视文艺现象,对各个时期发展的典型特征予以阐释。对于第四阶段,随着电视文艺实践的推进,其年限、阐释内容方面有所增加。关于台湾电视文艺的发展情况,李献文的《台湾电视文艺纵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分为“戏剧篇”“综艺篇”和“主持篇”针对台湾电视剧、综艺节目和主持进行分期和论述,对台湾电视文艺的意识形态影响和节目艺术发展做了很好的梳理。
学界集中对电视文艺创作进行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电视文艺实践的要求下,大量的研究主要围绕电视技术研究、栏目和节目的创作研究、文艺节目的构成要素研究等方面展开。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电视专题片创作》(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电视文艺节目的创作》(游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广播电视文艺编导》(项仲平、王国臣,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电视剧编剧艺术》(宋家玲、袁兴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音乐电视编导艺术》(杨晓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电视剧理论与创作技巧》(陈晓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电视剧制片管理——从项目策划到市场营销》(陈晓春、张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著作从宏观角度或各种节目形态局部出发,或从策划、表演创作、经营、制片、管理等某一个环节入手,直接面对电视文艺实践,对电视文艺传播过程中运行的具体环节进行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的研究。
电视文艺是电视剧、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戏曲等多种节目形态的统称。研究每种节目形态的著作,诸如《电视剧原理》(曾庆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电视文学概论》(刘树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戏曲电视剧艺术论》(孟繁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综艺娱乐节目主持概论》(刘洋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何晓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以及各种以“电视艺术”命名的著作对各节目形态的专章专节的研究,皆主要从各种节目形态的审美特征、实践经验出发,极大地丰富了电视文艺研究的内涵。其中,电视剧是研究最为充分的电视节目形态,其中针对电视剧的类型与审美诸范畴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电视剧类型的划分是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曾庆瑞从文化学、审美学、社会学、叙事学、接受学、传播学共六个大的范畴对电视剧艺术文本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划分,最为学界所接受。而当下屏幕较流行的家庭伦理剧、历史剧、谍战剧、战争剧、都市剧等类型受到关注,研究一般从美学特征、生成的社会背景、受众接受度等角度切入,对叙述模式化、背景特定化、人物定型化的各类型剧进行独特解读。在电视剧审美范畴的方面,在情节、人物、情感等审美范畴,尤其在对情节进行叙事学上的分析和阐释方面出现了较多成果。
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关于电视文艺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深具见地之作,有开拓与创新之功。有的具有宏观视野与微观呈现,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美学、传播学等学科保持密切关系,相互借鉴,进行跨学科研究;有的从理论上厘清电视文艺的本质特性及其操作规律,拓宽了研究的思维空间和学术视野;有的针对当下电视文艺发展的问题,提出了改善的方法,观点新颖,具有操作性。可以说,一定的电视文艺研究阵营和风气已形成,但是,立足于现实需求和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现状考察,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1.我国电视文艺学论著不能很好地契合当今电视文化的教学实践与艺术实践
按照时间先后,我国出版了以下几部电视文艺研究著作:《电视文艺学》(刘树林、李泱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电视文艺学》(张凤铸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电视文艺》(何丹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张凤铸、胡妙德、关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电视文艺学导论》(王艳玲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些著作大多处于探索阶段,或只是简单的描述,其中张凤铸主编的《中国电视文艺学》被广为引用,是最全面、最具权威的一部。
然而,其中有些著作距今已有几十年,大量开拓性的电视文艺实践,尤其是21世纪以来出现的诸如真人秀节目、“百家讲坛”现象、综艺节目的娱乐化和产业化等大量新鲜节目和现象都无法得到论述和总结。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一些观点还需进一步厘清。此外,它们多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语态,对文艺节目和现象的描述性分析过多,在一定程度上讲,亦缺乏电视文艺创作规律和理论的沉淀与深化。
2.电视文艺研究生态严重失衡
纵览已有研究文本的内容分布和评判指向可发现,当下电视文艺研究内部的关注视域、价值尺度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从节目形态上来看,并非每种形态都能得到关注,其中电视剧研究可谓显学。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历史发展、情节叙事、审美文化、创作技巧、营销管理等进入研究视野,辐射至美学、文学、社会学、系统学等学科领域,显示出研究的光明前景与无穷潜力。相比之下,电视文学、电视戏曲、电视舞蹈等节目形态在研究数量和质量上都显得严重不足。这种研究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节目本身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和喜爱。接受的小众化,阻碍了实践经验的深广度积累和艺术的创新。从批评形态上来讲,批评文本多是零散化、片断化的。论文多为文本分析,着重探讨作品自身的艺术属性和思想属性,但对电视文艺的传播特点、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方面的关注较少,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以及针对审美价值的深度批评还不够。
3.没有形成属于电视文艺的话语系统,有借鉴而无建构
这种缺陷源于缺乏对传统批评话语的本体性转向以及对国外理论的本土化转化和建构。电视文艺研究从生成之初便与文学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现在仍被广泛运用于批评实践。中国电视文艺研究以文艺美学为理论支点,定属性为文艺批评。中国固有的批评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惰性,使得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没有形成立足于自身声画特性、艺术实践的批评话语,从而缺乏一种准确有力的剖析力,在后现代文化转型期无法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难以产生衍生意义的可能和潜力。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诸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学、心理学、文化批评等理论缺乏辨析和本土化转化,仅将其生硬地套用于电视文艺研究,造成不知所云的尴尬现象。“无论政治批评还是美学批评都是对来自电视批评以外的主流话语的阐释和演绎,因此思路受到限制,始终以一贯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长期以来并没有一套独立的批评话语”。
大量随想化的、零散化的、意义空洞的批评,尤其是新闻式的文字充斥报刊,浪费宝贵的学术资源,破坏批评话语的良性形成。
此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种科学有效的研究机制也亟待建立。“电视批评在多彩的创作实践面前却形成了一定的落差,电视批评的话语仍在传统话语、传统语境中徘徊,始终未能形成新的、理性的、强有力的话语权威。”
究其原因,中国的电视批评还未形成一套科学长效的研究体制,在电视文艺研究中,这个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批评标准的混乱。传统的艺术和思想的标准无法很好地契合电视文艺研究,在评价一部电视剧的质量时,存在“暗箱操作”,但只是单纯依据收视率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又显得力不从心。具有权威的评价标准还未形成。二是批评主体的素质缺乏。这种素质的缺乏既来源于电视批评教育滞后,使主体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审美力和批评技能,也来源于批评主体道德操守薄弱,从而产生“红包评论家”“泡沫的制造者”。三是批评的滞后性。当下对西方理论的崇拜和与电视实践脱节的研究取向使得批评缺乏前瞻性,无法很好地指导实践和引导方向。所以,建立电视文艺价值判断的新评价机制,促进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推动电视文艺批评实践的科学性、规范化,同时加强电视文艺批评理论对于电视实践的前瞻性引导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