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去世已41年了，我还是时常想念着他。

爸爸出生于1901年，是中国广东省普宁市北山村东坡寨人。父亲这一代人的经历非常坎坷。他们出生在清末，当时社会动乱，各种生活问题和压力不言而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潮更影响着许多中国人。广东省作为孙先生的革命基地，我们乡下也直接受到影响。这导致爸爸从小就有革命情怀，可是因为生活所迫，他唯有艰辛工作，没机会投身革命。据我了解，他的思想仍倾向于革命。

爸爸在中国读过三四年书，他识字，能看懂报纸。

爸爸在20世纪30年代初来马来亚。此前大伯早在1910年左右就已到此工作和定居。爸爸直接来到瓜拉古楼 新港 一带投靠当时住在古楼的大伯。

年轻时，爸爸在中国磨米为生。来到马来亚，他仍做回老本行。听他说刚刚到马来亚的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过了一两年便回中国修建房子。当时人们往返马来亚和中国依靠引擎船，一来一往，要一个月之久。

除了磨米，爸爸后来也开始做咸鱼来卖，还买卖鱼虾。

爸爸妈妈是经由媒妁之言结合的。妈妈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我对她的长相已不复记忆。我从亲戚口中听说，妈妈是个很贤淑的美人，爸爸很爱她。

左起：普宁许阿梅文化研究会会长、北山村管委会秘书许武雄；右起：许氏祖祠办事处主任许木雄、普宁许氏宗亲会会长许义忠教授。摄于2014年

清朝咸丰年间，普宁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许阿梅铁山农民起义。自此，许阿梅便被誉为民族英雄，并深受潮汕尤其是北山地区人民的爱戴。我和许义忠教授在纪念许阿梅的铁峰园前合影。摄于2014年

我在父亲曾经念过书的北山学校前留影。摄于2014年

我和许义忠教授在父亲老家前合影。摄于2014年

我的父母亲在中国结婚，爸爸到马来亚几年后，便将我的祖母和妈妈带到马来亚。来到这里之后，祖母不习惯南洋的生活，又想念当时身在中国的小儿子 ，几乎天天哭。1937年，爸爸决定把妈妈和我的兄姐们留在马来亚，独自带祖母回中国乡下。

他们坐了快一个月的船，才抵达汕头，可能因为长途跋涉，祖母也上了年纪，下船后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孤身一人的爸爸唯有从汕头背着祖母走回我们乡下——北山。这一走，就从早上走到晚上才抵达。

埋葬我祖母之后，刚好发生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不久后，爸爸自己一个人从中国回到马来亚，他决定永久留在这里。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角头 古楼的半路这个叫作新港的小乡村。

印象中，爸爸喜欢潮州音乐，他会拉二胡、吹笛子。我们住家的两三公里之内，有约十家华人，其中一些是姓许的同乡。爸爸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詹春贵，外号叫作“PANJANG” ，他虽是福建人，却会讲潮语，也会玩潮州音乐。

他们几个朋友每到晚间，就聚在一起玩音乐、唱潮剧。有些歌词我还记得。比如其中一个剧目《胡维乾》，说的是一个名叫胡维乾的人去少林寺出家，目的是要报父仇。其中几句歌词是：“为父报仇是孝子，恶人不除，陷害生灵……”

还有一个剧目《双玉鱼》，讲一员外娶了二太太，他出门经商时，二太太生了个儿子。大太太出于妒忌，就叫自己的弟弟把这个婴孩杀掉。大太太的弟弟却不忍心，唯有带着婴儿去投靠另一个员外。婴儿长大后，要去考状元。大太太的弟弟在这个孩子上京赶考的路上唱二十四孝的故事给他听，我记得其中唱道：“将人比鸟鸟比人，离父离母惨难当。先人自有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人传扬。”

他们常常在晚上唱潮剧，这是我印象中爸爸最爱的娱乐。我每次都在大人旁边听，然后很有兴趣地表示：“我也要唱！”只可惜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唱得实在不好。不比我的哥哥们，有些会拉拉二胡，有些会吹吹笛子。

偶尔会有潮剧团来我们乡下搭棚演戏，他们每次一演就是十天八天，我天天都随爸爸到那里听戏。直到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我的耳边还会缭绕着那些鼓乐喧天的声响，原来世界上真的有“绕梁三日”这回事啊。

爸爸跟许多老式父亲一样，心里疼爱孩子，外表却相当严肃。有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聚在家学大人打牌，玩起赌博的游戏，总有一个哥哥把风，远远看到爸爸踩脚车回来，我们一定瞬间把所有用具收完。

我心中其实不惧怕爸爸，因为我知道他很疼我，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不曾打骂我。偶尔做生意赚到钱，爸爸还会买榴莲、山竹回来给我们吃。今日回想，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童年很幸福。这些年的经验让我领悟到，幸福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内心的想法。只有自己的想法才能决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快乐。

从生活中的各种细节，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

我二哥在19岁时结婚，当天是他生平第一次穿鞋。那是一双今人不能想象有多珍贵的鞋。结婚的人是二哥，但当时爸爸在镇上看到有人卖鞋，就顺便买给我。其实那双鞋对我来说很大，买回来之后，穿得最合脚的是六哥，但是爸爸坚持要给我穿，因为他最疼我。当时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没人穿过鞋，我和二哥都是第一次。

二哥的婚礼是我们家里的盛事，我们在婚礼上拍照，照片里有四十人左右，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穿着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有鞋穿代表生活条件比较好。许多人都是在结婚当天才第一次穿鞋。因此，很多新郎新娘结婚的第一个晚上都经受过双脚破皮的痛楚。第一次穿，又因为是结婚大事，肯定都穿硬邦邦的皮鞋，破皮在所难免。我则得以幸免，因为我的鞋对我而言太大了，穿起来宽宽松松，所以我的脚没有被磨破皮。

穿着鞋子时，我真期望每个人都能看我的脚一下，因为我有鞋，非常值得炫耀。这么一双了不起的鞋子，时值几角钱。

那是1947年。

在我四哥和五哥还在读书、大姐十一二岁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虽然有米有盐，不过除了米饭，我们也没钱买菜。我大姐常常去河边采蕹菜回来炒给我们吃。“蕹菜炒盐”的味道，到今天我也不能忘记。记得当时我一看到蕹菜就哭：“我不要吃蕹菜！我不要吃蕹菜！”

为了糊口，爸爸必须到外面工作，他常常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留在家里，没时间陪伴我们。通常他会给我们5分钱，然后交代兄姐们，如果有人来卖糕，务必买给我吃。有时大姐买了两三块糕，她也坚持全都要给我吃。大我两岁的七哥见到，就会吵。我从小还算乖巧，就会让他吃。

我四五岁时，爸爸有时带我去屋外的大水沟旁冲凉。我站在桥上，爸爸在一旁帮我冲凉，我手里一直玩水，其实心里有个愿望是想要跳下水沟。小男孩就是喜欢做不被允许的事情，而且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直到有一次我跟哥哥们一起玩，爸爸不在身边，我终于得偿所愿跳下去游泳！幸好爸爸没看到，若不然，我一定被打。

我上小学时，学校在路边。假如爸爸踩脚车去市区，我一定会看到。我知道如果在中午时分看到他的话，他会到一家赌馆去消磨时间。每次在这种时间看到他，我放学后就会自动过去找爸爸。他总会叫一碗现煮諽条汤给我吃。这一碗諽条汤对那时的我们而言，是非常美味的大餐。我相信我其他哥哥不可能吃过。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期盼爸爸经过我们课室的窗外，因为我很想再吃那碗諽条汤。至今我仍认为这是一碗代表着幸福的諽条汤。有一次，我照旧去偷看爸爸有没有经过，结果太专注，被老师看见我不专心听课，用藤条打了我背上一下。这个老师名叫刘玉庭，我很讨厌他。

20世纪60年代开始，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我看了很心痛，尽量抽出时间陪伴他，这段时间里，我才逐渐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身体大不如前时，常对我讲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祖母去世后，爸爸把祖母的葬礼处理完，就去潮尾一个叫“揭石”的地方拜拜。爸爸告诉我，他有一个心愿是再回去那里拜拜。可惜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国家的政治等因素，都不允许爸爸这么做。所以爸爸很遗憾，他认为这个愿望也许到他去世都不能实现。

爸爸也常会提起我的大哥。由于参加革命党，大哥在1941年离家，一去十多年，除了偶尔半夜回来探望母亲之外，鲜少露面。母亲去世之后便几乎没有音讯。爸爸到了晚年，内心觉得大哥已经牺牲，虽说过对此事不感遗憾，但天下怎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我想，爸爸心里一定很心疼和想念大哥，虽然他口中说得好像很看得开。

爸爸觉得我从小聪明乖巧，应该把我送到中国读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他所受的教育和所有知识来源，都让他认为共产党是珍惜人才的。他的想法是，假如他把我送回去，共产党会栽培我。当然，爸爸的想法都是出于爱。

我小学毕业时，我们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我幼年多病，入学迟。才开始读书不久又生大病，半年多没上学，所以重读了三年级。小学毕业时，我已14岁，之后便到吉辇中学继续念书。

不巧的是，吉辇中学刚好在那一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有些超龄生，为了得到上学机会，做了假宣誓书说遗失了出生证明，谎报年龄去吉辇中学读初一。我和其他没有这么做的同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超龄生。所有超龄生被集中在一个班，此班被叫作“吉辇中学深造班”，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特殊情况。严格来说，我们不属于吉辇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们暂时被安顿在学校附近的戏台上面上课。我们的级任是刘锦德老师。刘老师多才多艺，他一人就能教导我们几乎所有科目，同时，他又偷偷要求国民型中学的老师来帮忙教学，就在这么曲折的过程中，我们读完初一。

翌年是1960年，开学时，吉辇中学正式成为国民型中学，也换了校长。有些同学已转到槟州韩江中学，只剩下我和十多位同学还不知此事。初二开学，我照旧去学校，赫然发现布告板上的入学同学名单上没有我和其他十多位超龄同学的名字。我们很疑惑，等了两天，还是没进展，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十多位同学去问新来的倪枝瑞校长。他向我们解释：“你们是超龄生，不能够录取，我们会想办法问董事部。”他要我们暂时坐在课室，“假如督学来，你们去对面喝咖啡。”

我从小就自尊心很强，在家里人人疼爱，虽然穷，却是大家哄着、爱着长大的，这样鬼鬼祟祟的行为，叫我情何以堪！我很伤心又很委屈地回家告诉爸爸，跟他撒娇，说我很喜欢读书，如果这样下去，我担心自己没得读书。爸爸听了马上暴跳如雷，答应让我去韩江中学读书。我真的很喜欢读书，很怕没有机会进修。

家里当时的经济不算好，不过全家只有我一人上学，哥哥们都工作了，他们都很疼我，还给我零用钱。我本人没有经济问题，甚至有时还可以请同学们吃面。

爸爸后来告诉我，作为潮州人，他的心愿是要有孩子在韩江中学读书，我可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梦想。

当时在韩江中学读书，每个月的花费大约如下：寄宿60零吉左右、学费15零吉，加上零用钱，每个学生大约需要100零吉。我们的家庭收入，在那个年代，每个月才500～600零吉。我一个人去韩江中学读书，事实上就是全家在供我。所以今天我有所成就，也想回报他们，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

还记得第一次跟爸爸拿100零吉，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否能让我读到毕业感到负担；另一方面，我肯定他也有点兴奋，毕竟他终于有一个孩子能够到槟城读韩江中学，他为此感到骄傲。

那时代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零吉。爸爸捏着薄薄的几张钞票算了8张10零吉；不够，又算了20张1零吉给我，才凑成100零吉，看着爸爸算钱的样子，我眼泪冲到眼眶，这一幕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另外，哥哥们都很支持我去读书，他们还私下给我零用钱，所以，算起来我还多带了十零吉八零吉到槟城去念书。

我自己一个人搭着载鱼虾的罗里 来到槟城。第一个晚上，我住在香港巷 。罗里司机告诉我，在上了某号码的巴士之后，说要去韩江中学，到了下车，就可以去报到了。

就这样我成了韩江中学的学生。

1966年，我决定回家乡去发展爸爸的事业。那时我中学毕业已快一年，我想先读大学预备班，然后去读大学。不过我不好意思再拿家里的钱去读书。其实在1965年过后，我几乎算是经济独立，靠着教补习、兼职派报来赚钱。我也从一开始住的青草巷搬到姓郭桥寄宿，房租从60零吉下降到45零吉，姓郭桥的房东还包我吃。每个月为了省下这一点钱，我甘愿天天从海边的姓郭桥踩一段路的脚车到韩江中学去上课。

回家乡之后，七哥提议，如果我要去台湾读大学，他会供我继续深造。当时七哥的生意做得不错，已有经济能力。但我在中学时代被革命思想影响，对我们来说，台湾是蒋介石的地方，国民党代表“腐败”，我极端排斥资本主义，所以拒绝了七哥的好意。加上那时家里的小型家庭工业已开始在做冷冻海鲜加工，养着好几个工人，我回去便可当小老板管人。可是，七哥并不十分同意我回来做生意，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大学。

如果在马来亚读大学，我需要有英文资格证，不过我们这一群人自1963年开始故意忽略英文。当时我们认为马来亚是假独立，第一，国家虽然独立了，可是英军、澳洲空军仍然继续驻留在马来亚。现在我当然明白那是误导。事实上，国家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肯定需要各方协助和扶持。如果军队突然都退出，恐怕会产生内部治安的问题。第二，独立时，所有西方国家都支持马来亚加入联合国，共产国家却一概不支持。我们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认为马来亚一旦加入联合国，就会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傀儡。在我们眼中，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敦陈修信等人都是英国留学生，他们采纳的几乎都是英国的宪法、法律等，他们删除英国宪法的部分内容，增加了一部分自由度不高的法律，我们觉得不合理，而且他们不承认华文为官方语言。当年受英文教育的人，自觉高人一等。我们对这种现象感到反感，极力推广讲华语，认为讲华语不应该受到歧视，而应感到光彩。至今我到多数地方，只要见到华人，我都要跟他们讲华语，大概也是那时留下的习惯。

我们排斥一切跟英国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这导致我的英文水平一落千丈。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来亚刚独立不久，马来西亚也尚未成立，全国上下基本上还保留着强大的殖民地时代经济结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原产品，比如橡胶、油棕、锡矿等，工业不发达。要创立事业，不容易。我跟许多人一样，一离开学校，就得面对现实社会，出国深造或到本地大专院校就读并不如今日普遍，工作机会也不比今日有那么多选择。在那段时期，我又刚好对向来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感到迷茫。这一切让我变得消极，失去了方向。在感觉前途渺茫之际，我申请了市议会的工作，被录取成为健康检查员 。但这不是我的兴趣，寻思再三，决定放弃这个“铁饭碗”。之后，我深感若是靠着在槟城继续收补习生维生，也不是长远的生活依赖；加上1966年8月底，我生了一场病，更消极、更想家。所以在1966年8月31号，我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决定向现实低头，回家发展家族生意。我回古楼跟爸爸宣布说我不回槟城了，他很高兴。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 之后，我们各兄弟的生意都有了初步基础。到了1970年，生意初步上了轨道，我们先成立顺成公司，也在当年正式注册，并在1972年改为顺成冷藏食品有限公司。

爸爸在1972年之后，身体非常不好。他患上肺痨，又有肾脏问题，不能排尿。从那时开始，我内心便时常经历痛苦和挣扎。

爸爸病发时很辛苦，一直气喘，又不能小便，那时的医疗水平还很低，每次去医院，都让他异常痛苦，所以他常在医院里发脾气。很多次我们都觉得爸爸的病情危在旦夕，他却都撑过来了。看到爸爸被病魔折磨，我心里也很痛苦、很悲伤。我们时常载他出入各医院，可是不管哪个医院也医不好他的病。除了西医，我们也找一位名叫苏济春的中医师帮爸爸看病。看西医，打针吃药没有效果；看中医，每次都觉得还可以挨过去。

我的心中在当时可说充满挣扎。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有很多感慨。看到爸爸生病的情况，我下意识感觉到，存活在这世上，对他而言实在痛苦。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也不是坏事。但是想到他要永远地离开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难过得流眼泪。即便如此，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从1972年初开始，为了做生意，我几乎在全世界到处奔走，澳洲、日本、欧洲，每个地方每年都要去三五次。到了1975年，生意迅速拓展，我需要更加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去谈生意、见客户。

1975年8月底，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继而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到英国。中间我有跟家里电报往来，知道爸爸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我的心情很忐忑。

我到英国时是9月上旬。在9月7日，突然收到一个电报，秘书告诉我：“你父亲病重。”他们没有叫我回国，但我本来也已定了9月8日回马来西亚。

飞机抵达槟城机场时，我情绪十分低落。六哥的妻舅来槟城机场接我，我一上车，就觉得不对劲。他跟我说：“亲家很辛苦了，我们快回去。”虽然我刚下飞机，没吃没喝也没休息，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随他赶回簔眼色海 六哥的家——爸爸生病之后，一直跟六哥六嫂住。

到家时，我看到爸爸跟20多年前妈妈去世时一样，已睡在客厅中间。我印象中，他那时还有一点生命迹象。我悲恸地拉着他的手，哭着跟他说：“爸，我回到家了，我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他有一点点反应，我觉得他知道我已回来。我到家不到半小时，爸爸就去世了。

“爸爸死了”，我脑海里除了这句话以外就是空白一片。那时是傍晚五六点，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拖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到今天为止，每当想起这事，我的内心无比难过，一直想哭。当时看到哥哥们已哭得不能自已，我也很伤心，不能接受爸爸已离我远去这个事实。

从六哥家回我家途中，心中一直在回想我的一生。当我想到从今以后不会再见到最敬爱的爸爸，也不会再听到他叫我一声“阿炎啊”时，心里充满酸楚，并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从此我已失去了爸爸，这种感觉随着过去的每一分钟越来越真实，尽管我已很累，却整个晚上不能睡觉。到了半夜1点多，我忍不住驾车再去六哥那里看爸爸，跪在他身旁号啕大哭一场。

爸爸的丧事办得排场很大，但是，一切都挽不回我亲爱的爸爸。可怜我的爸爸，47岁就丧妻，为了抚养我们，牺牲自己，不再续弦。

葬礼过后那段日子，我不时地哭泣，也时常梦到爸爸。每一次都梦到他很疼我，我们如往常一样聊天。

爸爸死了以后，我最怀念的就是他对我的疼爱。每次想到这些，我就要哭。爸爸有多疼我，从一个生活小片段，就能感受到。有一次我去照顾爸爸，他看到我睡着，叫别人不可吵醒我。通常老人病了都喜欢不停向儿孙撒娇，提出诸多要求；可是因为他疼我，反而每次我去照顾他时，半夜都自己悄悄去上厕所，生怕吵醒我。

现在我还能想起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爸爸在家境那么穷的时候，仍焖盐鸡给我吃，因为我从小多病，他很疼我，怕我营养不足。回忆这些生活琐事，让我感觉无限温馨又酸楚。

爸爸死的那年，我30岁，他74岁。 GIG0HEfE26MG5cQ8yC1ZROCNj0blRNJ52xaWZc4h1A0KOB4YQGJJQKIqtcmTI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