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

大哥之外，我还有6个哥哥，2个姐姐，1个妹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是前进的动力，这个道理在我的家庭里获得证实。因为家境清贫，我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勤奋工作，为生活奔波。兄姐们所受的教育有限，但教育程度高低并不影响兄弟姐妹之间感情的深厚，在我人生中，一直感激他们对我的疼爱。

由于家庭贫困，所有哥哥都在十多岁就投入社会，为生活奔波。“二战”之后，英军回马，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都因战争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较大的城市，英殖民政府回马不久就开始建设；由于交通不便利、资金不充足等因素，乡下的一切在战前、战后都比较落后，并以渔农为主。

哥哥们大多在十三四岁就投入捕鱼这一行，从挖“土鬼” 开始，到帮人抓鱼虾来养家。捕鱼行业内习惯把工人们分为头手、二手、学徒等等级。做渔夫的好处是，就算没有工钱，也可以带鱼回家吃。这么一来，哥哥们当了渔夫之后，家里就不愁吃了。有时我们晚上还去钓鲤鱼。钓到的每一条鲤鱼，都是一个挑战——心里很想吃，但得忍住吃的欲望，因每条鲤鱼可卖2角钱左右，而在那个时代，白糖一公斤要15分钱，但100斤蛤只能卖三五角钱——依此类推，一条鲤鱼的价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笔巨款！

我小时听哥哥们说，他们没有能力买渔船，只能跟其他渔夫打工赚钱。为了糊口，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哥哥们一有时间就去挖“薄壳”，它们通常生活在海底，退潮之后便可抓到。这是一种人家拿来养鸭的贝类，属于非常低贱的食物。穷困时代的人们，哪有资格挑选食物的上乘和低下？“薄壳”煮熟之后，我们有时也吃它。说实话，我觉得新鲜的“薄壳”其实还蛮好吃，大概我也不算挑嘴吧。

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从事渔农行业的人们的日子通常过得极为艰辛。那时的渔船很小，不能随便出海，看天行事，收入少又不稳定。此外，所有事物都靠人工，跟今日的渔业相比，设备非常落后。

有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在一个暴风雨的早晨，早上10点多，许多渔船都陆续归航靠岸，放弃当天的作业。我所有的哥哥都回来了，只有四哥不见人影。过了一两个钟头，风雨过去，我们全家非常焦急，大家心里都揣测不幸事可能已发生。我们虽然仍不放弃等待，但有些朋友开始做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出海搜索也没有寻获的可能性。到下午三四点，开始有朋友来家里串门子。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他收网时，看到四哥的船已开动回航。有的人说因为风向转得很快，风雨交加会影响视线，看不清楚。又有人说，按照那个风向，四哥的船应该会开到古楼的灯塔边。反正众说纷纭，毫无结论。就算要去找，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全家人只能在家里干着急。到了傍晚五六点，天开始黑了，突然，我们看到四哥从门外走路回来。

大家欣喜若狂，放下心里的石头，赶紧追问他，怎么会开船出去，走路回来呢？

原来暴风雨一来，顷刻间，渔船的引擎被风浪打坏，四哥唯有任由渔船随波逐流，直到它被风浪推到水面上一根“Y”形树枝那里，被卡在中间。当时又是涨潮，他想要拯救渔船，却无能为力；加上身体也被风浪打伤，只好弃船走路回来。

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心怀感伤。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那个时代的小渔民，科技落伍、视野狭窄、知识层面低，各方面状况都只能凭着经验判断，生命没有保障，比较机警的人，看到风雨严重，赶紧收网回家。可能因为家里的情况，四哥却冒险出海。渔民为了三餐，冒着生命危险，风吹雨打，非常可怜。在这艰难的生活状况下，哥哥们对家庭还是很有责任感。

和四哥之间还有两件让我难忘的事。还在吉辇中学读初一时，英文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英语，他说，如果我们还不懂得讲完整的英文句子，那么在家可以多用单词，比如要去骑脚车，就说：“我踏bicycle。”于是，我回家时，就尝试多用英文。看到鱼，我就说这是fish；看到虾，我就说prawn，把英文单词和潮州话混杂在一起讲，回想起来，效果还挺搞笑。“把那只fish拿来”“来台 fish了啦”这种说话方式，如果现在让我的孙子孙女们听到，他们一定都会笑我。但这在当时确实很“潮”。四哥听到我说英文，他很高兴：“你读中学不到两天，就会讲英文了？”他觉得他的弟弟是神童，要奖励我。看到我穿的那双皮鞋有点破旧了，他二话不说就悄悄去大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送给我。看到那双新皮鞋，我真的超级高兴！我不舍得马上就穿，因为我觉得这双新鞋绝对不可以穿去打球！这次过后，我发现懂得英文很好，至少可以替我换来一双新鞋。老师说多懂一种语言对我们是好事，果然没有说错。

还有一次，我在槟城韩江中学读初三的时候，那年除夕，我回到古楼准备过农历新年。那时，四哥中了奖，奖金大概有几十零吉。他用了这笔“巨款”买了一个TITONI，也就是俗称“梅花牌”的手表。我不知道在古楼这种小地方，他怎样买到这个牌子的表。最近我才从超级市场看到，这个表虽然不是世界顶尖牌子，但在2014年也要几千零吉一块。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几十零吉一块吧。农历新年的假期后我要回槟城，四哥突然把他戴在手上的新手表脱下来给我，说：“我是在海上捕鱼的人，这个手表给我用的话，一下就坏了。还是你拿去读书比较合适。”我无意间得了一块新手表，非常高兴。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我把新手表戴到学校去，还怕别人没看到，常常有事没事就转转手腕，吸引别人的注意。现在想想，真是既幼稚又可笑。

很可惜的是，四哥在2014年9月去世了。

由于大哥十多岁就离家搞革命，二哥自然成了兄弟姐妹们的领头人。他出生于1929年，性格刚强，因为家贫又排行最大（除了大哥以外），没有机会受正规学校教育。当时，很多学生十一二岁才开始上学读书。日本侵马时，他正处于求学年龄，所以错过了读书的机会。日本人投降时，他16岁，个子高大，站起来比老师还高，因而常常被别人取笑，加上本身也不喜欢读书，所以放弃了读书，成了家里第一个在外工作的哥哥。

二哥脾气非常暴躁，但是很疼我。一生不曾严厉打骂过我，对我疼爱有加。

在妈妈过世后的一百天内，二嫂就凭媒妁之言嫁来我们家。她是簔眼色海的潮阳人，我们住在古楼，她可说是从市镇嫁来乡村。今天回想，她嫁来时，刚刚18岁，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惨。试想想，一个18岁小女生嫁来婆家，小叔小姑共有9个人，家境又很清贫，古楼又没电没水，唯一像样的房间是自己的新房。清贫、忧虑、丧母的哀思，便是二嫂新婚以后马上面对的环境。

家里多了个女人，我带着些许新鲜感和高兴。二哥结婚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问二嫂：“你会煮饭吗？你会洗衣吗？你会做潮州諽吗？”后来，二嫂告诉我，她当时感觉非常有趣，一个3岁小孩，竟然这么会说话。接下来每天早上我都会去跟她打招呼，叫她一声：“二嫂！早安！”她一直都很疼我，甚至连归宁也要带着我。

二哥之后，我的其他哥哥也陆续投身工作。由于居住环境的局限，他们都从事渔业。记忆中，三哥是一个抓“薄壳”的高手。三哥讲话直接，往往有什么话就会心直口快地告诉我们。他跟三嫂结婚之后，我们家迎来第一个福建人。

每当雨季，稻田里会有很多淡水鱼，哥哥们会抓来制成咸鱼卖。我记得三哥负责杀鱼，他把鱼头砍掉，把鱼身放旁边，由我把鱼内脏挖出来，然后另外一位哥哥就接手把鱼身涂上盐巴，继而晒干，制作成咸鱼。三哥杀鱼很快，每次他一刀一条，一下就杀了一大堆鱼；我负责挖内脏，程序比较麻烦，根本来不及应对他杀好的鱼。结果有几次我看到鱼身越堆越多，来不及挖，就急得哭起来，耍赖说：“我不要挖了啦，我肚子痛，要大便！”爸爸很疼爱我，他看到的话，就会赦免我，让我去大便，然后叫其他哥哥来替代我的位置，我就有机会去玩。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吧！

五哥很聪明、很勤劳，眼力又好。他很会抓鱼，每次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出海，同样的船，别人抓到50斤虾，他可以抓到200斤。每一次出海捕鱼，他都比人家多一两倍的收获。他常被我们称赞为古楼最特出的渔夫，他捕鱼的才能可谓全古楼最好。五哥是我们兄弟之间比较会读书的一位，只可惜家境不好，他只上过一两年学。由于家境贫苦，他养成节俭的习惯。结婚生子之后，五哥成了家里最快摆脱贫穷的哥哥。

哥哥们陆续当起渔夫，我的两个姐姐，则一直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年龄较小的弟妹。大姐很疼爱我们，到现在也一样。她有时还会提起一些童年往事，比如她怎么帮六哥、七哥和我在水坑里冲凉的事。她说，我们小时没有穿衣服的习惯，也都剃光头。在旱季时，屋前的河流干了，她唯有带我们三个小男生到离家远些的稻田水坑冲凉。每次她用水勺将水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顽皮地玩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些水一点也不卫生，只是小时我们对这事一点也不介意，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天气热的时候有机会玩水，感觉世界真美好，身体很舒服。

在我十一二岁时，大姐已19岁。通过媒妁之言，家里为大姐找到婆家。当我知道大姐要结婚时，犹如受了当头一棒，痛苦、难受是我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可是家里每个人为此都好像很高兴，我搞不清楚他们高兴的原因！我一个好姐姐一嫁出去，就要住在别人的家，我将会从此少了一个姐姐呀！我为大姐出嫁这事难过了很久。

那个时代交通不便，社会风气也比较闭塞，嫁人之后要回娘家不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事。我不知道大姐有没有偷哭，我猜她有，只是不给我看到，怕我跟着她哭。

为了让婚礼进行得更有气氛，家里还去跟人家借唱机。潮州方言里，把唱机播放的歌曲叫作“机器曲”。按照那时的地方习俗，在婚礼前一个晚上以及娶亲当天，家里必须播放喜庆的潮州歌。这些潮州歌曲我都很喜欢听，听歌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忘记伤心。这些歌曲许多都很有意思，比如《吕蒙正》。故事中，吕蒙正中状元之后又回家乡把他的太太带回京城共享荣华富贵，大团圆结局，非常好意头，潮州人每逢喜事，都一定会放这类型的曲子助兴。

我伤心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姐仍然结婚了。婚礼当天，我还没来得及心碎，就发现自己有新皮鞋、新衣、新裤穿。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大姐夫到家里迎新娘。我作为小舅子，按照习俗，要负责开车门。车门打开，很惊喜地，姐夫伸手给我一个红包。之后家人又让我把鸡蛋茶捧给姐夫吃，我暗暗期待着，果然又得到一个红包。姐夫离开之前，我们每个兄弟姐妹也都各获一个见面红包。结果大姐出嫁当天，我一个人总共得到3个红包，其他人则只有1个而已。多日以来对大姐出嫁的郁闷感顿时烟消云散，她出嫁那天我反而感到很高兴。手中的每个红包都有一两块零吉，三个红包的钱加起来就是巨款，可在学校吃两到三个礼拜的咖喱面。我终于认同，姐姐结婚到底还是好事一桩。

二姐在18岁时也嫁人了，很快地就生了一群孩子。我最小的妹妹则因为我们家贫，从小就送给别人做童养媳。

二哥、三哥、大姐、二姐结婚之后，他们就陆续搬出去。家里没有女人，五哥负责煮饭，但没有哥哥为我洗衣服，我只好自己来。那时没有自来水，我只能用河水洗衣。有一次大姐归宁，发现我白色的校服因我不懂怎么洗而变黄，一时触景生情，竟哭了起来。我知道大姐很疼爱我这个小弟，这件小事我一直记得。

我10岁之后，哥哥们都开始工作来帮补家用，爸爸也开始买鱼回来制成咸鱼，并承包池塘的鱼来卖，家境变得比较好。从那时起，我不必再每天吃蕹菜，我们的饭桌终于可以告别蕹菜岁月。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全家搬离新港，到古楼居住。爸爸盖了间有楼层的房子，共有6进，在当时算不错。基本上我们可说已脱离赤贫。爸爸在经济能力有点起色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供我们去读书。因此，我和六哥、七哥三兄弟开始到正规小学上课。我们有机会读书，要感谢爸爸对教育的重视。

1952—1953年，我读一二年级时，家里基本上靠着二哥、三哥和四哥跟渔夫打工捕鱼养家。如果老板赚十零吉，哥哥们可能每人分到一零吉。

在当年的教育制度之下，我们都是读私立小学，要交学费。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道路一直崎岖不平。19世纪初，先贤们大量从中国来马，找到立足点之后，祖辈们首建同乡会，次建学校。华裔向来对文化和教育传承抱着重视和积极的态度，这种精神也传到马来西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独立后，政府通过种种法令和措施，不时跟华文教育进行拉锯战，企图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这样曲折的道路，却无阻华文教育的发展，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坚持下，华文教育仍然取得辉煌的成绩。从1819年在槟城成立五福书院以来，马来西亚华人自动自发，把华文教育当作己任，出钱出力，捐助华文教育更被戏称为大马华人的第二个所得税。办校的艰难和所需的坚韧精神，在华裔社会已是司空见惯。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连古楼这么一个贫穷的渔村，也有热爱华文教育的人在建校。

由于经费不足，学生需要交学费。三个孩子在读书，学费成了我家沉重的负担。哥哥们曾告诉我，他们读书时，因为家里太穷，有时早上喝一碗粥配开水，下午三点放学之后，桌上没有菜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几乎每天都只能吃开水泡饭充饥。

我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家里也是煮粥，让我们吃了才去上课。下午三点才放学，其间也要有一两角钱让我们在学校内买一碗面充饥。大概是因为我年龄最小，所以我每次都会优先得到零用钱。记忆中，我从来不曾有过在求学时没有钱去吃东西的经历。另外，我还可以去二哥二嫂家吃点午餐。虽然他们也很穷，但二嫂每次见我来，还是会去买一两角钱的咸菜给我配粥吃。

虽然脱离赤贫，但我家的经济并非好得不愁钱。有时，老师仍需要跟六哥讨学费。奇怪的是，老师们都不敢跟我讨，大概是因为一跟我讨的话，我就会哭。结果，六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辍学。当时他只是跟家里说，他不要读书了，他要去工作。于是，他也跟着渔夫出海捕鱼。跟其他哥哥一样，六哥也是从渔夫最低阶的助手做起，也就是俗称“站船头”。这个工作不容易，每当渔夫要撒网时，需要有一个人带着其中一边的网跳下海，舵手会把渔船转一圈，将网撒好；转了一圈后，回到原点，再把“站船头”的人拉上船。如果天气好，六哥一个月可以赚二三十零吉，有了钱之后，他还会给我零用钱，有这么好的哥哥，我真的很幸运。

我和六哥感情很好，我们成年后也常常一起玩麻将、打牌、下棋。六哥很喜欢抽雪茄。我后来因为生意的关系在世界各地跑业务，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找最好的雪茄给六哥。他每次点起那些雪茄就得意扬扬向朋友们炫耀：“这是我弟弟买给我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只可以给你抽一口。”

多年前有一次我问六哥，为什么当时只读到三年级就要去工作？他大笑回答说：“因为你害我。每次老师跟你讨学费，你就哭，他们只好跟我讨。我被讨到怕，唯有辍学让你去读书。”虽然他今日能够说得笑哈哈，但当时他的内心应该也曾苦过、伤过。

除了六哥，七哥也跟我一起上小学。他大我两岁，个性比较独立，自主性也较强。20世纪50年代爸爸从角头的新港搬到古楼之后，开始做海产批发生意。七哥在1957年小学毕业之后，马上投入家族生意。之后，由于他非常专注投入，这门生意渐渐发展起来。在他的领导下，家族生意逐渐稳定。经济状况好起来之后，他也开始结交社会朋友，扩展事业范围，甚至有能力资助我到槟城读书。

在我年轻时，七哥很爱惜我、关心我。在槟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他从古楼驾摩托来槟城探访我。其实他不知道我住在姓郭桥的哪一家，竟一家家去问：“许慈色是不是住在这里？”

七哥向来都鼓励我多读书，也非常支持我在学业上继续发奋图强，在我中学毕业之后，他有意送我去台湾深造。我的愿望其实是到西方国家深造，但是因为经济条件，家里的确也没有能力送我去欧美，我对台湾国民党又反感，所以决定放弃到台湾求学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爸爸做海产批发生意。他把海产批发到槟城、太平、吉隆坡、新加坡。到了20世纪60年代，生意越做越大，最后终于实现我们的意愿，成了全马第4家批发冷冻食品的公司。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树大分枝是正常的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中因为意见分歧，我们唯有各奔前程，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为此，我曾经非常苦闷地暗中流泪。无论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后，每个兄弟都脱离贫穷，而且各有成就。

现在回想，蕹菜岁月虽然苦，庆幸我们不因贫穷而放弃，勇气和拼劲，让我们全家都成功告别蕹菜岁月，踏入人生另外的阶段。 E9JsbtinhDpQNLqS1VmEyf0EGIhOrbVbH7hAUukkIlHivWT+IF501GcVsw0tni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