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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百生
除了音乐的物理特性、音乐语言的构成特性，不同的社会结构及其属性也影响了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及其生产与传播。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则都反映在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音乐行为里，换句话说，与音乐相关联的一切活动反映了音乐所附属的社会环境中的各个方面的状态。因此，认识不同社会的结构和属性是了解音乐自身及与之相关的音乐活动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作为人类的主要音乐活动之一，也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这就是“音乐教育的社会规定性”。本文借鉴教育社会学的成果，从诸多社会因素分析影响音乐教育发展的社会规定性，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结构、社会差异、科学技术、社会观念等。
教育的社会背景极为复杂且不断变化。吴康宁在其著作《教育社会学》中用三章的篇幅考察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及其对教育的制约，分别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差异与社会变迁，来示明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性：社会规定性。其中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一）社会结构：教育格局的规定因素
“社会结构”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含人类社会许多方面的结构，如人口结构、生产力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等。影响教育的宏观的、整体性社会结构主要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与传递结构四个方面。政治结构的主要作用在于形成教育控制的一定模式，“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自治加中央调控”三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教育控制模式。当代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面貌的变化日趋频繁与剧烈，教育具有“社会更新的职能”，而社会赋予教育“建构终身学习之基础”的新使命，建立学习型社会是必然要求，因为“如果不终身学习，人的技能很快就会过时”。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所不在，其直接作用对象主要是教育的深层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后喻型文化”
的特征，致使中国传统教育的取向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其集中表现是形成了一套“师授学承”的教育模式。而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前喻型文化”要求教育价值取向具有“开放性”的总体特征，最集中的表现是形成了一套开放式的“师导生创”的教育模式。在后一模式中，师生之间无论在人身抑或在思想观点上都不存在明显的管束与依附的关系。教师主要扮演设疑者、启发者、引导者与协助者的角色，其主要旨趣不是授以学生现成知识、标准答案及永恒方式，而是努力使学生学会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理性精神及创造能力。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受教育者有没有同教育者的过去告别、是否具备创新未来的勇气及相应能力。当今世界，只要是以“现代化”为主导取向的国家，其文化或多或少都含有“前喻”的成分。人类的文化得以一代一代传承发展，得益于社会中存在着多种文化传递所组成的“传递结构”，学校教育只是这种传递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还有诸如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大众传媒等。传递结构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是影响着学校教育效果的一种特殊社会背景。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学校教育在传递结构中的绝对权威受到大众传媒的挑战。当然，教育格局的形成并非某一社会结构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全部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二）社会差异：教育机会不均的主要根源
作为教育的一种社会背景，社会差异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教育机会领域，表现为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制约。社会差异是教育的社会背景之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阶层差异（经济阶层差异、文化阶层差异）、种族差异、地区差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水平与其文化程度之间的正比关系渐趋模糊，甚至在某些方面呈一定的反比关系。父母对子女有因性别而异的形象期待，其作用于专业教育机会，导致人们在不同类别或专业的教育机会的享有上存在性别差异，出现一定的性别偏斜。
（三）社会变迁：教育变迁的根本动力
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展，这种发展迟早会引起社会结构上相应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变迁。无论社会变迁的成因中是否有教育的作用，社会变迁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而且最终将导致教育变迁。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社会差异对教育影响的不同在于：后两者主要是静态地规限教育的状况，前者主要是动态地改变教育的状况，即直接引起教育变迁。
社会变迁有不同的形式：①“社会渐变与教育微调”，即使教育系统做出以不改变整体特质为前提的适当调整，例如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教育；②“社会剧变与教育重构”，即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社会剧变，对教育的影响比其他任何领域中的社会剧变对教育的影响都更具有强制性与迅捷性，例如中国社会20世纪初期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等，都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③“社会混变与教育失范”，社会混变指社会变迁有关组成部分中，一种关系的紊乱状态，包括体制的混变与观念的混变，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一）政治意识形态
在现代社会，学校成为社会委托来对公民成长实施教育的机构，学校教育体现了国家意志，政治结构对教育的控制形成不同的模式。对于学校音乐教育而言，“意识形态”方面的规限更为明显：音乐自古以来就被作为教化人的一种工具，在古代中国的儒家先贤与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等）的论述中都有表现。尽管如此，在封建王朝，音乐教育实行的是等级式的“艺人培训”，音乐家表演的音乐是王宫贵族享乐的工具，音乐家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仆人”，而普通民众是无法享受音乐教育的，民间音乐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从近现代民主社会开始，音乐教育才被当作平民普及教育与素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大力推行。
在近现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也一直被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力武器。例如清末民初，改革派首次建议将音乐加入普通学校课堂，使音乐成为鼓舞人意志的精神食粮。“学堂乐歌”在初期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也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开端。在随后的政治变革中，音乐成为思想斗争的领地：20世纪50年代有对贝多芬、德彪西的批判；“文革”时期一切西方音乐被视为“毒草”；直至80年代，西方音乐才被解禁，但又有抵制港台流行音乐“精神污染”的号召；至9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音乐的空气才变得自由。这些都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产生了控制性的影响，导致学校音乐教育的几次沉浮（王安国，2004；代百生，2012；马达，2002；郭声健，2011）。在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中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将音乐作为不同国家人民增进理解、培养相互尊重的文化手段之一。中国音乐教育界在此背景下发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呼声，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与传承，也是一种在国际化潮流中明确“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政治需求。
中国教育部最近通过行政手段推行的一项举措，无疑是意识形态影响的又一例证，将对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再一次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教育部在官网发布的《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从2015年开始对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艺术素质测评，要求各地在开齐开足艺术课程情况下，将艺术素质测评结果记入学生成长档案，作为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因此，各省份纷纷推出艺术素质测评方式。但将测评结果与中高考录取“挂钩”的消息立即引起社会热议：支持者认为，测评将为艺术教育“撑腰”，对艺术普及有积极推动作用，可能是音乐学科的“春天”；质疑者认为，测评“一刀切”不利于公平，由于涉及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如果用应试手段来促进学生整体艺术素质提升，家长们普遍感觉有压力，认为学艺术、考艺术的事最好还是采取自愿原则（张乐，2014）。
（二）社会文化结构
文化被界定为一种既恒定又持续不断的、并依赖于社会制度和社会体验的重要生产过程，每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后都会发生变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变迁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常态，例如历史上的中国就经历了多次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而最终导致很多外来文化被“汉化”的现象，如今的民族乐器“二胡”“扬琴”等就是例子。音乐是一种文化形态，许多音乐风格的形成正是各种文化相互渗透、不断变化的结果。
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文化多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尤其在一些国际化大都市里。各种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不同社会的音乐文化环境。一个地区的社会音乐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类：主流音乐文化——可分为主导音乐文化、高雅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和音乐的亚文化——可分为民间音乐文化、由于国际人员流动形成的音乐文化移入与变体。
张宇（2007）指出：在当代社会文化现实中，高雅音乐文化处于上层，民间音乐文化处于边缘，大众音乐文化代表主流，头顶上悬浮着主导音乐文化，周边还有不断涌入的各类移入音乐文化。这些音乐文化形态往往是交叉渗透在一起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时候很难分开，这也显示了当代社会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种多元文化环境意味着，学校音乐教育应当尊重各种音乐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在音乐教育的内容上，不要只是侧重高雅音乐并以其标准来否定流行音乐或民间音乐；不应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喜好而大量使用流行音乐，对高雅音乐或民间音乐视而不见甚至嘲讽；也不能本着民粹主义思想排斥与抵制外来音乐文化的移入，应该让各类音乐文化各行其道，共同发展。为实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想，充分展示本土音乐、西方艺术音乐以及外国优秀的民族音乐，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正规音乐教育课程中的内容；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本土各民族和各社会群体的音乐，因为社会成员的各种文化背景是客观存在的，学生必然把这一背景带进学校，音乐教育自然也不应该忽视这些群体的丰富的音乐宝库。此外，音乐大众传媒主导的流行音乐支配着学生的日常音乐生活，这种音乐不应该受到排斥，而应该看作音乐教育中的潜在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感觉到音乐与自己生活的切实联系，而更愿意走进音乐，使音乐教育得到最好的收效（代百生，2009）。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为音乐教育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
（三）社会差异
社会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社会阶层、年龄阶层与种族群体形成的社会差异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社会阶层”是社会学的一个术语，表示“个体和群体的结构性排序，表达为水平的等级层次”（Abeles，Hoffer，Klotman，2008）。社会阶层存在于任何社会，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蓝领”“金领”等就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其成因之一是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及专业化。不同的分工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不同的地位，有人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分出四个阶层：总体性精英阶层、知产阶层、平民阶层、需救济阶层，“文化屏障”
逐渐成为各阶层外显的与隐藏的分界标识（钱民辉，2004）。
“年龄阶层”也是社会群体组织的主要因素。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受教育的背景与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都有所差异，影响其成员的行动和兴趣，因而形成“代沟”（generation gap）。
除了社会经济状态和年龄的差异外，社会群体的形成还受到种族背景差异的影响。人们常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正确的、真实的、优秀的，这种普遍现象被称为“民族中心论”。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都市里，社会的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日趋突出。以每一个民族各自的特色为重点，还是基于多样突出特色，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使音乐教育的内容在决策时必须十分谨慎。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社会差异现象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社会阶层、年龄阶层与种族群体的成员，对他们熟悉的艺术、音乐、文化习俗无疑具备不同的感受，并为之自豪，因而可能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标准和音乐偏好，而音乐消费的内容与方式也不同。美国一份对艺术音乐听众研究的详尽综述表明，艺术音乐的绝大多数听众或消费者属于中上或上层社会阶层，而普通蓝领阶层更偏爱乡村音乐与流行音乐。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文化强化与“自在性”因素是导致音乐偏好差异的主要原因，文化强化正如舒斯勒（Schuessler）在1948年就指出的，“社会经济状态影响着个体经验的来源管道。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个体经常性地与某些音乐类型接触，却长期与另一些音乐类型隔绝。由于熟悉是会影响音乐趣味的，久而久之，生活在特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中的个体，就会形成对某些特定音乐类型的积极态度”；自在性因素则指人们喜欢熟悉的音乐，在这种音乐的场合中，人们的感受是最自信和最自然的，例如家电修理师傅一般是不会赏脸应邀赴交响音乐会的，因为他清楚，这种“文化”人云集的大雅之堂讲究太多，自己故作高雅大可不必（Abeles，Hoffer，Klotman，2008）。而各年龄阶层的音乐偏好和趣味存在明显的差异，与人的心理能力发展和所处的环境影响不无相关。例如，小学生可能更喜欢生动活泼的歌曲、有形象标题或故事情节的音乐；中学生开始喜欢各种流行歌曲、摇滚乐，不愿意接受艺术音乐，认为它是老人的音乐，充满道德说教，毫无想象余地；而成年人的音乐趣味表现得较为分散，包括艺术音乐、通俗音乐等，但对摇滚乐的兴趣往往开始增加。这充分说明，音乐偏好是可以随着年龄和社会阶层的改变而变化的，但不能简单地以为这种变化就是一种改善或进步。正如我们不能评判后来的贝多芬一定比之前的巴赫高明一样，古典音乐也不能取代通俗流行音乐，关键是音乐教育的内容要适应各年龄阶层的特点。
由社会阶层、年龄阶层、种族群体等形成的社会差异现象，带给音乐教育的启示在于：
第一，音乐家或音乐教师心目中的好音乐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人们总是选择自己喜爱的音乐，趣味相投的人也常常聚在一起，赞赏他们共同爱好的音乐。音乐教师应该善于把音乐和学生的亲身经验联系起来，消除学生学习心理上的抵触，以积极的态度接触学习各种音乐。
第二，音乐教育除了要符合不同年龄阶层的心理特点外，也要关注学生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可想而知，由政府出资在一所生源大多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本地名校里统一推行乐器教学，成立各类乐队，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要比在一所大多来自工薪阶层子女的学校里容易得多。人们所喜爱的事物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这是人类生活的一般规律，音乐也不例外。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家庭生活中音乐种类的选择可能直接影响儿童的音乐偏好；到了青少年期，这种音乐接触则转向同伴圈子。而无论家庭生活还是同伴圈子，都与个人成长所处的社会阶层密不可分。在一个由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组成的学校里，学生对不同音乐的偏好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其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这为教师分析理解学生个体差异提供了一定的视角。
第三，青少年学生需要拥有一些自己的音乐，即“年轻人的音乐”，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非成人世界的东西，这是建立自信心的需要。音乐教师不应该尝试去强占年轻人的音乐“地盘”，最时髦的流行音乐不应成为学校音乐课堂与课外活动的主流。学校音乐课堂里需要的是一种各类音乐平衡的局面。事实上，音乐教师很可能在流行音乐的教学中力不从心，但不应嘲笑流行音乐或对当下的流行音乐妄加评判，而应试图在流行音乐与其他各类音乐中寻求一种平衡，如流行音乐的许多特征可以在教授音乐的不同方面时作参照，教师应当教会学生如何认识流行音乐在全世界所有的音乐这个整体中的地位和角色。
（四）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变迁的作用无比巨大。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信息社会，无一不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而形成的。蒸汽机与计算机网络无疑是这两次转换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音乐发展的影响甚深，例如16世纪初乐谱由手抄发展成印刷，以及20世纪初留声机与音乐唱片的发行，这两次巨变极大地影响了音乐的生产与传播。而当代对音乐和音乐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形成的信息化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录音、电影、网络等）使音乐的大众拥有化成为现实，在推动音乐的流行与普及的同时，也给音乐教育带来了诸多的挑战，这必将促成学校音乐教育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挑战着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导致学校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地扮演“教育权威”的角色，形成了教育社会学理论中所说的“非学校中心”的传递结构。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各种音乐信息，远远超过学校音乐教育所传递的，而且由于其享用大众媒体往往是主动的选择，学生往往会自认为这样获得的信息比学校传递的更具吸引力、更具价值。学校音乐教育如果坚持过去所强调的以经典的艺术音乐和优秀的本民族音乐为内容，忽视各种大众流行音乐和优秀的世界音乐，会使学生认为学校学习的尽是脱离生活的“古老的”音乐，不是“我们的”音乐，因而产生抵触。另外，在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各类音乐泛滥的局面中，如果我们放弃学校音乐教育这个学生系统学习艺术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的唯一正式场所，无疑将使本已逐渐萎缩的艺术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文化雪上加霜。音乐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在艺术音乐的教学与普及上多做工作，努力使学生习惯于艺术音乐，使艺术音乐成为正常自然的学习内容。
第二，电子技术进入音乐使人们对音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使得传统的音乐教学手段与方法，例如读谱、歌唱教学与乐器教学等，在当今似乎不如以往那样重要了，因为电声技术可以掩盖一切。与此同时，用电子技术辅助教学也可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并提升其学习兴趣，例如，多媒体教学系统的运用、近几年开始的将平板电脑用于音乐教学的流行趋势、基于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先进技术的远程网络教学等。改革音乐教学手段与方法，成为科技发展促进音乐教育变革的必然要求。
上述两点对音乐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教师必须树立起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基本观念与终身学习的信念，紧跟科技潮流并能合理运用科技产品。这也对从事音乐教师教育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社会观念
无疑，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各种新旧观念纷呈与冲突，形成社会观念复杂、矛盾且多变的特点。社会观念混杂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在于：
第一，可能引起教育目的上的失范。例如打着将音乐作为“素质教育”的旗号却悄然将之变为“应试教育”，对于前文提及的教育部推行的艺术素质测评的做法，笔者就有这种担忧——最初的目的绝对是好的，但很可能在实行中出现偏差。
第二，可能引发教育内容上的失范。例如很多学校领导与学生、家长将中小学音乐课看作“副科”与“闲科”，于是学校可以随意缩减音乐课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时数，或者教师利用自编教材的权利随意使用教学内容。
第三，可能引起教育方法上的失范。例如近年来多媒体教学盛行，一些音乐教师忽视了精彩的音乐表演示范，成了计算机放映技术员；综合课与活动课泛滥，于是一堂音乐课热热闹闹，学生和教师都玩得不亦乐乎，却使得音乐课的本质褪色。
社会观念混杂导致的最根本的教育失范，是教育者自身利益意识极度膨胀，行为选择常常首先以自身利益取向为准，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代表者”资格（吴康宁，1997）。例如高等音乐教育中无限制膨胀的音乐专业扩招，中小学校愈演愈烈的高价招收择校生，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愈减愈重的中小学课业负担等，就是例证。
社会文化标准也是社会观念体现出的一种典型状态。在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标准。尼尔·波兹曼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Postman，2009）。尽管波兹曼的批判对象是美国社会，但随着国际化的流行潮，这种状况迅即蔓延至全球，中国当代社会甚至流行以“审丑”为代表的文化标准：
是的，这是一个以“审丑”为代表的文化时代，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鸟叔到中国达人秀的表演，一个个“呕像”的诞生，彻底颠覆了原来审美传统时代的偶像。美国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在文化领域，人们对奇思怪想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形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社会建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王群卫，2004）
无疑，音乐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修养，但上述社会文化现象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事实上，流行音乐铺天盖地的冲击，很容易改变听众的音乐欣赏口味，进而降低社会大众心目中的文化标准。例如绝大多数流行音乐较为短小，开门见山，谈不上什么主题展开，对音乐材料一般很少予以精细和富于想象的加工处理，久而久之，听众就养成了“艺不求精”的习惯，觉得有着精密结构设计的艺术音乐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音乐难于理解，从而对这些丰富的音乐文化敬而远之。音乐教师应该坚守自己的目标，有责任在社会潮流的冲击中引导学生合理构建自己的音乐文化生活，维护音乐文化生态的平衡。
影响音乐教育的社会因素很多。多元文化、社会差异、现代技术的发展是我们生活中的既定事实，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违抗，它们或“静态地”规限着音乐教育的状况，或“动态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的变迁，都极其深刻地影响着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教育的格局及其发展，并非某一种社会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全部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社会对音乐兴趣和能力的期待对音乐教育的成就有着莫大的影响。要想促使音乐教育健康发展，仅仅依赖学校音乐教育是不够的，因为大部分变化的促成并非直接来自教学过程，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音乐在我们的文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音乐教育的实施就会顺利得多。因此，音乐教育工作者要遵循社会因素对音乐教育发展的规定性，并要与政府艺术委员会、音乐产业界以及大众传媒携起手来紧密合作，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促进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社会文化结构多元、社会差异明显、科学技术强势与社会观念混杂是当今变革社会的显著标志，使音乐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革新。此外，经济与教育的“全球化”不可避免，我们还必须认真地思考，我们现有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会面临“全球化”的哪些挑战和冲击。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教育社会学开始将视野瞄向“教育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文化的传播与重新选择的问题”“教育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知识创新与制度建设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的更新与适应问题”等等（钱民辉，2004）。无疑，音乐教育的发展，也必须立即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安国．从实践到决策：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2］王群卫．音乐是丫鬟，娱乐是小姐．音乐周报，2014－03－05（A3）．
［3］代百生．开发本土音乐教材，促进澳门多元文化教育．教师杂志（澳门），2009（24）：62－66．
［4］代百生．音乐美育的内涵与实质．美育学刊，2012（4）：7－16．
［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7］张宇．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结构分析．中国成人教育，2007（13）：152－153．
［8］张乐．中高考增“艺术测评”引争议．音乐周报，2014－03－12（A11）．
［9］POSTMAN N．娱乐至死．章燕，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郭声健．新中国学校美育地位变迁的四个阶段．美育学刊，2011（1）：14－22．
［11］ABELES H F，HOFFER C R，KLOTMAN R H．音乐教育原理.2版．刘沛，任恺，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12］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