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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

我提了旅行的皮包,走上了跳板,在茶房招待了我以后,才知道自己所坐的是一间官舱了。一个老婆子跟随在我后面,——她穿着蓝布的衣服,痈下挟着一个大布包,一看就可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她,好像不知哪里是路,到处畏惧地张望着,站在官舱的门首,似将要跨进右腿来。这时,茶房向她高声地呵斥道:

“喂,走出去,这里是官舱。”

老婆子“唔唔”地急忙退缩着,似吓得要向后跌倒了。我猜测她,是想要借宿在官舱的门口边,可是门口边的地板是异常地光滑红亮,不能容许她底粗糙的蓝布衫去磨擦的。我,是坐在“官”的舱内了,对那抨老的老婆子,觉得有些惭愧。

于是我看看官舱内的人们,仿佛他们都像王帝了。

在淡红色的电灯光底下,照着他们多半的脸孔都是如粉团做的一样,有的竟圆到两眼只剩了一条线。他们底肚子,充满了脂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地很像极肥的母鸭。在他们中,没有事做的,便清闲地在剥着瓜子;要做事的,便做身子一倒,卧在床上,拿起鸦片管来吸了的工作。郁郁不乐地似怒视着世界的人也有,——一个穿着蓝缎长衫,戴着西瓜小帽的,金戒指的宝石底光芒,在他的手指上闪射着。他不时地呼唤茶房,事情比别人有几倍的多,于是茶房便回声似的在他前面转动,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事。到晚上,在临睡时前,他又怒声地叫喝茶房。

“老爷,还有什么事?”

茶房似心里不耐烦,而表面仍恭顺地问。“打开这只箱子”。

声音从他的鼻孔里漏出来。可是茶房底举动,比声音还快地打开一只箱子。这时我偷眼横看,这位王帝似的客人,慢慢地俯下他底腰,郁郁不乐地从里面取出了一本书。在茶房给他关好了箱子以后,我瞥见这本书的书面,写的是《幼学琼林》。

船到码头的一幕,真是世界最混乱的景象。喊叫着,拥挤着,箱子从腿边擦过,扁担敲坏了人底头。挑夫要夺去你的行李,警察要你打开铺盖,给他检查,……总之,简直似在做恶梦一般。

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可从这个混乱中救出来。像这样码头上的混乱是全国一致的——广州、天津、上海,长江各埠,……这个混乱,真正代表了中国。现在,就连家乡的小埠,都是脚夫拼了命地涉过水,来抢夺客人的行李挑了。

我在清晨的曦光中,乘着四人拼坐的汽车。车在田野中驱驰着。田野是一片的柔绿色,稻苗如绿绒铺成的地毯一般。稍远的青山,在这个金丝似的阳光底反映中,便现出活泼可爱的笑脸来。路旁的电线上是停着燕子,当汽车跑过,它们一阵阵地飞走了。也有后跑的,好像燕子队中也有勇敢与胆怯的分别。蝴蝶从这块田畦飞到那块田畦,闪着五彩的或白色的翅膀。农夫与农妇们,则有的提着篮,有的背着锄,站在路边,等待汽车的驰过。

美丽的早晨,可被颂赞的早晨呀。建设罢!农夫们,愿你们举起你们底锄来;农妇们,愿你们顶起你们底筐来!世界是需要人类去建设的。这样美丽的世界,我们更当给它穿上近代文化织成的锦绣的外衣。——在别离乡村三年了的我,这时的心花真是不可遏抑地想这样喝唱出来。

可是绿色的乡村,就是原始的乡村。原始的山,原始的田,原始的清风,原始的树木。

我这时已跳下了汽车,徒步地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塍中了。

两个乡下的小脚的女子,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的丝绸衫裤,一个约莫二十四五,穿着白丝的衣和黑色的裤,都是同样的绣花的红色的小鞋,发上插着两三朵花。年少的姑娘,她的发辫垂到了腰下,几根红线绕扎着。在这辫子之后,跟随着四五个农人模样的青年男子,他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是空手的,护卫一般地在后面。其中挑担的一个——他全身穿着白洋布的衫裤,白色的洋纱袜,而且虽然挑着篮,因为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脚上是一双半新的皮底缎鞋。他,稍稍地歪着头,做着得意的脸色,唱着美妙的山歌式的情诗:

“郎想妹来妹想郎,
两心相结不能忘;
春风吹落桃花雨,
转眼又见柳上霜。”

女子是微笑的袅娜地走着,歌声是幽柔的清脆的跟着,清风吹动她们底丝绸的衣衫,春风也吹动他们底情诗的韵律,飘荡地,悠扬地,在这绿色的旷野间。

这真是带着原始滋味的农业国的恋爱的情调——我想,可是世界是在转变着另一种的颜色了。使我忽然觉得悲哀的,并不是“年少的情人,及时行乐罢”的这一种道学的反对,而是感到了这仍然是原始的乡村,和原始的人物。

我走到一处名叫“红庙”的小村落,便休息下来了。

好几家饭店的妇人招呼我,问我要否吃饭。她们站在茅草盖的屋子的门口,手里拿着碗和揩布。我就拣一家比较清净的走了进去。

“先生,你吃灰粥么?”一个饭店里的妇人问我。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灰粥。

“吃一碗罢,”我就随口答。

“先生,”她说,“你是吃不惯的。”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因为我知道卖主是从来不会关心买客的好坏的。

可是她说了:这粥是用了灰澄过的水煮的,没有吃惯的人吃下去,肚子是要发胀的。

“那你们为什么用灰水煮呢?”

“因为‘耐饥’些,走长路的客人是不妨碍的。”她笑了。

这时在我旁边一个挑重担的男子,已经吃完他的灰粥了。

“多少钱?”他粗声问。

“六个铜板一碗,两碗十二个。”妇人答。

那男子,就先付了如数的铜子,另外又数了两枚,交给她,同时说:“这当做菜钱。”

“菜钱可以不要的,”妇人说,并将钱递还他。

我很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客气呢?吃饭的菜钱可以不要,恐怕全世界是少有听到的。挑重担的男子和饭店妇人互相推让着,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要的理由。

“这四盆小菜值得什么呢?”她向我说明。“长豇豆,茄子,南瓜,都是从自己的园里拿来的。”一边她收拾着他吃好了的碗筷。“假如在正月,我是预备着鱼和肉的,你先生来,可以吃一点,那也要算钱的。现在天气暖,不好办,吃的人少。”

这样,我坐着几乎发怔。——这真有些像‘君子国’里来的人们。在他们,‘人心’似乎‘更古’了。同时我又问:

“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坊,为什么有那样多饭店呢?”

“是呀,”妇人一边又命令她底约十岁的小孩子倒茶给我。继续说:“现在是有七家了。三年前还只有三家的。小本经营,比较便当些,我们女人,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过客又站到在门口,她又向他们招揽着。我因为要赶路,又不愿担搁了她的时间,也就离开板桌和木桩做的凳子,和她告别走了。

在每一座凉亭内,在每一处露廊中,总听见人们互相问米价。老年的人总是叹息,年少的人总是吃惊,——收获的时期相近了,为什么不见米价的低跌呢?

在某一处的墙壁上,写着这两句口号,字是用木炭写的:“打倒地主,田地均分。”

有一个青年的农夫,指着这几个字向一班人说道:

“这是××党写的呢!他们要将田地拿来平分过,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好是好的,但多难呵!”

大家默默的。说话的人也说他们自己底话。我这时在旁边,就听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农夫,他是口吃的,嗫嗫说道:“天、天、天下无难事,只、只、只怕有心人。我们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还、还不是,财、财主吃、吃的太好。”

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时我心里想:

“革命的浪潮,已经冲到农村了。”

这是必然的,你看,家家没饭吃,家家叫受苦,叫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在我到家的两三天内,我访问过了好几家的亲戚。舅母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弟设设法;姨母又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兄设设法;一个婶婶也将她底儿子空坐在家里六个月了的情形告诉我;一个邻舍的伯伯,他已经六十岁了,也叫我代他自己设设法,给他到什么学校去做门房。我回来向母亲说:

“妈妈,亲戚们都当我在外边做了官,发了财了。我哪里有这样多的力量呢!”

“不,”我底母亲说,“他们也知道你的。可是这样的坐在家里怎么办呢?你底表兄昨天是连一顶补过数十个洞的帐子,都拿出去当了四角钱回来,四角钱只够得三天维持,蚊子便夜夜来咬的受不住。所以总想到外边去试试。你有办法么?”

我默默地没有答。以后母亲又说:

“在家里没有饭吃,到外边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她们总是想,外边无论怎样苦,青菜里总还有一点油的,家里呢,连盐都买不起了!”

母亲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心里想:农村的人们,因为破产,总羡慕到都市去,谁知都市也正在崩溃了,于是便有许多人天天的自杀。我,怎样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呢?我摇摇头向母亲说:

“我没有办法,法子总还得他们自己去想。”

母亲也更沉下声音,说道:

“他们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子?是有法子好想,早已想过了。现在只除出去做强盗的一条路。”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舍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的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地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空天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化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的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的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地说:“是呀,革命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但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的话只取了默默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大家静寂了一息,只见蝉底宏大的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摔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椒是要辣椒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

这是另一次。

一天晚上,我坐在姨母底家的屋外,是一处南风最容易吹到的地方。繁星满布在天上,大地是漆黑的,我们坐着,也各人看不清各人底脸孔。在我们底旁边,有一堆驱逐蚊子的火烟,火光和天上的星点相辉照。我们开始是谈当天市上的情形:一只猪,杀了一息就卖完了,人们虽然没有钱,可是总喜欢吃肉。以后又谈某夫妻老是相打的不好,有一个老年人批论说:虽然是‘柴米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成为夫妻了,但像这样的天天相骂相打,总不是一条好办法。再以后,不知怎样一下,谈锋会转到××党。有一个农夫这样说:

“听说××党是厉害极了。他们什么都不怕,满身都是胆,已经到处起来了。”

就另有一个人接着说:

“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实在也非他们来不可!”

于是我便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说。前者就答:

“他们是杀人放火的。人实在太多了,非得他们来杀一趟,使人口稀少了,物价是不能便宜的。至于有许多地方,如衙门之类,是要烧掉才干净,烧掉才痛快的。这是自然的气数,五百年一遭劫,免不掉的。”

我深深地被置在感动中了。——他们底理论,他们的解释。我一时没有接上说话,他们也似讳谈似的,便有人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十一

可是乡村的小孩子,都会喊‘打倒帝国主义’了。

我底五岁的侄儿,见有形似学生的三五人走过,便高声地向他们喊:“打倒帝国主义!”

有时他和五六个同伴在那里游戏,他也指挥似的向他们说:“我们做打倒帝国主义罢。你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便将一两个人打倒了。”

孩子们多随他说,同样高声地,指出他们底手指,向一个肥胖的笨重人喊:“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看见到处的墙壁上,这样的口号被写着。虽然‘打’字或者会写木边,‘倒’字会落掉了人旁。但是横横直直满涂在墙上,表示他们意识着这个口号,喜欢用这句口号,是显然的了。

十二

一到晚上,商人们都在街上赤膊的坐起来了。灯光是黝暗地照着他们底店内,货物是复复杂杂地反映着。街并不长,又窄又狭的,商人们却行列似的赤膊的排坐在门首,有的身子胖到像圆桶一样,有的臂膀如两条枯枝扎成的,简直似人体展览会一般。

我穿着一通青布的小衫,草帽盖到两眉,从东到西地走着。可是在我底后面,有人高声地叫呼我底名字了。我回转向原路走去。

“是你么,B君?”

一个小学时代的朋友,爽直而天真的人。

“你回来了么?”

他的身躯是带黑而结实的,他底圆的脸这时更横阔了。

“生意好么?”

我问他。同时又因他顺手地向椅上拿衣服,我却笑起地又向他问:“你预备接客么?”

“不是啊,”他说,“我们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我想问问你外边帝国主义的情形怎样,国货运动又怎样。”

我一边坐下他底杂货店的门口,一边就向他说:关于商业,我是从来不留心的,至于一批投机商人的国货运动,我也觉得讨厌他们。

“比奸商的私贩洋货总好些罢?”

他声音很高的向我责问。可是我避过脸孔没有回答。接着,我就问他在商业上,他近来有怎样的感想。他说:

“总还是帝国主义呵!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在太厉害了!同是一种货,假如是自己的,总销行不广;即使你价值低跌到很便宜,他也会从政府那里去贿赂,给你各处关卡的扣留。想起来真正可怕。”

他垂下头了。静寂一息,他又继续说:

“所以帝国主义这东西不打倒,中国是什么法子也弄不好的!你看,近几年来的土布,还有谁穿呢?财源是日益外溢了,民生是日益凋敝了,——朋友,这两句话是我们十几年前,在学校里的时候谈熟的,现在,我是很亲切地感到了!你,弄了文墨,还不见怎样罢?”

这位有着忠诚的灵魂的朋友,是在嘲笑我了。他底粗厚的农民风很浓的脸孔,是带着悲哀而苦笑了。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向他作解辩的回答。我只是神经质的感叹着: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界上最良好的人民,——爱国,安分,诚实朴素地做事,唉,可惜被一般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弄糟了!我就纯正地稍稍伤感地向他答:

“B君,你底话是不错的。书是愈读愈不中用的。多少个有学问的经济学博士,对于国民经济的了解,怕还不如你呢!所以,B君,目前救中国的这重任是要交给于不识字的工农的手里了。”

我受了他底一杯开水,稍稍谈了一些别的就离开他了。

第二天,我也就趁了海船,回到我孤身所久住了的都市的他乡底家里。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夜半上海 mx/rpxNMj7We4bTs9cJgHqSBB7ocweUeQUTFnAfDDNXjQzRLZwAb/kW1CgKdGs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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