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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年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因为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贴，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敬〔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十五年三月三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