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历七月中旬，暑假快将过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来到上海。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

“老五昨天又来过了，向我要钱，我给了他十五块钱。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唉，可怜！”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

“哦！”他淡然地说。

“你总只是说‘哦，’我真受累极了。钱还是小事，看了他那样儿，真是不忍。鸦片恐还在吃吧，你看，靠了苏州人做女工，那里养得活他。”

“但是有什么法子罗！”他仍淡然。

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虽同住在杭州，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老五常到他家里来，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一概不甚过问。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来招他吃饭，他也托故谢绝。他当时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

“见了怎样称呼呢？她原是拱宸桥货，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么？不尴不尬的！”这是他心里所老抱着的过虑。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说：“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是什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也不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已有许多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当铺里时比起来，竟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过年不去，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什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到：“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无法救了的，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