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这词语很像二三十年前所时兴的宽边镶的女装，要是在如今摆设了出来，看见的人或是拿它当作古董来看，或是一声笑，轻蔑而逗乐了的。

然而这种装束，在现今的中国不入时了的，在外国依然是被视为一种浪漫品——好像外国女子的脚上所穿的双梁鞋那样。

那么，像双梁鞋那样，借了“文以载道”这四个字来作一种旁的用途，那或许也是可以的。

“文以载道”的“文”并不是专指现今所说的文学，不过现今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在内；至于“道”，我们如其在下面添上一个“德”字，那便符合了古人的初意了。

现在我们来借用这个同语，第一，要这个“文”字专指文学，第二，要这个“道”字的意义是希腊文Logos，英文Word，Way这些个字的意义。

如其这样来借用，我们便可以说得，文学是有三种，载神道的，载世道的，以及载人道的（并不是人道主义）。编时的说来，古代便是载神道的文学的兴盛期，中代便是载世道的文学的，近代便是载人道的。可是并不尽然；太戈尔与“开尔忒”文艺复兴内的夏芝（Yeats），唐珊南（Lord Dunsany），他们岂不是写着载神道的文学，萧伯纳岂不是写着载世道的文学么？

载神道的文学可以说是那种表现原质力（elementalforce）的文学。它与宗教、迷信（初期的宗教）有密切的关系；迷信发源于恐惧，恐惧正是一种原质力。生，死，爱（个人的，如性；群众的，如爱国），这些也都是原质力。这各种原质力的秘密一天不能破露，那么，带有宗教，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文学便也一天不会消灭。

宗教，在如今来谈，未尝不像来谈社会主义……不是已经有过一次的非宗教运动来将它打倒了么？其实呢，那一次的运动与其说是非宗教，倒不如说是非教会。非教会的运动，在明朝的时候，欧洲已经发生过了，在马丁·路德的指挥之下。屡次的学生运动，武装的以及不武装的，坦直的说来，便都是发动于一种宗教的热诚。初期的“胡适之主义”在当时无疑义的是“新教”的“圣经”，中国所以陷到如今这种紊乱、自私、孱弱的田地，也可以说是完全基源于宗教的热诚还没有复返到原人的程度，也没有进化到西方的那样变形而不变质的使它分流而冲荡入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工程之内的程度。

西人研究中国的，惯于将中国分作北部与南部；只就文学与宗教这一端来讲，那种的区分确实不错。诗歌，最古的文学，就中国说来，确实是有南北之分：北部的最早的诗歌《诗经》，与南部的最早的诗歌《楚辞》，它们在形体、实质上都是非常歧异。《诗经》是宗教性极为稀薄的；《楚辞》是宗教性极为浓厚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便是北部的国民性的结晶；祖先崇拜的创始者，有独无偶的中国宗教诗歌《九歌》的创作者屈原，便是南部的国民性的结晶。械斗，至今仍盛行于长江、珠江两流域一带的风俗，它便是宗教性的家族观念的表现。几千年来，“御制”的孔子学说主宰了中国，于是，完全符合了家天下者的初衷，那一股原始的宗教的热诚便不复存在了。哪能人人都作孔子，理智的泰山；一般人都是情感的动物，他们所更切身需要的，便是汨罗江的水！

宗教性的缺少对于中国文学是有何种的损失，我们只须举一个浅近的，修辞学上的，例子来说明——拟人格（Personification）的罕见。只看见新文学界内满是“维纳司”，“美神”，很少有“美丽”或是“美”，只看见有“时光老人”很少有“时光”。这还是解放的缠足。至于旧文学，那更不用提了。想象如其要在新文学内充量的发展，情感必得要澎湃到最高潮，如同古代的先知者得到了神赐的灵感的时候那样，如同屈原写《离骚》不亚似写一篇《所罗门之歌》的时候那样。

在现今提倡迷信，那当然是开倒车——虽说战争，基源于恐惧的，也是一种迷信，并不曾去提倡，它仍然高视阔步于二十世纪的世界。迷信虽是不该提倡，古代所遗留下的丰富的神道文献，它们却仍然能以供给聪明的文人去利用、象征的。文学，尤其是诗歌，本来是喻言十九。利用着古代的迷信，现代的短篇小说作者，例如韦尔斯（H.G.Wells），梅·辛克莱（May Sinclair）等等，仍然作着神鬼小说；那么，象征的来利用它们，更是可行的了。中国在这一方面有着丰富的，未曾开采的文献，如其能在它们之内产生出一个唐珊南来，产生出一个作《钟斯皇帝》（Emperor Jones）的奥尼尔（O’Neill）来，那也是新文学所该期盼的。即如某种笔记小说之内有一段故事，说一个女子死去了，到了阴司，判官查出了是误勾来的，便令鬼差将阴魂重行押回阳世，那知误押回了另一家，返魂在另一个也是新死的女尸之上；这段简单的记载，如其一个作者将它渲染一番，例如使一个美丽的灵魂误入了一个丑陋的躯体，这岂不成了一篇极能富有精彩，极能富有深刻，悲酸的情调的诗歌或小说或剧本么？

载世道的文学都是带有伦理色彩的。从前的劝善惩恶的文学便是；近代的教谕诗，目标小说（Novel with a Purpose），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及多种的文章便是。

这种文学有一种特象，便是其中的人物都是类型的，没有个性。例如一篇劝善惩恶的小说，就中照例的有一个恶人，有一个受欺受磨的弱者，男性或，多半，女性的，有钱或有貌，有一个打抱不平的好汉；这是中外一律的，这种小说内的三种类型人物。

在从前，文学的欣赏力不曾进化到近代的程度，实在是只有这种载世道的文学才能“老妪都解”；并且，在从前，教育不曾发达的时候，文学作者还立于一种社会的塾师的地位，他们义不容辞的便来写成这种载世道的文学；并且，在从前，文学的演化还只是方才脱离了神道的时代，技巧也没有进入到客观的地位，当时的文学作者也只能写出这种类型人物的文学。文学，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一样，本是受着环境的支配。

文学的欣赏力进步得迟缓，到如今这种文学还是有巨量的需要；塾师虽是废除了，社会仍然是需要文学的向导，将它领入思想之域；描写个性的文学虽是发达了，仍然有作者，那些抱了领导、改造社会之使命的，利用了已经发展到完美的地步的工技，来从事于这种世道文学的创作。

说起来好像是矛盾——“普罗”文学，归根的说来，便是一种载世道的文学。罗素确是有眼力。他说，新俄的精神便是十七世纪之英国的“清净教”精神的复活。

这种文学，表现社会势力的，也自有它的社会学的“存在理由”。社会的进化全靠了大家共同遵守着人造的秩序；这各种人造的秩序可以，温和，逐渐的或是激烈，急剧的，去改订，但是既经改订了以后，大家仍然要共同的遵守。有个性强烈的人，他不愿，不能遵守这种人造的秩序，他要用了自定的步骤来支配自我的生活。这是社会所不欢迎的。社会所要的是群性，不是个性。所以一般甘于或是迫于支配在社会势力之下的人都是类型的，鸽子格式的；他们的个性，或多或少，都一齐抑压下去了。既然如此，自然便只有类型的人物出现于表现社会势力的文学之内了。

这种世道文学还有无穷的前程，因为，社会在不停息的进化，人造的秩序在不停息的改订，新的类型也随之而不停息的产生着。

载人道的文学是以表现个性势力为目标；它并不是人道主义文学，世道文学之内的一种。托尔斯泰便是一个人道主义文学的伟大的作家；他之所以反对莎士比亚——好像萧伯纳之所以反对莎士比亚那样——与其说他是因为莎士比亚的剧本内只是皇帝、皇后、贵族、贵妇，那未免肤浅了，根本的理由，我看，便是因为莎士比亚所写的是载人道的文学，而并非人道主义文学。

社会上本来有两种人：一种是社会的分子，一种是个性。在社会的进化内，这两种人是相辅相成，都不能少，虽然后一种里面，既有领袖的人才，也有破坏的渠魁。至于在社会的组合内，这两种人却是势成水火，互不相容——理由是前一种人是理智与情感上有平衡的，而后一种则不然。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失去平衡便是造成个性的基因。

只看佘伍得·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的《败类的白种》（Poor Whiie）一本小说之内，主角是酒徒的儿子，头重身轻，讷于言语，完全的不善处世，更其不善于对付女子，但是他却成了机械发明家；这便是理智畸形发展了的个性。又看巴尔札克（Balzac）的《欧哲尼·葛朗岱》（Eugenie Gran det）一本小说之内，那个女主角的父亲，老葛朗岱，他的行为、思想、情感完全被嗜财之念所主宰了，甚至于他所钟爱的女儿，比起了钱来，都要在他的目中退居后位，这便是情感畸形发展了的个性。再看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Hamlet）一篇诗剧之内，那个丹麦太子，理智与情感失去了平衡，因而当前待决的问题，要是换了一个普通的社会分子来，是立刻便会解决了的，他却迁延了时日去惦量，犹豫而不下手去处理。

凡是描写个性的文学，其中的主角总是有他的要害之弱点……这个要害的弱点，我们叫它作“亚吉里斯之膝”，未尝不可。有时候，这要害之弱点便是造成这人物之伟大的基因——例如哈孟雷特的狐疑——这个，我们可以叫他作“磐奈罗辟的织匹”。（见于荷马的史诗《奥德赛》Odyssey内。）

莎士比亚所说的“诗人、恋人与疯人”，拿来形容这种个性强烈的人，是妥切之至。进一步来说，心理学说的，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多么常态，神经系统总有一点，不论大小，变态的所在。这层道理，演绎了出来，第一可以解释，何以这种描写个性的文学仍能为大家所喻赏，因为，个性如其与社会分子是种类上而非程度上的区别，那么，这种描写个性的文学便无从了解，无从引起情感上的反应……古代描写人物，好则上天，坏则入地，便是昧于此理。这层心理学的道理，再演绎了出来，又可以解释，何以类型人物的描写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这种类型人物虽说十之九是常态的，却也有十之一的变态，这十之一上的变化便使得同一类型的各人物有它们的各别的面目……古代描写人物，不仅是类型的，并且千篇一律，没有这十之一上的变化，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是昧于此理。

这三种文学，载神道的，载世道的，载人道的，相辅而行，各有各的存在理由。宠统的说来，诗歌可以说是倾向于载神道，戏剧可以说是倾向于载世道，小说可以说是倾向于载人道。诗歌本是情感的产品，好像宗教那样，它本是人类的幻梦的寄托所，人类的不曾实现的欲望的升华。所谓载世道的载人道的，无非就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表现方法。诗歌小说都是效力广大的民众教育的工具，它们也正该向了载世道的路去进行。小说是文学中最自由，最富于弹韧性的一种体裁；描写个性，这应当成为它的责任—-虽说就实际的趋势看来，就教育民众的能力说来，它也在，也该走着戏剧所走的路。这三种文学都是基于人类的嗜好，好像作梦，照相，加厉画（Caricatur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