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

我在二十八岁时写了第一部电视剧，一转眼今年六十岁了，写了三十二年，创作电影、电视剧作品几十部，九百余（部）集，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荣誉。可我女儿曾跟我说：“爸，你在外面千万别嘚瑟，千万低调再低调。”我老婆也曾从英国给我打电话说：“高满堂，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收不住，到英国看看莎士比亚的故居，你什么都不是。”是，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一颗心，愿意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感受我们这个时代和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历程。我想我的电视剧始终坚持几个原则：第一，真诚面对艺术；第二，真诚面对生活；第三，真诚面对观众。在这个基础上，我说任何一部电视剧都应该追求三个方面：一是追求大精神；二是追求大境界；三是追求大前途。我还想说，我们的电视剧应该保持四股气：第一股气是历史剧要有正气；第二股气是年代剧要有神气；第三股气是当代剧要接地气；第四股气是我们作家应该有志气。这些年我努力遵循这些原则，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一直努力着，一直坚持创作。

说到写自传，从何写起呢？那就从头讲起吧。

我的成长就环境而言首先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没有文化，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但不影响她会讲故事。那时候东北的冬天非常冷，我们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围坐在炕头上，一家人盖一条大被子，然后我母亲说，来，开始说“瞎话”。说“瞎话”的意思就是说故事。我母亲讲的故事有她的发挥，有她的创造。她知道制造悬念，这种本事就像与生俱来的一样，故事讲得特别有意思。其实那时候母亲给我们讲的大量的故事，多数是传说、神话、武侠、抓特务等等这一类内容，她讲一讲就让我们猜，猜下一步是怎么回事，例如这个人他推开门以后遇到谁了等等。其实她就是在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她是无意识的。我对她讲的故事特别着迷，我每天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所以说，首先是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故事充满了好奇感。另外，我哥哥是教语文的教员，他带回来许多书籍让我阅读。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将来有一天我要写故事，我要把故事说给很多人听，我的故事一定要很好听，很精彩。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我对讲故事的技巧又产生了兴趣，就是怎样讲得更好、更吸引人。我把我妈妈给我讲的故事给大杂院的小孩儿们再讲一遍，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形成了一种自觉，就是我开始“瞎编”了。从我妈妈讲的故事到我讲的故事，这中间发生了变化，就是讲一些鬼呀神呀的，讲得小伙伴们非常恐惧、害怕，有的都不敢回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事。但是有时候我母亲出去串亲戚不回来，我就没有故事来源了。可我还要给我的小伙伴讲故事，于是开始了我的自创，开始“瞎编”，充分享受着这种叙述的快感。后来我就做幻灯片，用玻璃纸覆在小人书上，用钢笔、油笔描下人物和场景，之后放在一个纸盒子里面，放上手电筒，开始拉洋片，把画面映到墙上，所有的解说词都是我来写的。上小学以后，这种叙述的欲望更加强烈，我就开始投稿。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写小故事、写诗歌等等，写完之后，跟我妈要八分钱买一张邮票，就寄给报社、电台了，然后等待着发表，但是一直都是失败。可这就是兴趣，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打击如何强烈，我的兴趣始终没改。

我记得我入少先队的时候，看的电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就看《红孩子》等一系列20世纪50年代的片子。那时候电影票是一毛钱一张，但是拿出一毛钱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很难进到电影院去。这里要说一句，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们家有八口人，当时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一个月挣五十九块钱，五十九块钱养活八口之家，我们还得吃救济金。其实我们家基本上就是“烧我”，什么叫“烧我”呢？那时候用大锅做饭，虽然在城市里，也是用大锅做饭，烧的东西全归我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拣煤核、搂草、摘松树篓，就是一切烧的东西都压在我身上。我现在有时候还仿佛能听到我母亲的召唤：“锅里烧什么？”这种艰辛，这种艰苦，这种磨难，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讲，应该只有益处。我想，经历过更多磨难的人，他的作品可能更接地气。话再拉回来，说看电影。当时我有两个途径可以看电影。一个是捡破烂。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饭馆，我还记得它的名字叫先锋饭店，饭馆里经常煮骨头汤，骨头用过之后，就扔到筐里，是准备去卖钱的。我就偷他一箱，卖骨头攒钱，然后去买电影票看电影。另一个途径就是翻墙去露天电影院。它围墙很高，在一个公园里，我们几个小伙伴，这次他扛着我，我从围墙上跳下去看电影，下一次是我在下面扛着他，他跳进去看电影。有的时候刚跳进去就被人抓住了，人家在那儿等着，抓住之后再把你送出去。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偷着进去，因为那时候对电影的渴望非常强烈。应该说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个时间里，我感觉到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视觉的享受、视觉的冲击、视觉的魅力。看电影给我奠定了一个喜欢视觉艺术的基础。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最终的行当，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从事表演也好，都和他的童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是非常大的。我始终认为，在各个领域成功的人士，在他童年时已基本上决定了他将来会干什么。

到了中学，我在大连就算有些名气了，经常发表散文、诗歌。到了乡下当知青，生活就像我创作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里面帅子叙述的那些东西，那又是我的故事，坐着马车到处走，吃吃喝喝，给人讲故事。那个时候就讲一些名著了，例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外国文学故事。当时图书馆管理还比较宽松，我们有借书证。图书馆里头有一个房间，很深，很暗，门老是关着。我特别好奇，那个屋给我的印象是既神秘又遥远。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拉开那个屋门，才看见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一些书。我一看书都发黄了，都是一些旧书，情急之下，随手抓了一本，夹在衣服里，就这样抱着出来了。回到家一看，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一看就看进去了。没想到，这本书让我有了两个命运：因为这本书有了《北风那个吹》；因为这本书，也倒了霉，它属于“封资修黑书”嘛，我因此也被批斗过。我记得当时讲故事，在我们青年点讲，讲完之后，别的青年点听说陈大队青年点有一个故事大王叫高满堂，就来邀请。邀请的时候我也挺摆谱的，我要说不去，他们说那边都杀鸡煮鹅了；我要说去，他们赶马车来接。到另一个青年点讲完故事、好吃好喝之后，又有一个青年点说他们也来接我。就这样，开始串点了，“周游列国”，到处讲，讲来讲去，这个事最后被公社知青办知道了，一查高满堂讲的是《红与黑》，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情感论，就开始审查，审查之后又让我交代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我都讲了多少，我走了多少个青年点，我“毒害”了多少个知青。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我记得最后是在全公社知青大会上，让我到台上站着。当时我很害怕，害怕的是什么呢？因为惹了这个事，我怕以后回不了城了。因为你在下乡插队的时候有了错误，知青办或者大队如果不给你一个好的鉴定，招工单位是不会要你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恐惧，我想回城，我想早点儿回家，我想的就是这些。在那个年代里，都是一群孩子，我只能想到这些。后来我写《北风那个吹》，我写帅子给大家讲故事，其实就是写的我。像我们知青点得一百多号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我们大家想的是同一个问题：好好劳动表现，早点儿回家。写《北风那个吹》的时候，我是按照我的感觉、我对知青生活的感觉来表达的，知青生活我不想写得那么沉重，写得那么折磨人。我曾经注意到关于《北风那个吹》的评论，有人说写得太唯美了，我觉得在同样的经历下，在艺术的表达上，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追求。我不想把知青写成一些忧患意识很强烈的人，或者说他们肩负着国家的命运，我觉得在我的知青生活当中，我没这样，起码我没这样，我没思考国家的命运，我也没思考沉重的人生，我也没思考更深刻的东西。我其实是把知青生活写了一个侧面，写了一个爱情故事而已，而不是全景式地来展现知青生活。

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入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表现来看，没有1977年高考，我恐怕是全知青点最后一个回城的，感谢1977年高考。在大学期间，我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写作，可以说是笔耕不辍。

大学毕业以后，从1979年到1983年，我在中学当班主任老师，教语文。我的课堂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因为我上语文课首先给大家讲故事，每篇课文中以故事的形式穿插着自己的一些幽默，学生听完之后，有时是爆笑，有时是一片哭声。校长找我说，你们班上课影响到别的班级了。很多老师也告状，说高老师上课太不严肃，影响到我们上课了。最后把我们这个班级弄到顶楼，就一个教室，我们到那里去自娱自乐了。虽然我说我教书效果很好，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课，但也有个别人不爱听。有一次我在朗读课文，一个学生在睡觉，我让他起来听我朗读课文，他特别烦躁，完了就和我明目张胆地吵架，我这一火，就用凳子腿打了他一下，这个寸劲儿，正好打在头上，起了一个包又轻微脑震荡，最后家长告到学校、告到教育局去了。教育局发了一个通告，就是高满堂严重体罚学生，受了处分。最后学校告诉我说，这件事影响特别恶劣，你不能再当老师了，再找个地方吧。然后我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工作，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孩子了，生活上很艰难，又住在简易房里，找不到工作是不行的。最后找到了大连广电局，我去了，说你们这里需不需要人？当时那个局长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老师，想来找工作。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大连五十一中的。他说，五十一中，高满堂你认识吗？那时候我小说写得比较有名，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了。我说我就是高满堂。他说，啊，你就是高满堂。我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就讲了前因后果。他说，这样吧，你把你的作品都送过来。我第二天背了一书包发表我小说的杂志来了。他翻了一篇又一篇，最后说你填个表吧。我激动得简直都要疯了。他说我们单位现在没有房子，你能接受吗？我说我现在住在五十一中简易房，完全没有问题，我不要房。他说那你写一个承诺，五年内不准申请住房。我说可以，就签了字。从此，我就在大连广播电视台安了家。

我是1981年结婚，1982年有了孩子，当时住的简易房，夫妻俩都只挣三四十块钱，赡养双方老人，一人还得交十块钱，我们剩这点儿钱还得养孩子，很困难。当时就是写小说，那阵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挣四十到五十块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那时候我拼命地写小说，赶紧赚钱，养家糊口。但特别寸的是，我爱人怀孕时，这小说是写一篇退一篇，写一篇退一篇，简直“中邪”了。那时候我就和我爱人说，我一定要让你坐月子的时候，把鸡蛋吃够。她说你就别吹了，哪儿来的钱。我说你等着，我就又开始写小说。等到快生了，我这最后一篇小说又被退回来了。我觉得在妻子面前说了大话，脸上无光，怎么回家呢？怎么面对呢？我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逛，最后坐在马路边好顿哭。我爱人坐个月子，我不能让她吃够鸡蛋，作为一个丈夫来讲，确实有点儿丢人，多年之后，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很难过。

我从事影视剧编剧行业是从1983年调到大连电视台开始的，那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应该说是刚刚起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也刚有了电视，三百二十块钱，叫星海牌电视，十四英寸黑白的。那时候觉得电视怎么这么有魅力，又勾起来小时候看电影的那些记忆，我就下决心，改行吧，不写小说，写电视剧。第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叫《荒岛上的琴声》，当我母亲知道这部电视剧要播出的时候，是拿着电视报挨家挨户地敲门，说你们一定要晚上八点看看我家老二写的电视剧。我们工人大院一共有六十多家，她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但是这部电视剧写得很不好，骂声一片，我当时都不敢出门了。我母亲说：“孩子，你要出门，早晚得见邻居。”她一边劝我，一边和人家争执。当时有一个剧情，我在剧本上写一个角色身中数弹没有倒下，但是导演拍成了被机枪扫射还没有倒下。有一天，我听到我母亲跟邻居吵了起来。邻居说：“老高大嫂，你家老二最能吹，从小就能吹，现在更能吹，七十多枪没有打死一个人。”我母亲说：“你尽瞎说，我家老二写得有道理，没打到要紧的地方，没打着心脏。”最后我母亲跟我说：“老二，我给你挣足了面子，跟人家打架，但是以后别胡说八道了。”母亲的这句话对我这三十多年的创作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那就是说要尊重生活，尊重历史。对历史不敬、对古典不敬、对古人不敬的人，我永远不敬他。我们应该把民族的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百折不屈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创作了《家有九凤》《大工匠》《闯关东》系列、《北风那个吹》《钢铁年代》《雪花那个飘》《温州一家人》《大河儿女》《老农民》《于无声处》《温州两家人》等电视剧。作品获第五届亚洲电视节、第三十九届亚太广播联盟（ABU）娱乐类金奖；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十四次，其中一等奖五次；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五次，其中一等奖两次；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十次；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银奖。个人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第二十七届《闯关东》、第二十九届《温州一家人》）、突出贡献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第二十四届《闯关东》），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电视剧评选最佳编剧奖（第十三届《老农民》），第三届首尔电视节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五十年优秀编剧奖，中国2009年度影视十大风云人物奖。个人还当选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团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并担任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电影、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曾被评为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辽宁省优秀专家（两次）、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劳动模范、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建国六十周年大连六十位不能忘记的人物、大连市优秀专家（两次），荣获大连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大连市文艺最高奖“金苹果”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可以说，追求大精神、追求大境界、追求大前途，是我创作的一贯坚持。然而，再大的题材，我也要设法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就是要“寻找可以折射太阳光芒的那颗水滴”。在波澜壮阔的年代大背景下，体察、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能让宏大的题材更亲切、更有人性、更有说服力。如果他们都认为改革开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那才是真的好。

以创作《温州一家人》为例。这部剧是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温州人闯天下的故事，该从哪里入手？这曾让我一度找不着灵感。几番思量，我决定奔小视角走，先找到那个具体的“人”。我一头扎进温州各乡镇，冒着酷暑来到乡间、山区，观察和了解温州成功商人们曾经生活成长的环境，吃着地道的永嘉麦饼，喝着当地人自酿的烧酒，遥想着一代代温州商人走出家门、走出国门的种种景象，可前前后后采访了二百多人，还是未能找到答案。直到有一天，我与同事在温州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漂亮的短发女子，并从朋友嘴里知道了这位成功女商人阿秋的故事，她就是剧中女主人公阿雨的原型。席间，我主动过去给她敬酒，并自报家门，可人家常年在法国工作，压根儿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想写一个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创业奋斗的故事，你能不能接受一下采访？”“对不起，我明天要回广州。”阿秋当场拒绝了我。第二天，阿秋飞回广州，飞机降落，她刚走出机场，我已经在这里等候她了。就这样，我完全了解了阿秋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能力、永不放弃的抗争能力和伟大的创造能力，也找到了温州商人的魂，找到了《温州一家人》的魂。

再说说《大工匠》和《钢铁年代》吧。我国有一点三亿产业工人，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流群体，不写他们，我觉得说不过去。再者，一打开电视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稍微有点儿艺术良知的人都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赴鞍钢采访期间，我与创造了那段历史的老厂长、老工程师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搜集到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大工匠》里，影响主人公命运的“工人劳动技术大比武”“毛主席接见并宴请全国劳动模范”等内容，都是我在体验生活时从工人们的口中获得的。我在工厂陆陆续续待了三年，接触工人多，形成了一个人物气、人物场，工人的形象已经活在我的脑海中，包括《钢铁年代》剧中尚铁龙、杨寿山等角色，都能找到现实里工人的影子。

2008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闯关东》所表现出来的捍卫民族尊严、坚守商业诚信、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收视率逼近11％。《闯关东》要写什么？我说，就是要写那个年代闯关东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高尚情怀。可是起步是艰难的。虽然我身为闯关东人的后代，历代人闯关东的故事从童年一直听到中年，已经流淌在了血液里，但在剧本创作初期，我驱车七千公里，横跨辽吉黑和齐鲁大地，历时一个半月，走遍了四个省的图书馆、档案馆，却没有查阅到一部完备的关于闯关东的资料和书籍。两千万人三百年间前赴后继闯关东的史实，竟然只是一部口头文学。所幸的是，总算采访到了还健在的几位闯关东的老人，但均已高龄，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多岁了。说起当年的苦难和抗争，他们有哀伤的泪水，也有吞天吐地的豪气。如果再晚几年写这部剧，就彻底找不到第一手资料，闯关东只能变成久远的传说了。经过八易其稿，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诞生了。《闯关东》播出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同志在看了《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百年传奇辉映民族精神》的《闯关东》剧评后，批示：“我看过此剧，确如所评。”

为了创作《老农民》，五年时间里，我跑了山东、河南、河北、辽宁、黑龙江这些农业大省，从当年的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前后共采访了二百多人，采访笔记一大摞。我经常说，一切鲜活生动的人物，都不是在咖啡吧里、空调房里、冰镇啤酒和法国红酒里诞生出来的。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想象都应该靠着坚实的土地，从大地上起飞。我曾经当过知青，但若还用知青的经历去判断和创作《老农民》一定会失败。真正走下去，我才发现自己对于农民认识上的无知和浅薄，发现一切想象力距离现实生活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常常太相信自己，但大聪明其实是在生活里。作家有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两个翅膀同时拍击才会有上升气流，才能飞得远。但我们的电视剧有多少是从生活里冒出来的？创作真的耍不得小聪明。

只有深入体验生活，电视剧创作才能把握住时代和民族命运。这些年，我不论写哪个行当，写哪个题材，写哪个年代，都离不开一线的深入采访，都首先深入进去了解它，成为它的爱好者、探索者、追寻者。作品要上去，作家必须“沉”下去，深入真实的生活中，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中，拿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自己、感染别人。

这些年坚持深入生活一线采风，也发生过两次记忆犹新的经历。1996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这一年，我在黑龙江省嫩江平原创作电视剧《突围》，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正值壮年，有的是精力，很有一股子猛劲和冲劲，走村串户跋涉多少里路都不觉得累，每天蝇头小楷不写个万八千字收不住手。

有一天，我正在埋头写作，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心里慌得很，便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寻思呼吸点儿新鲜空气舒缓一下。一个老乡见状走过来说：“满堂啊，你的脸色不好看啊，是不是没睡好觉呀？”我说：“最近这段时间赶着写剧本，忙得头有点儿晕，估计出来透透风就会好了。”正说着，我突然两脚一软，紧接着一头栽倒在了地上。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县医疗所的病床上。我说：“医生，我怎么了？”医生说：“还怎么了，胃出血了自己都不知道，你还要不要命了？”那一刻，我不禁想起了远方的妻子和孩子，胸口就像塞了一块干硬的馒头，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说：“医生，我还能回得了家吗？”医生说：“再有一次，可就不好说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就这样，我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觉得人这一辈子，要是没了理想、没了追求，那就是行尸走肉，活着没意思；可实现理想的路又是那样清苦和寂寞，在这条路上，必然要放弃很多亲友间的快乐和温馨。忽然间，我想回家了，甚至想到放弃编剧这个行当。可等病好了，又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创作。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各地奔走，笔耕不辍，写出多部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所不同的是，我不管走到哪里，每天都会给家人一个问候、一句关心。我庆幸自己当年坚持了自己的事业，也庆幸自己懂得了什么叫作事业和家庭两全其美。

再说说另一次经历吧。2005年冬季，我正忙于创作《闯关东》的前期采访，坐一辆吉普车疾驰在黑龙江省黑河通往罕达汽林场的路上。当时气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北风在车窗外呼啸着，大雪覆盖的路面凹凸不平。突然间嘎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和一个大转向，瞬间打破了宁静。等我明白过来后，才发现乘坐的吉普车一头扎进了道边的白桦林，在离白桦林隔离带一米多的地方，就是一溜几米深的沟，所幸车被白桦树拦住了。望着眼前的情景，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缓了缓神，我伸手去拉车门，无奈车门已被白桦树根卡住，根本打不开。我只好从另一侧车门挤了出来。眼前的车子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着头，顶着树干，车门瘪了，保险杠弯了，排气管断了，车胎爆了……黑河的冬天日照特别短，如果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耽误太久，等天黑下来，剩下的那一百多公里路怎么办？时间不等人，大家一起动手，推的推，抬的抬，足足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吉普车又勉强地行驶在了公路上，但时速从原来的六十公里变成了二十公里。我坐在车上，蜷缩着被冻得僵硬的身子，就这么硬挨着。天刚擦黑，终于到达了罕达汽林场。晚上躺在热得烫人的火炕上，我才感到被撞击的肩膀开始胀疼了，我轻揉着伤处，一夜无眠。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把自己这六十年的经历和成绩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有欢乐，有苦涩，酸甜苦辣咸，每一种滋味都不少，可这就是人生啊，有趣的人生啊。

有人说我的作品是“三高”的保证，高品位、高质量、高收视。我说，我的作品都是反映主流生活的，主旋律和市场化并不对立，主旋律写好了，照样有很好的市场。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我说干咱这行，作品上对先人父母，下对儿女后人，咱要把真正的历史、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传承下去，不能娱乐至上，更不能娱乐至死。我的作品要写那些提升我们精神境界的人，那些给我们勇敢和智慧的人，那些历史和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那些引领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人。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 q7EDG7srakdI3ZbPTB1Oq6JSFGZ//2aF73Hk1xFV9k8sRNCO9KF/JOCwaN+Y7J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