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赌

1996年是我人生光鲜的一年，我的小说集《神秘的猎人》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奖为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项，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齐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三年评选一次）。

说实话，我对这个奖的到来感到突兀，毫无思想准备。《神秘的猎人》是自费出版的，薄薄的一本，二百零五页，装帧简陋，很像一只丑小鸭，我压根就没想拿它去评奖，是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赵郁秀和大连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滕毓旭一次次敦促我参评。赵郁秀老师甚至都跟我急眼了，她在电话里说：“你这个小同志，怎么拉你你往后紧紧呢，能不能评上你先报上，也费不了你啥。”我感觉自己像鸭子被撵上架，离报评截止日期剩下一两天了，我才不情愿地把十五本参评书寄走。因此，当得知获奖我相当蒙圈，觉得是一个梦。

我对自己就是这么不自信，不自信有谦虚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底气不足。等到诚惶诚恐地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结识了几位评委和评论家，并得到上海的儿童文学编辑家、评论家周晓老先生“你小说写得不错”的评论，我的一颗不安的心这才得到稍许慰藉。

同一年，我的短篇小说《纸灯笼》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已改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纸灯笼》发表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儿童时代》杂志上，是编辑部直接拿去参评的，人家也没和我打招呼，等到获奖证书和奖金寄来时我才知道。刚刚接到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消息，突然又来了一个奖，真是令我大喜过望，激动得夜不成眠。1996年给我的感觉，就像处于一片黑暗的东方天空，旭日突然喷薄而出，霞光万道。

获奖给我带来了诸多好处。首先，我对自己有了信心。其次，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上级为我调了一套三室房子。爬了十多年的格子，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间大书房，兴奋得我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再者，一些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纷纷向我约稿，这一家，那一家。约稿，一准要发表、出版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张晓楠盯住了我，向我约书稿，不等我动笔就寄来了合同让我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个老资历编辑汤继湘趁我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旅馆里堵着跟我约稿；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也来邀我参加他们的长篇动物小说书系创作；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来大连办笔会，约我写长篇；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在贡嘎山下举办的长篇小说笔会……我告别了无名小卒的惨淡日子，再不用盲目地四处投稿了，再收不到浪费我的邮费、让我感觉羞耻的一封封退稿信了。

然而，这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我习惯把1984年发表处女作《眼镜国》作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端，简历上一直这么写着，而实际上，我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角色。那时我刚从大连师范学校毕业，学的是美术专业，在大连市五十二中任美术教师，教书之余，一边作画一边悄悄学习写作，不敢张扬，因为文学底子太薄。那时正值全民文学热，经常有知名作家来连讲座，每一次我都去听，听得热血沸腾。为了提高语言水平，我还去大连工人大学半脱产班学习中文，取得一纸大专文凭。从1979年到1984年，我用了五年时间才有了处女作《眼镜国》的问世，而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到1996年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又用了整整十二年时间。

十二年好艰苦！特别是前六年，看不见一点儿曙光。那时候妻子忙于哺育襁褓中的女儿，每天下班回家我要干很多家务，等妻子哄女儿入睡后，我才进入自己的世界，这时已夜深人静。我一般用功到零点过后，赶上哪天来情绪了刹不住车，会一直写到东方破晓，洗把脸再迎接新的一天。家里住的是学校操场边上的油毡纸简易房，低矮逼仄，我抽烟，只能在四平方米大的厨房里写作，这小厨房放不开桌子，我坐个小木凳伏在煤炉旁的水泥台上写。

点灯熬油写的东西寄出去后，几乎百分之百被退回来。每天来的邮件都放在学校传达室里，刚开始同事们都不明白那是退稿信，后来就明白了。每次我都是鼓着好大的勇气到传达室取信，然后拿到无人处拆开看，看着千篇一律缺少温度的退稿函，心里拔拔凉。那几年退稿信太多了，连五岁的女儿都能辨出来。有个星期天，女儿在操场上和小朋友玩，传达室爷爷让她把一封信带给我，她一边快活地往家跑一边快活地喊：“爸爸，退稿信！退稿信！”我急忙止住她：“宝贝，小点儿声。”

天天点灯熬油，也不见成果，人熬得瘦成一把骨头。妻子心疼了，反对我继续搞下去，说：“我不图你当作家，只要你健康，咱好好过日子。”为此两人闹起婚后的第一次别扭。

我深爱着我的妻子，不想让她不愉快。几天后妻子带女儿去烟台娘家，我在家里将所有的稿子和退稿信统统填到炉子里烧了，把写作用的蘸水钢笔折断，墨水瓶也扔到了屋顶上，然后给妻子写了四页稿纸的检讨信，告诉她，从此我与文学一刀两断，不再去触它一下。但等到把信投到邮局邮筒回家后我哭了，把头埋在被子里哭出了声音，我从未这么哭过，汩汩泪水里有委屈有沮丧，有告别文学的手足分身般的痛，更有对爱妻的亏欠——为了文学梦，我忽略了她的感受，把本应陪伴她的时光都用在了爬格子上。

然而，抛弃文学后我变得萎靡不振，感觉世界模糊、灵魂飘零，像一条主人不要了的狗。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从烟台回来后见我这副样子就心疼地说：“你爱写就写吧，我不拦你了，只是要注意身体。”我感激地望着她，不知怎么就对她说了这么一番话：“给我十年时间，就十年，如果再一事无成我就永远放弃文学。”这等于下了一次赌注，时间是1986年，这一年我三十岁。三十岁的我跟光阴赌上了，不，是跟自己赌上了！

真的叫“赌”，因为你看不清楚前方的路究竟有多长，那条路隐匿在浓云迷雾里呢，你无从知晓它的真实面目，预计不到它的尽头会是一条清清的河，还是一大片不毛之地，迷疑、惶恐，却又痴情、神往，很复杂的一种心理。其实，写作也是一项技术活，它和学摄影、学开飞机开远洋轮船、学电脑编程、学车工、学厨师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所有的技术工种当中，写作是花费成本最高、风险也最高的一个，它需要相对漫长时间的磨砺，既耗心力，又耗体力，一旦搞不成，十几年、几十年的工夫就瞎子点灯——白费蜡了。这真需要一种铆钉般的定力才能支撑得住。

这十年，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把时间经营得滴水不漏，白天上班，夜间写作，公休日节假日都搭在写作上。每年春节全家一起去给父母拜年，之后妻子和女儿留下，我返回家写作。母亲总埋怨我说：“忙成这样，过年也不歇口气。”我喜欢边写作边阅读，像走夜路的盲人听着虫鸣一小步一小步摸索着前行。那时候，我阅读针对性很强，也很功利，相对于“博览群书”，我更倾向于精读、细读，合乎自己口味的名著我会翻来覆去地读，不厌其烦地读，细细咀嚼揣摩内中“秘诀”。举个例子，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乡村医生》《村子里的诱惑》，赖特森的《我是跑马场老板》等小说，我读过不下百遍，竭力让书中的情绪、光色、气息深入地浸泡我，腌制我，熏烤我，把我做成一块卤肉。

这十年，我正从而立走向不惑，工作走马灯似的变化。开始是又教学又兼任年级组长，负责区工会油印小报编撰工作，后又担任学校政教处主任；1992年调到区教育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和秘书；不久又调至大连团市委刚挂牌的杂志社，协助滕毓旭老师创办《少年大世界》杂志；1994年又调到成立不久的大连教育电视台，当起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工作频频变更，且都是新职业，都面临从头学习的问题，特别是当电视台记者，工作强度相当大，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

然而，工作再忙，时间再紧张，我始终不忘自己的文学梦，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下了赌注的人。常常是白天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回到家先与妻子一起做饭、吃饭，然后先睡上一小觉，再爬起来写作。后来找到了一个更见效果的办法：正常时间入睡，凌晨两点钟起床写作。这个时间特别适合写幻想类的作品——凌晨，世间万籁俱寂，空空荡荡，伏案疾书的我会有一种主宰万物的感觉，思想无拘，天马行空，直到东方呈鱼肚白色，人们从梦中醒来，四下里的声音渐渐多而杂乱起来。而这时我心里常常会发生一些错乱，以为太阳的升起、人们梦醒后的活动都是我幻想中的情景。那种感觉美极了，就是给我一个王位我也不换。

如今回头看看，我大部分生命力相对持久的童话，如《大鼻孔叔叔》《村里有个喇叭匠》《老狼提托》《毛驴的村庄》《盲女孩》《布兜将军》《装在橡皮箱里的镇子》《狼先生和他的大炮》《吃皮鞋的老轿车》等，都是利用凌晨时间完成的，这些作品问世二十余年，至今仍受小读者喜爱，有的成为我写作的高峰，我似乎再也无法超越了。

另外，这十年里我有幸结识了滕毓旭老师，他是我文学成长道路上的一位贵人。我把习作送给他看，他提出意见后我再做修改，然后他再写信向一些杂志社的编辑朋友力荐。最初的一些习作就是这样发表出去的，这使我隐约看到了混沌的前方透出的一丝光亮。记得有段日子，我迷上了画漫画。那时姜末也画，他在春柳小学教美术，我在五十二中教美术，两所学校距离很近，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漫画，参加漫画展，在报纸上发表漫画，我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上面。滕毓旭老师知道后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认为搞儿童文学比搞漫画更有前途，他让我专心致志写作。我记住了他的话。

1989年暑假，经滕毓旭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写作生涯中的第一次笔会，是辽宁《新少年》杂志社举办的，地点在兴城菊花岛。

笔会上，我发现每个与会作者发表的作品都比我多，有人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还有人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另外，大家来前都带着写好的作品，参加笔会只是想让编辑看稿、提意见，只有我空手而来。我感到了压力，很着急，生怕人家嫌弃，暗暗铆足劲，不分昼夜地赶写自己的小说。白天，大家出去玩，我关在客房里写小说；吃饭喝酒，别人敢喝高，我不敢，喝高了就写不了小说了；深夜怕影响同室文友睡觉，我就跑到宾馆走廊楼梯口的灯下写，半夜三更，像个夜鬼，蚊子直往身上聚。

十天的笔会转眼工夫结束了，我没能完成任务——写了一篇小说，但属于半成品，编辑们提了许多意见，稿子需要大修改。回家后，我马不停蹄地修改，一共改了七稿，誊写了七遍，最终觉得满意了才寄出去，这时候距笔会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篇题为《墨槐》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友爱的故事，被《新少年》杂志1990年第一期作为头题隆重推出，并配有大幅插画。很快，《墨槐》就被国内权威刊物《儿童文学选刊》选载。不久，在滕毓旭老师的力荐下，《墨槐》又由日本儿童文学作家西村彼吕子翻译，刊登在日本儿童文学杂志上。

可以说，《墨槐》是我儿童文学创作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它使我悟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门道，在创作上获得了一次重要收获。“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对这句箴言我感触颇深。修改也是创作，在反复改动打磨的过程中，我对儿童小说逐渐有了明晰的认识。就像隔着无数层面纱，修改一次等于揭开一层面纱，一层一层地揭，一遍一遍地琢磨，这个过程非常受用，以至于成为我后来创作的一种习惯。

1992年暑期，我应邀参加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在浙江舟山群岛举办的创作笔会，同年秋季又参加了《儿童文学》《新少年》两家杂志社在旅顺口举办的创作笔会。这两次笔会称得上儿童文学界的高级笔会，大腕云集，我有机会结识了闫振国、秦文君、周锐、张之路、李松涛、高洪波等一批国内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聆听他们的创作真经，受益匪浅，胜读十年书。这之后，我的创作热情高涨，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然而，我很理智，会克制，会像玉雕家一样用心对待每一篇稿子，写东西从不一稿成，总要修改几次，并像鲁迅先生那样，把写好的东西放在抽屉里沉淀些日子，再拿出来进行推敲、润色，有时会推翻重新写，所以，写得比较慢。

从1990年到1995年六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儿童文学》、上海《少年文艺》、辽宁《文学少年》、江苏《少年文艺》、上海《童话报》等儿童文学报刊上，仅仅发表了十五个短篇，平均一年才发表两三篇，这个数量确实少得可怜，但篇篇算得上有质量，其中多篇上头题，或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或被收入各种文集。其中《白狗》《月宫里的冰雕》《大年初一》《狗房子》《纸灯笼》被译介到日本；《樱子河的月亮》《狗房子》《纸灯笼》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野鸽河谷》获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征文佳作奖；《纸灯笼》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1996年，我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我从迷雾中摸索着一步步走出来，看见了清清的河流、湛蓝的天空、熟人的笑靥，梦想花开。走到这一步我刚好用了十年时间，也就是说，我跟自己打赌打赢了。这里要感谢我的妻子，在这十年中，为了支持我写作，她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就连给窗户刷油漆之类的活她也大包大揽，为了我，为这个家，她付出得太多太多了，我永远亏欠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