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年，适逢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施。

一九○一年以前，湖南省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我童年时从未看见或使用过外国货。连最普通的外国货洋油、洋烟、洋布等，都一概没有。唯一可能有的外国货是针。有一个小贩，不会说本地话，常常到我家来兜售东西。长辈们告诉我说那个小贩是广东人。至于他如何从沿海广东来到内地湖南，我就不清楚了。在他售卖的东西里有光亮、大小一致的针。广东当时已经开放对外贸易，因此，这些针就经广东到了湖南。当时，湖南是抵制外货最久的省份之一，因此，仍然继续它的孤立生活。但是后来，湖南也终于无法逃出和外界接触的命运。很不幸，正当湖南要面对此一巨大而复杂的变化时，本身也是问题重重。在这方面，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整个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我家是从邻省江西吉安迁到邵阳的，时间可能是在十七世纪的后期。似乎是陆续迁移而不是整族迁移的。我们族人有一份族谱，每十五到二十年修订一次。为了修订族谱，族人曾派代表到吉安去搜集资料。我应再补充一句，我的族人有一部分迁到老远的四川，定居在战时首都重庆附近。

当我的祖先抵邵阳时，当地一定还是一个未开发的边区，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北满差不多。对此问题我没有作过有系统的研究，但是某些事实使我相信当时的情形是如此的。

当我年幼在小官道上散步时，常见有些人穿着奇装异服。人们告诉我说那是“苗子”或土人。他们自愿与汉人隔离居住。他们固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的家距我家不远，可能就在五里以外。在湖南西南部苗子的人数比邵阳还多。

长辈们最喜欢讲的传奇就是本族祖先生活的情形。据说我们的祖先很富有，有一二八○亩以上的土地。他的土地一天都走不完。这种传奇对我影响极深。我在美国受完大学教育曾不辞辛劳，调查此事。我家附近的许多庙宇、寺塔、桥都有石碑，碑上刻着捐款建造人的姓名，我祖先的名字往往列在最前面。距我家三里的地方，有一座精美而独立的房子，迄今可能仍然存在，那就是我祖先在十九世纪初所建筑的。那所房子已经落到外族手里，但是二伯为了尽孝又买回一半。如果说当年这里不是边区，一个人怎么会有一千多亩的田产。

十九世纪末我族才有祠堂。这说明在此以前蒋家族人稀少，无此必要。

邵阳人均以勇武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教我们防身术。很多武林故事在乡间流传，其情节酷似电影中美国西部武打片。

到我成年，边区的情况已不存在，但在某些方面，边区的遗风犹存。

乡间各族彼此不和是常有的事。在我年幼时，李刘两姓时常械斗。一个刘家的人两个李家的人因械斗丧生。我问二伯：为什么刘李两家要彼此仇杀？他说：因为他们的先人曾经有争执，所以他们要打下去。

二伯有一个佃户，对于耕种不甚勤劳。他似乎染有烟酒嗜好。二伯认为他已不能再容忍，应该通知佃户退佃。佃户竟因退佃而自杀。他是河对岸李姓的同族。立刻就有人告诉我家，说李姓族人要武力报复，把死尸抬到我们祖先堂来。一般认为这对蒋家是最大污辱。二伯动员蒋家的男丁，各操刀棍，轮番守夜，他们计划的战略是先守住木桥，正对桥头驻守一小队人。另外的人派到北方一里半路的地方把守那儿的石桥。气氛非常紧张，但双方未发生冲突。次日晨，邻居一位长者来会二伯，劝双方和解。中人说：如果蒋家肯出丧葬费，械斗可以避免。二伯接受了他的调解。

祖父去世时，留下一家店铺和十二亩左右田地。祖母分到三亩，三个儿子各分三亩。家父的三亩田，一亩与人合种，对方出劳力，我们出种子、牛、肥料。每年收成三分之一归劳方，三分之二归地主。另外的两亩租给佃农，每年收成双方各半。我们是地主，是所谓的上中阶级。附近最大的地主有一百二十亩地。他有十子，每人可分到约十二亩。多数大地主都有十至三十亩田地。

我家的稻田每亩年产约三十担（每百斤一担）糙米，三亩可产九十担。与佃户及合耕人分成后，我家每年约可分到五十担，约值一百五十银元。

在我童年中，一九○○年是最重要的一年。有一天，大约是春季，家母替我洗好手脸，换上新衣服，因为她认为有一个重要客人要来了。我堂兄们比我懂事，知道的比我多，悄悄对我说，客人是一个媒婆，是来给我做媒的。以我那时的年龄论，这件事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静静等在那儿还是很烦人的。媒婆按时抵达。她和家母互相耳语了一阵，再从上下左右端详了我一番。据媒婆说，距我家约四里有个贺（Ho）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年龄和我相仿。她认为我和那女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到几个星期，经合婚后，正式交换订婚证书，我和小贺小姐订婚了。

一九○○年苦旱，门前的小河都干涸了。水塘也没有水，我们不得不把塘里的鱼捞起来。塘底在烈日照晒下，土地龟裂。田中禾苗，均已枯焦。饮水成了严重问题。

那年家父正好在家。我记得他提着水桶带一把铲子到小河去。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到处去挖。挖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给他找到一处水源。家父挖开泥土，打了一个小洞，渐渐的，有水渗进小洞。家父提了一桶水回家。四邻闻讯，都去提水。

小贩们到我家来卖一种所谓观音土的东西。那是一种灰色的泥土，据说在荒年可以充饥。它被认为是上帝的恩物。二伯也弄了一些回来，用水煮过后要我们吃。我吃了一小碗，很难下咽。幸好我们有前年的余粮，不必靠观音土维生，得度荒年。但乡下有很多人却饱受灾难，哀鸿遍野，草根树皮挖掘殆尽。

一九○○年也是“拳匪”在北方发难的一年。彼时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拳匪”在两湖的宣传活动为张所敉平。但是，有一个姓贺（据赵士介先生提供资料：其人名贺金声——译者谨注）的单身汉成立了一支救国敢死队，想要沿江而下，去杀洋人。敢死队到了大官道上的青树坪，距我家仅仅八里路。他们遇上了官兵，双方打起来，敢死队非死即逃，姓贺的被枭首。官兵把他的首级装在木匣子里，沿小官道从青树坪运往邵阳，正好经过我们家门前。家父供给他们茶水，请他们准许我们看看贺某的首级。官兵答应了。我还记得，我拉着家父的手走到木匣子旁边，去看那个死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长辈和我都把那个姓贺的当作大英雄。正好他是我未婚妻贺小姐的一个叔辈。

贺某的事迹邻人一直讲了好多年。似乎人们都认为中国人很神圣，外国人很野蛮。两相对照也就非常清楚了。这件幼年的经历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的若干年月中，我一直想着与那件事有关的许多事情。无疑的，那是因为我同情那个姓贺的英雄和他的部下的缘故。

念了许多年书，包括在美国留学，我还是不能忘却那位姓贺的英雄。一九二三年冬，我回到家乡，有一次去探望族中长辈，途中在一家小店吃茶休息，猛然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缘起，上面说附近的善士们正在募款给一位新神修庙，新神姓贺，很多城镇中也贴着相同的缘起。我回家问继母那位新神是谁。她说，即使她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所以她也不愿意告诉我。经我再三恳求，她才告诉我，那位神仙就是一九○○年率领救国敢死队去杀洋人的那位姓贺的英雄。她告诉我那位英雄就是一度做过我未婚妻的贺小姐的叔辈。她说姓贺的英灵未泯仍然活在那一带人们的心中。群医束手的病人，久婚不育的妇女，只要许愿为他修庙，无不有求必应。我于一九二三年间就知道继母很迷信，而且我也知道她是个虔诚的迷信者。我亲眼看见一种新的宗教赞礼。这完全起于人们的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

邵阳县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二次大战时，为了抽壮丁，国民政府估计它有一百二十万县民。行政大权和责任落到县长一个人肩上。他的地位高但行政组织不够，在广袤的辖区中很少有下级机构。就以我的四邻论，我们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过。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邻里组织来处理。

在乡间，每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祠堂和族长，族长在家族中具有无上权威。大多数的祠堂都有祠堂公产，公产收入用于修缮、祭祀、救济族人，补助同族子弟，特别是聪明而贫苦的学生学费。族人间的争执大都由族长们出面排解。

我常听人说，某某因为行为不检，族长要开家祠惩罚他。有时也听人说，争执的一方要开家祠评理。这种威胁方法常被使用，但往往是空话一句，威胁对方一下而已。

我从未看过开家祠审判族人的事，但，我听族长们说族中顽劣子弟可开家祠杖罚或是出宗。

邻居之间，也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在他们中心设立一个办公处。如有事端，如匪警等，邻里组织的自卫队就穿上制服，执干戈以卫桑梓。遇有重大刑案，邻里组织可以报告县府，要求派警察来。有些刑案，于捕获犯人后，可以送到县府。县长充检察官，在邻里组织人员面前审讯犯人。犯人可以接受某些法律指导。我说“某些”，是因为我国当时没有律师，在乡间只有些粗通法律可以写状子的人，于是犯人就成了他们的好主顾。

就我记忆所及，大体上说，乡间的治安是很好的。我家只被毛贼偷过一次。乞丐倒是很伤脑筋的，尤其是办红白喜事时更甚。有一年大旱，为了谁家先从水塘汲水的问题发生争执。依照习惯和传统，凭地契决定先后次序而非根据法律，也没有书面契约。借贷、利息等也都依照习惯和传统。债权人如迫于不得已，可诉之于族长或邻里组织，请求帮助收回贷款。

我年八岁以后，继母常派我去看佃户收割稻子。根据习惯，佃户要把收割的日期通知地主。我要到田里去看佃户和工人们收割。佃户往往给我准备热茶、西瓜或葵瓜子，帮助我打发时间。如果要收割一整天，佃户就会请我到他家吃午饭，菜肴往往很好。稻子收割好了，佃户把他分作两堆，旁边再留一小部分。他要我来选其中一堆，当作地主的一份，然后求我把旁边所留的一小部分也送给他。我如果认为留的太多，也可以不给他。选完后，我家工人把我选的一堆搬回家去。我家长辈似乎从未担心过佃户会欺骗我，地主与佃户之间很能互信。

就乡村经济而论，租地、分谷和借贷是最重要的几件事。在我家乡有一位和我祖母同辈的老太婆，我称她叶（Yeh）奶奶。我听说她是家父的奶妈。她在我家给我母亲和继母做女佣人。她积了一点儿钱，放出去吃利息。她出去收债时常要我伴着她，以花生瓜子作酬劳。她向债务人收回她应得的钱。就我所知，利钱是三分。贷出的数目很小，一个人从不超过三块银元。

后来我核算一下，才知道在乡间放款吃利是最有利可图的。可虑的是放款不太安全。土地的收入不及放利息好。地主要纳税，税款约等于总收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据我若干年后核算，投资土地每年纯益率约为百分之九。但人们还是愿意投资土地，因为比较安全。贼不能偷地，战争也毁不了地。每个乡下人都愿意买地。

很明显，乡间人们贫富不均。有些大地主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因之，田地一天天多起来。所幸，中国对土地有一条不成文法：地主死后，他的儿子要平分他的土地。这种不成文法即使死者有遗嘱不许分也无济于事，因为法律和传统都没有遗嘱的规定。

次于大地主的是富农。他们自己耕种自己的田，借以糊口。再其次是半自耕农，他们有一部分田地，但不足以维生。他们要从大地主那儿租田来种。最差的是贫农，他们家无寸土，靠劳力或耕种人家的地维生。乡间也有手艺人，如石匠、木匠、裁缝等。但乡间大多数是普通工人，他们没有手艺，靠劳力赚生活。

回想起来，可以说大多数乡下人都是工作苦，生活俭朴。他们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大地主们虽然在乡间为人所嫉，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情趣也不太令人羡慕，至少对现在这一代人说是如此。由于分家，很容易使大财主家道中落，甚至饔飧不继，但，另一方面，欲想发财却是难上加难。对乡下人说，没有太大的发财机会。 XTnvGwxRSlss3k3Ag9lRtyyNFtYZ41IUYOhvAT0pf+9bZJ9CYsNpbyfeRHE/67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