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那两年的特点就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记得事情。在那省城抚台衙门里的生活不是一定会有过这样,一定会有过那样,许多事情都是真记得有过的。我们住在西花厅里,两面有厢房,我是住在我母亲的套房里。每早带我的老妈子(姓黄,从南京带去的,不是那奶妈,因为我不知为什么不吃她的奶,不久就打发回去了)背着我出去到花园和二厅上玩一转,十点回来才和父亲母亲吃早饭。也没有小孩同伴玩,也没有小孩的玩物,所以我常常在老妈子背上大跳大叫,给他头上的一个假髻殼子起下来丢了,头发弄散了,气的老妈子总是要回南京去。我母亲就拼命的加工钱。(这当然都是以后他们对我说的,当时我一点不懂。)有时要到大堂后去看打人枷人等等的刑罚,听他们叫哭那些惨的声音,我也不怕,但是我总觉得气的很。(不过审到了抚台衙门的犯人都是被控犯大罪的人了。)以后给父亲知道了,大骂用人老妈子,不准再去了,可是过了几天我还是闹着要去看。
母亲下午总是到正房和刘家他们打牌。(那时候所谓打牌是打纸牌,不是打麻将,大概是“挖花”,是麻将的前身。)他打到老晚的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衙门里应酬真多,常看见人家送一大些东西和酒席来,有烤的整猪等等。有时听他们说这是全席,那是便席,我也不知是些什么。有的转送了给人,有的给用人们吃了。送戏的时候我就骑在男用人肩膀上看戏,有好好的看台我也不要去。常听客人对我母亲说,你们这个少爷是野人。因为我一急就大叫,多少人也不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我根本穿着就是男孩子的衣裳嘛。
幼年时代的风光,一景一景的闪过去,都连不起来似的,有时候觉得都像别人的事情或是像用文字一写下来就失掉了原来的滋味了,你要读得懂我,你简直非得是我才行!我就这么样子在广东省城过了两年,里头很少写得清楚的事情,可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两年在广东”的风味。
但是有一件纪念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西花厅院子里有一棵大榕树,根从树上头一根一根的挂下到地上,我老在那上面爬来爬去的玩。后来隔了三十七年(在一九二九年),我和元任到广州,再去找那抚台衙门,都已经改成了中山公园了。只有那棵榕树还在,我还坐在旁边照了个相。
这样的两年混过了。有一天听见大吹大打放炮和哭闹的声音,大家跑来跑去的。我父亲两三天都没有回房来。(就回来我也不知道。不过平日,父亲每天回来了总要找我说几句话的,所以几天没见,我就想大约几天没回房了。)他们说刘抚台忽然死了。我母亲除了到那边每天应酬一下回来外,总是不响的一个人吃水烟,一句话不说。这样闹了好久,一天说我们得收拾东西要回南京了。我还是高兴的很,我看大家都不高兴。有时我父母谈什么闹家务了,两妾争产等等的,是说些什么我都莫名其妙。大家也不穿好看的衣物了,每天也不买鲜花戴了。男男女女的每人穿一件白衣,头上扎一块白布。全衙门扎起花门,白的、蓝的、黄的球来。有一天好容易遇见父亲回房子,我说:“爸爸!为什么只扎三色球?为什么没有红的绿的?”我父亲回我,傻东西,死了人要白的,喜事、寿事才用红的呢。从此知道一样新事了。
可是等出棺材时桌子上有大红绣金帏。我又问父亲,你说死人用白的,怎么又用红、金的了?父亲说白是别人表示对死人的悲哀,死人本身不能带孝的,懂吧?我觉得对我有回答就算对了,其实也不太懂。(我以后从这个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
这次回南京不是坐的外国商船,是坐的中国兵船,叫海什么我不记得了。在船上,刘家的两个姨太太每早上要去哭灵的,若是哪一天不哭,刘的儿子就要骂的,说老头子在日对你们多好,现在死了你们就不哭了。我觉得怪的很,哭么,是要被人打了,或是什么地方疼了,或是气的没有法子了才哭呢,哪有一个人好好的自己不要哭,坐在那儿要由别人叫他哭,他就哭了?刘本人自己没有大太太了,只有两个姨太太,带到英国去的也是她们,可是家中有大的儿子,一闹家务总是叫我父母去调和,给他们两面公平办理,所以一直回到南京住在三山街,一有事总是找我父亲去调解去。以后两个姨太太吃了素,还常住在我(出家的)二姑母的庵内。他们的几位少奶奶也常来,一直到死交情还是不断。现在刘家没有人还能记得广东抚台衙门和院子里那棵大榕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