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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生以来，头一年的事情比后来哪一年都多。详细的情形我记是记不得，可是一定是过的非常有意思。我那一年里头的长进大概比后来五十多年加起来的还多。我很早就发现别人不是我，就是有时候希奇那么远的脚趾头倒不是别人，就是有时候还分不大清楚。我不久就发现凡是是我的，我能够随便自由的动作，这自由的滋味我一尝到以后就永远不肯放弃了。
在那同一年里头我的体重加了不止一倍。可是我后来倒没有每年一倍一倍的加上去。后来有一阵子我细长的他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叫“天灯杆子”呢。可是“姨姨”喂我的奶的。他们说“姨姨”从前因为小孩生的多身体不大好，到生我时候，“大伯”的差事正好，所以在我生了以后不知买了多少高丽参给“姨姨”吃，所以结果我的身体非常好（一直到现在还比一般中国妇女的身体强）。我常常告诉别人若说我有病，都没有人相信，因为从小到现在虽然害过些大病多半是些传染病，平常倒从来不那么娇的的病病痛痛的。
中国规矩小孩到一岁时要“抓周”的，就是摆了什么书咧，算盘咧，粉盒咧，各式各样的东西在小孩面前，随他去乱抓。抓着的第一件东西就代表这小孩子将来做哪一行事。据他们说我抓的是一管尺，可是尺代表什么我忘了。是不是说我将来做人是像一管尺那么正直，还是预言我以后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我第二个生日后祖父和“父亲”回国了。到家第一件解决的就是两样事。“父亲”非常喜欢我，但是不愿和姑母家结亲。其时“父亲”已定了随刘芝田钦差到广东。（刘是抚台，“父亲”是总帐房，就是会计，这种位置非本人的最可任托的人，才委派呢。）在回国的路上和祖父商量想带家眷到任，恐祖母不肯，还未提及，祖父说现在利用这个机会答应祖母之意过继也好，给了姑母做媳妇也好，这样就可以准许“父亲”“母亲”同到广东去了。哪知一提议祖母果然真是一口就答应了（还是祖父计谋好，到底知妻莫如夫）。但是“姨姨”非常不愿意，说我太小还未断奶，而祖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找了个奶妈带我，又给改名叫“传弟”，意思是给二房带一个小弟弟来。（中国这个规矩各处很通行的，又叫“压子”，所以起“传弟”、“领弟”等名字。）又对“姨姨”安慰说等二房自己有了亲生的子女后还可以给我回到大房来，惟独一定要给姑母为媳妇一条绝对不改（岂知日后还是改了）。这样一开家庭会议就算天下大事定了。
在“父亲”“母亲”带我动身到广东以前，祖父拿了新带回国的照相机（这套照相机等等以后就是卖给上海宝记照相馆欧阳实知先生的最早一套），给全家照一张大照相。（祖父最爱各式各样的仪器，没想到我嫁的元任也是最爱这些东西，可惜他们两个人没见到面。）我总是动的不停，糟了五张片子，因为那时候都得用慢镜。到后来祖母急了，说反正是女儿，不加入也不要紧。这时候我两位母亲心上都不愿意起来了。她们就联合起来一边一个紧紧的扶着我坐在茶几上照了一个。这是我生平第一张留下来的照相，还穿着连脚裤子照的呢。结果那一大家子人我一个人照的最神气。
留下来了吗？留是留了二十多年，可是在武昌起义的时候那东西跟我们别的东西在汉阳伯牙台住处都烧掉了，后来到南京老家再找副片也找不着。元任常常为了这事情可惜。
我到广东这一趟是我生平许多趟旅行中的第一趟。我还觉得南京是我的家，可是这几十年当中在南京前前后后一共只住了十九年。其余的时候我或是住在别省，或在日本，或在欧洲，或在美洲。这第一次旅行，去的时候我还太小，一点不记得上路的情形。我一定是坐江轮从南京到上海的，因为十几年以后才有铁路；我一定住过上海旧式的栈房；我一定坐海轮从上海到广东；我一路给我的过继父亲过继母亲不知道添了多少麻烦，也给了他们多少安慰。从这里起头我就给称呼他们引号取消，就直接说父亲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