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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结论既然总是归我太太，那么序论就归我了。这部书是讲一个人的。我太太凡是对于人的事情都有兴趣，所以她就讲这个人。我对于书都有兴趣，所以我就来讲这部书。
我太太在一九一三那么早就起头儿写自传了。她起初拿它像个小说那么写的，可是不久就感觉到真事情比编的故事更有意思，直接简单的叙事比作文章更有力。可是在那人人都之乎者也的写文章的时代，就缺乏一种直接了当的文字来叙述她这直接了当性格的人。所以她写了没有多少就没写下去，原稿也早就丢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史以来一直到胡适的文学革命，凡是提起笔来就是写文言。除了极少数的小说跟更少数的宋儒理学跟唐朝的语录之外，没有东西不写文言的。公文，事务信，连家信都是写文言的。白话并不是不能写，就是习惯上不兴写。文学革命的大功劳就是把一向不兴干的事情变成兴的了。在传记著作当中胡适就以身作则写了一篇白话的《李超传》（见《胡适文存》一集卷四）。李超这小姐本来很少人知道，后来那篇传记在哈佛中文第三科作了必修读物之一，所以很多美国汉学界里的人都记得李超是谁了。在自传当中，当然胡适的《四十自述》是一个最早的白话自传的榜样。
我太太写东西倒不是要学胡适的白话文体裁。在思想上，在文化上，好些革命前锋本人往往仍旧留着些传统的习惯，连《新青年》里“文学改良刍议”放第一炮的那篇文章都还是用文言写的呐。我太太所受的文学革命影响就是现在有了这种风气，她就可以放心爱怎么想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写，现在不但不怕人笑，并且还时髦了。
我太太倒不是像我这么净爱写纯粹的北平口语，写一处方言的纯粹的口语固然是有学术上的价值，因为还是一种社会史实的记录。可是我太太是在那儿写她自己一生的事情，她既然不说任何一处的纯粹的方言，无论是北平话还是南京话，那么她就怎么说就怎么写了。她并不特别写什么体裁。外国有句常言说，什么样儿人，什么样儿文。
那么现在有了一种可以写书的文字是一回事，可是写它又是一回事。在八个月以前她才真正开始写——
不是的，元任，你记错了。八个月以前是你开始翻译成英文。我的中文一年前就起头了。
对了，韵卿，你是一年前就起头儿了，那么有一天我太太上纽约去的时候，赛珍珠就出主意问她要不要写一篇短的——
元任，你又搞错了。那一次我并没有碰见赛珍珠。是林语堂太太告诉我说赛珍珠问好不好让她——
欵，韵卿，这东西是你在这儿写还是我在这儿写呀？要是你老那么打岔我怎么——
何不算俩人同写的呐？——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么你就打这儿接下去罢，韵卿！——
好，我接着讲。那么林太太说她也许可以给我写一个短的传记，也许成一篇文章的样子。她认得了我二十五年了，就只须知道知道我早年的事情就行了。我告诉我丈夫这个话，并且说我既然好些年前曾经写我自己的事情，最好还是我自己写完它罢。
“我已经给你写了一个传了嘛。”他说。
我说：“几时啊？在哪儿啊？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嘛。”
“没有，我没说过。我是十九年前起头儿写的。”
他就拿出了一札四十张的写得密密的稿子给我看。这稿子当一篇文章太长，当一部书又太短。逢是本来不打算发表的。他原是留着哪天当个新鲜的礼送给我的，到银婚日子什么的。可是现在我既然自己预备要写传了，他想还是把稿子拿出来罢。
我看他写的我倒是我。他写到我的生平，过的像我，觉着也像我。可是他用的文字是纯粹的国语，不是我说的话。还有说到我们认得以前的那段他常常把人弄错了，把事情前后的次序也弄颠倒了。所以我说我最好把它修改一下子。
他说：“算了罢，我想顶好还是你自己重新起头儿好好儿写成一部书罢。”
最后一下推动的是从赛珍珠和他的先生理查·瓦尔施来的。有一天在饭局上他们告诉我，说我那食谱刚出版的时候，有个波尔的模的写书评的说：“欵，这位太太应该写部书欵！”我说：
“好！我打算写部自传。”他们就说：
“好，你写了我们就给你印。”
那么就剩了等亚洲出版社或者戴约翰公司到哪儿找几十万铅字来排版了。他们既然没有中国铅字，大家想想还是把这东西整个的翻译成英文还省事一点。谈到这里，一桌子客人都回过头来看着元任。现在这英文版就是那一看的结果。
现在这部书并不是那种某某名人口述某某人笔记一类的书，因为这是我自己已经写出来的了。这也不全是一部中文书的英译版，因为中文还没有出版呢
。并且出起中文版来的时候，里头说的话也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比方中国的婚礼丧礼咧等等风俗，对中国人用不着那么罗罗唆唆的解释，可是巡警给的一张“票子”要是不说明是开车犯规的传票，一个中国的读者也许认为是送的一张戏票呐。所以这书虽然起头用中文写的，本来是预备给外国人看的。
但是我的丈夫有时候也不乖乖的翻译，有时候把我的简单的中文译成基本英语，可是有时候写写就写成他那种形容加形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学术派的文章了。现在我要郑重申明，中文里头没有像英文那种句子套句子、我从来也学不会的那种“相关附属句”。那么他又喜欢成心用矛盾的字眼来逗笑。我觉得人生里头没有相关附属句就够复杂的了，不用逗字眼就够矛盾的了。我有时候抓着了他玩那些把戏就加了脚注来表示抗议，可是我不敢包全都抓着了没有漏的。
他翻译对话比翻译我的感想多半较准确一点。我不大发概括的议论，偶而有也比较直接简单，要是有些论调像很深奥或是很抽象，那就是他把我太翻译的成了个哲学家了。我对于谁说的什么话记得最清楚。书里的对话有十分之二是记得一字不离的，又十分之三是差不多一字不离的，其余的是所说的内容如此。对话的英译照我看起来翻的不错。
在有几处他把说事情的次序给调换了，把事情的结局先不说，一直留到最后再——
可是我的好韵卿欵，那是编故事的章法欵！——
可是这不是编的故事嘛！我还是喜欢把事情都先说明白了，有好几处我还是非得把事情的结局起头就宣布了，让读者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常常晚上看侦探小说，太长看不完，又怕睡不着，我就偷偷的看看后头。
我对于我这自传的英文本的印象就仿佛看一个中国女人的油画的画像。一个油画无论画的多么好多么象，从中国人眼光看总免不了有点洋味。不过除了用毛笔在绢上给我画像，要是非得用油在帆布上面，我觉得现在这幅画最好也就好到这样子了——
好说好说，韵卿——
可是我还是喜欢绢一点。
杨步伟
赵元任
一九四七在麻省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