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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心理学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所谓“行为论”那种学说。可是我生来就是三行而后思的，并且做了一个小三少爷，我就从来没想到做了一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我连发现一个针有鼻子都觉得诧异的不得了。好些着急的事件，焦心的问题，固然是有过，我上文已经讲过；可是那些都像是我家的事情，不是我自己里头的事情。后来甚至我以为我是自己在想自己了，结果大半还都是回想母亲、父亲、大伯、姨姨、姊姊、哥哥、黄妈，他们在那说兰仙、传弟、小三少爷，什么什么的回声。我想到我自己的时候，里头很少有个“我”在里头的。
可是我过了十岁生日以后我就渐渐的学了自己定我自己做人的规矩和做事的计划了。国家大事，自己和家里人的病痛，家庭的变故——那些事对我觉得切身一点了，对我的影响逢是和以前不同了。
有一天，我十一岁的春天，我看见我祖父异常的生气。他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这么胡闹？没听见过把国家的大事交给那么无知无识又迷信的一群土匪的
！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了。他说的是那回慈禧和端亲王相信了那些所谓“义和团”的本事，说他们不怕刀枪炮火，能把所有那些欺负中国的洋鬼子都杀的杀掉，撵的撵出去。结果闹的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出奔到西安，这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所谓拳匪之乱咯。
我们在南京那面只受到大风波的一点余尾。其时大伯在天津，父亲刚到武昌，祖父连忙打电报叫他们回家来住着，那电报局都拥挤的不得了，因为各家都催在北边的亲戚们纷纷的南下避乱。可是大家又怕也会乱到南方。我母亲们一到下午就叫我们睡在床上。那些用人们有的还相信义和团、白莲教、红灯照那一帮人有杀鬼子的本事，可是他们还是怕；据说要是有红灯照什么的飞到家里来可以用马桶盖给他打下来。所以有一阵子老妈子把马桶刷的格外勤快，预备万一有个红灯或是白莲什么的飘了过来，好有个准备。
七月十五过七月节，照例是地上插香，池塘里放荷花灯，大家都祭饿鬼，人就是吃茄饼，是七月节照例吃的东西。可是五叔哥哥们说，看这局面我们也许过不了八月节了，今天我们大家何不每一个人买一只烤鸭吃（南京烤鸭嫩的只两磅一个）。
我吃了过后在外边院子里睡了一觉，大发起烧来了
，一连十四天不退，后来听说是伤寒。退烧不到半个月，吃菱角又发烧，好了一个月，又吃了四个元宵又反复了半个多月。最后一次肠已经出血了。那时南京西医的医院因为闹义和团的缘故都离开了。我父亲只得用中药叫牛黄清心丸同阿胶（一种是强心的，一种是凝血的）给我吃。给我吃的以前大家议论说牛黄清心丸吃下去以后这个人的皮气要坏的不得了。姑母又说以后皮气坏了怎么好？我父亲气极了，说我只要人，皮气坏了我留在家里过老，不给她嫁好了。就算我不孝，不尊母命就是了。我不能因为恐怕她将来皮气不好就现在见死不救。（我其时已经人事不知了，以后我大姊告诉我的，我因此知道这事以后，就决定绝不嫁到她家去了。）
父亲给了我很大量的吃了。我一连五天人事不知，第六天才有点知道。我家七八个人都精疲力倦的看护着我，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才起床。起来了把辫子一梳，整个的掉下来了，我后来一头头发是完全重长出来的。我这一病下来差不多有七个月没有读书。我父亲正在家赋闲，有时教我一点英文，一点笔算和珠算，又有时教一两句德文和法文。可是我都没有好好的学，因为父亲们虽然出过洋，他们自己的西文口音也不太好。这场病后我人也大了，懂点事了，可是我父亲也认真要我念书，净拿中国古时妇女有学问的和做过和社会有关系的事的，说给我听。又拿外国出名的妇女来比给我听，又把外国妇女的自由权的程度告诉我。我也领略我父亲的意思，就是我若是悔婚约他也不阻我，可是他不能提出。我也有时问我父亲和祖父，中国人为什么给婚姻制度定的和全家的人关系这样大，不以嫁的这个本人为标准？总是说我们家要娶某某人，不说某某人要娶某某人，说嫁也是如此。若是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不过那时就很少说一个女人可以喜欢男人的），而因家庭关系不要，岂不是不好吗？祖父和父亲都对我说，所以中国定的规矩男女到了七八岁就不准在一道玩，十二三岁根本就不准见面了。订婚都是由家里的长辈给定，偶然也有机会发生爱情，那就和小说上一样，以为是不好的事情，甚至于一点实在的关系还没有，就给女孩处死了。至于对男孩就可以放松一点，但是乡里也看不起他了。这些制度都是应该改革的。我说那么总要有人不顾名誉去起头做，才能改革呢。父亲说这不是一两个人可以的，好些事须国家先改法律才能提倡，否则算你犯法就难办了，弄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我看到你将来也许有机会。世事不可料，你现在不要乱问乱说，一个人总以有学问为要紧的，像外国女人做教员多好。我现在能让你多读一点书总算是真爱你的。我母亲就接嘴说这么大了，也要学点针线才对。拿了一根针给我看，说这样大了还不知道针线怎样穿。我拿过针来一看才起头知道针头上还有一个洞叫针鼻子呢。这个笑话在我家里和亲戚们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有谁不会做针线总说不要像某某人到十二岁才知道针有个鼻子。我母亲虽然那样要我学女人事，可是我总不睬，她也无法，舍不得逼我一定做。
辛丑的夏天祖父提议分家，人家分家是分财产给子孙，我祖父财产虽有，可是都捐给刻经处了，自己多年贴给家用的钱，也都派给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人，要他们有钱时都还出来给刻经处刻经。
分派地基和家乡的田产等等我还小不知详细。最好玩的就是给一个三开间的大厨房和七连串的一个大灶改作三份，三个小灶和加了三个小煤炉。大厨子拔给刻经处的经房用，我们三房另雇厨子。在分过家的那天早上叫厨子去买菜，我母亲他们还是商量买一样的菜，因为三十多年已成习惯了。我们高兴极了，觉得好玩的很。做好菜每房拿一碗给祖父吃，祖父说这多好，每次我可以得三份了。祖父又给他自己从外国带回来的各种刀叉碟子碗，玻璃杯子，毯子和多年自己不穿的绸衣官衣等等拿出来分，就叫我说，公道鬼！你来分吧。
原来我一小，祖父一有东西分时总喜欢叫我来分，因为我总给分匀了。有时我提议人多的应该多分，不应照房数分，而我过继这一房人数最少，我父亲赚钱又最多，所以别人不好提议，我自己这么一提议，全家的人都高兴，因此我得了“公道鬼”的混名。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别人越拿他当大人他就越做大人。我被他们这样一鼓励，就更起劲做。我母亲就恨我，叫我大炮不留心的人，因为我母亲总觉得我和弟弟两个人各事都应该得双份的。
那时大伯正在武昌当武凯营的营官。（那时湖北有武凯四营，武防四营，统领武凯营的名字我一时记不清了，好像叫吴元凯似的，武防四营是张彪统领，黎元洪那时也管武防营的一营营官，所以武昌起义时他有兵权在手，吴元凯因死了换人，大伯就不做了，所以武昌起义时大伯不在武昌。）大伯觉得姨姨在家里劳苦了三十多年，自从祖母死后，又一直管一百多人的家，大姊十六岁就管一切账目，现在既已分家了，祖父就叫各人有力量的，就给家眷带走，所以就定了大房到武昌。这时我非常舍不得大姊离开我。他们就偷偷的告诉我等娶大嫂时来接我到湖北玩去。祖父向来是二姊伺候的，大伯本想叫二姊不要走，可是祖父不肯，所以二姊走后就叫二表姊郎宛卿（是我生母的内侄女）来伺候祖父了。
夏天祖父说，我来教你们大家读书，我们高兴极了。我本来一小虽然书读的快可是最怕读中国经书。祖父来教我们是用新法子教的，所以我们高兴。祖父拿一部《古文观止》来，叫我们自己看题目，觉得哪个题目好玩愿意读，就教我们哪一篇。所以一个夏天我们弟兄姊妹五个人，读到能背的程度的读了有三十多篇，现在我还可以背呢。
到了辛亥年间我真是长成了一个少女了。身高就有现在这样长，人是瘦的不得了，他们叫我天灯杆子——但是我现在是一个矮而胖的——因为我们家的女人多半是矮的。我父亲那时在大冶铁矿上做事，大约是我母亲告诉他的，他来信叫我母亲给我改女装吧，也停止和表兄弟们在一块读书。我自己还不十分明白我应该怎么样？可是人人都这样说，并且姨姨在湖北寄了两套好看极了的夏布女衣给我，大姊也来信劝我换穿女人的衣服。我想，各方面如此相同的叫我总是对的。在七月二十一日大嫂过大礼的这天就换了女衣，从此小三少爷就变成了三小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