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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样样事总喜欢革新；我虽然没做过国民党党员，可是我们一家人和革命的关系很深。我后来到了够岁数的时候还加入了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不是我自己加入的，是林贯虹弟兄在日本给我加入的）。我祖父根本就不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忠实的老百姓，所以他一生不愿考科举或做官，以后出洋回来保举也不愿接受。他除了因为感情生活上失望以外（参看第十六章），他的革命思想也是他出洋回来不做官的一个理由。有一年夏天的晚上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站在槅子门边谈英国的宪法和人权的事。我一点不懂，惟说到人民有权选举等等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也不知是什么，不过我一小就觉得什么事可以由我做点主总是好的。只要别人叫我做什么，我总问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呢？）我就在旁边问什么叫人民有权？权是什么？父亲回我，又多嘴了，没有规矩！说完了笑笑。因为那时中国家庭规矩长辈说话，小孩子们不能插嘴的，不管是非好奇也不能问的，须等说完以后，才可以小声问一下。若是长辈不愿解说就完了，也不能再追问。但是我的祖父和父亲非常讲新法的人，我本人自己又是一小惯的不得了，所以问时父亲常解说给我听，祖父更喜欢人多问，所以养成我“打破沙锅璺到底，还问沙锅怎么起”的习惯来了。父亲骂我多嘴是照规矩，笑笑是表示以后再告诉我，免我失望，这样子把我越惯越没规矩。所以我到今天也学不会外国开会式的交际谈话，非得等一个人一串话说完了你才能说，等轮到我说时我早把我要说的话忘记了。并且碰到个贫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么止得住他呢？
可是我的话又说岔了。我刚才是说问祖父民权是怎么回事。祖父就说，来！我告诉你。就大略说了几句，说英国虽然是有皇帝的国家，可是有个宪法，什么叫宪法你现在不懂。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国家的行政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我就问祖父你们现在有没有权？堂叔和一个表兄在旁边说快不要说了，回头要杀头的。我也莫名其妙问这些事为什么要杀头，就恨恨的回堂叔，你用人权来干涉我吗？祖父和父亲都不准我们再谈了。
到晚上我又问父亲，父亲大略说一点。我问是不是我有权定我自己要不要的事？父亲说，第一、人有了权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对不对才能说要不要。你现在还小，一切的事的是非还没有知道清楚不能先问有权对不对的。等到有了学问知道世界的大事了才能要权和用权呢。第一要多读书知道古时事，要进学堂同到外面去每事都注意和细心研究现代事，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去断定事呢。就是外国人也要到二十一岁以后，才能实行他的权力。父亲说完了叹了一口气，又说可惜你的情形很难懂。我还想再问，我母亲就很生气的对父亲说你又跟她乱说了，她回头到处乱说还闹出大事来呢。因此以后我总觉得遇烈什么事我要自己将来可以定的，我都记下来。退婚的根子大约就是这样种下来的。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与别人有一点相干，我总可以作主了吧，没有想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极大的革命。
我一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怕鬼。有一天又和大家争论些什么。我二哥也在旁边，就说三妹妹，你什么都能干，为什么只怕鬼？因为我一小就怕鬼，在白天我什么都敢做，一到了晚上，我总要给背靠着人的。中国那时也没有电灯和煤气灯、洋油灯等等，每一间房子里只用一盏菜油灯，一根灯草。我因害怕，我母亲总点两根灯草就亮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恨我的时候总拿鬼来吓我。现在二哥又看见我当面和祖父父亲高谈阔论的。在中国规矩，在做小孩时候能和长辈说话，觉得是有面子的不得了了，所以插这句，打击我一下。但是我正在起劲的时候，被二哥这样一激，我就说，你不要以为鬼可以制我，我给我额壳头上向上抹三下，鬼就不敢惹我了。（这是三哥告诉我的法子，平日我虽不信，可是这个时候急于要回答二哥，所以就说出来了。）二哥说好，你敢今天晚上从后层跑到大厅背后，我明天请你吃一个卤鸭腿（南京的特产）。我当时虽然不在乎吃，可是赌气是不能输的，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祖父父亲不准，我们也不睬。到了八点钟（我还忘了提一样事，我家有钟也算是中国人家很早的），我和二哥三哥三个人站在后进，五叔站在大厅后等着，三哥叫一二三！我就起头往前跑，并且用两个手抱着头。跑着跑着，背后总觉得有声音，我想那是心理作用。一连七进堂屋跑到头，我一头一身都是汗，五叔接着我哈哈大笑，说算你赢了！二哥三哥也接着来了，也笑的不得了。我说我赢了有什么好笑呢。三哥到我背后给我的大辫子拿过来给我看。原来三个人站在后进暗地的时候二哥叫口号时，他用了一块干荷叶拴在我的辫绳子上，所以一走起来背后有响声音。我因跑累了也没有气力和他们吵了，可是以后姨姨母亲知道了大骂他们。我从此以后胆子大的不得了，什么都不怕了。（一直到现在若是家里晚上有响声我们去查看，我总是跑在元任前头。）
甲午之战以后我们家里有些革新的思想渐渐具体化了。我七岁时我父亲就到湖南去办一个时务学校。这个学校虽然办的不久，可是办的人和出的人才，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的地位的。校长（那时叫督办）是熊希龄，后来做民国的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总务长是我父亲，并兼测量教员；中文教师是梁启超，中国大著作家，以后是交通部长，又是进步党的主脑；英文教授是李一琴，以后汉阳铁厂总办，所以我父亲以后做大冶矿务局协办就是从他那儿去的。学生中，唐才常及十四个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殉难的在内。还有范源廉，后来做教育总长；蔡锷是云南起义反袁主要人物；蒋百里，后来做陆军大学校长，等等。出了这样多的人才并且都是民国以来好的官员，可惜都是早死了。这个学校因革命嫌疑只开了两年多就被封了，校长下了狱，其余解散了，我父亲就回家赋闲。
可是不久又出了更大的事情。在西历一八九八年，我那时九岁，有一天夏天晚上祖父和叔叔慌慌张张到后进来叫我母亲他们给小孩都带出去，从后门到隔两家的米店内去躲躲，说要有兵来围家里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才听他们说因为北京光绪皇帝维新未成，太后出来摄政，把皇帝软禁在团城，给提议维新的人捕杀了好些。被害的所谓“六君子”中谭嗣同是跟我祖父学佛的，受职时还有报单贴在我家大门口写的“受业门生”。大伯也在北京那儿，是被捕了是被杀了也不知道。现在南京派兵来搜我家里有没有犯嫌疑的宣传品。幸祖父久有学佛之名，而地方官多半是有交情的。其时卫戍总司令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先来通了消息，以后再来搜，所以什么都没有搜到就完事了。以后家中人心惶惶的好久，一直等到后来才知道谭嗣同在第一天晚上就知道有变，叫大伯到天津办一样事，并对大伯说若是有什么事你不要顾一切，回南京侍奉老师去，我们是身受皇恩不得不报，你不必贴在里面，对老师说西方再见了。大伯初不肯走，他再三说你死无名，万一不变你再回来。所以大伯到天津只一天谭就被杀了。大伯又偷回北京叫谭的下人设法收了尸才南下。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
可是在南京家里等消息一天一天的越等越心焦，也不知道消息到了是好是坏。又不能写信打电报问，就只好等。我呢，我那坏脾气专制的大伯变成了再好没有的慈父了。我就只盼望有个机会告诉他我一向对他多么不乖！
半个月过去了。
……
等到一家子哭哭啼啼的重见了面，等到声音稍为静一点下来，听得清谁说什么了，祖父就对大伯说，我有件事情交给你做。我在延龄巷那块买了二十一亩地，预备造新房子住。你要不要给我们监工？因为祖父知道大伯在家里是闲不住的，所以就打算拿他造炮台的本事应用在造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