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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星期五

正当我们考虑要将哪些事件刊登在试刊一号上时,西梅伊长篇累牍地谈起了所有人在工作中需要遵循的一些关键性原则。

“科洛纳先生,给咱们的朋友们讲一讲如何进行评论,或者显示自己正在评论。民主新闻业的一个根本原则:事实与观点分离。《明日报》会对很多观点进行阐述,并明确那只是一些观点。但是如何才能表明,其他文章仅仅是在陈述事实呢?”

“非常简单,”我说,“你们看看英语国家的那些重要报纸。假如是在叙述一场火灾或者车祸,那么,当然不能明确地讲出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借助引号,在文章中插入一个目击者的声明。他可能是一个路人,或者公共舆论的代表。加上引号之后,那些声明就变成了事实,也就是某个人发表了某种观点的事实。然而,可以想见,记者只不过把话语权交给一个与他观点相同的人。文章中会出现两种彼此矛盾的说法,以表明针对同一事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报纸也注意到了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此种做法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出现在引号中间的第一个观点比较平常,另一个则更加合理,往往更加符合记者的观点。这样,读者感觉得到了两种观点,却被引诱着接受了其中的一个,因为它比较有说服力。我们来举个例子:一座高架桥坍塌,一辆卡车掉了下去,司机也因此毙命。在一丝不苟地对事实进行阐述之后,文章会说:我们听取了罗西先生的讲述,他四十二岁,在街角开一家报刊亭。‘又能怎样,这就是命,’他说,‘我为那个可怜的人感到惋惜,但命就是命。’然后立刻就有一位比安吉先生,三十四岁,他是旁边一家工地的工人。他说:‘这要怪市政府,这座高架桥存在问题,这是早就知道的事。’读者会同意谁的观点呢?他们的怒火会撒在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上,又会把责任记在谁身上,这不是很清楚吗?问题在于怎样用这个引号,以及在引号里面说些什么。我们来做点儿练习。从您开始,科斯坦扎。丰塔纳广场有一颗炸弹爆炸。”

科斯坦扎思考了片刻,然后说:“罗西先生,四十一岁,政府职员。炸弹爆炸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银行里面。他向我们讲述说:‘我距离那里很近,听到了爆炸声。真可怕。有人想要趁乱牟利,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比安吉先生,五十岁,理发师。爆炸发生时,他从那附近经过,记得那沉闷而可怕的爆炸声。他说:‘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毫无疑问。’”

“非常好。弗雷西亚小姐:拿破仑去世的消息传来。”

“嗯,我会说,布朗什先生,咱们权且认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年龄和职业,他对我们说:‘或许把一个已经穷途末路的人关在那座岛上是不公正的,可怜的人,他也有家庭。’还有一位曼佐尼或者曼索尼先生,他对我们说:‘一个曾经改变世界的人离去了。他征服的土地从曼萨纳雷斯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他是一位伟人。’”

“曼萨纳雷斯河提得好,”西梅伊说,“不过,想要加入自己的观点而不被察觉,还有别的办法。像其他报社那样,要知道该把什么东西登在报纸上,就得锁定话题。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报道的新闻无穷无尽。为什么要说在贝尔加莫发生的事故,而对墨西拿的那一件置若罔闻呢?并非新闻创造报纸,而是报纸创造新闻。懂得如何将四条不同的新闻放在一起发表,就意味着向读者提供了第五条新闻。这里有一份前天的报纸,在同一个版面上登载着:米兰,将新生儿丢入厕所;佩斯卡拉,大卫的死与他的兄弟无关;阿马尔菲,受托照顾患厌食症女儿的心理医生被指控欺诈;布斯卡泰,十四年后,那个十五岁时杀害一名八岁儿童的人离开了教养院。四条新闻同时出现在一个名为‘社会儿童暴力’的版面上。当然,这里谈到的的确是暴力行为,其中还牵涉到一个未成年人,但具体情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其中只有一例(杀婴)涉及父母杀害子女,心理医生的事我觉得与儿童无关,因为没有提到那个患厌食症的女儿的年龄;佩斯卡拉的事也被证明并没有暴力事件发生,男孩是意外死亡;还有布斯卡泰那件事,仔细读一下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几乎三十岁的成年人,真正的新闻发生在十四年前。报纸想要通过这个版面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或许没有任何有意为之的东西,仅仅是一个懒惰的编辑拿到新闻社发来的四篇电文,觉得把它们排在一起会有用,因为更能制造效果。但事实上,报纸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想法,一个警报,一个警告——谁知道呢……无论如何,让我们想象一下读者的反应:假如单独看到这四条新闻中的任何一条,他都会无动于衷;但是,当它们同时出现,读者就会被迫关注这个版面。明白了吗?我知道,人们对这个话题讨论了许久,也就是报纸经常会报道卡拉布里亚工人袭击自己的工友,而从来不讲古内奥工人袭击自己的工友。就算这是种族主义,但你们想象一下,假如报纸的一个版面上谈到古内奥的工人,等等等等,还有梅斯特雷的一个退休工人杀了妻子,博洛尼亚的一个报亭主自杀,热那亚的一个泥瓦匠签了空头支票,对于读者来说,这些人出生在哪里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但是,假如我们说的是一个卡拉布里亚工人,一个马泰拉退休工人,一个福贾的报亭主人,或者一个巴勒莫的泥瓦匠,那么,就会引发对南方犯罪集团的担忧,这就成了新闻……我们的报纸是在米兰发行,而不是在卡塔尼亚,应该考虑米兰读者的感受。请大家注意,制造新闻是一个漂亮的说法。我们做新闻,应该知道如何让它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科洛纳先生,有空的时候,请和我们的编辑一起,翻翻新闻社发来的那些电文,按照主题编出几个版面,练习一下让新闻从并不存在,或者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跳出来。加油!”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反驳。我们尚且是一份没有读者的报纸,所以,无论发布什么消息,都不会有人来反驳。不过,衡量一份报纸的优劣,也要看它应对反驳的能力,尤其是一份表现出不惧讨论危险话题的报纸。除了磨练自己,以便在真正的反驳来临之际能够应对,还要编写几篇读者来信,继而对其作出反驳。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出资人看看,我们到底能力如何。

“昨天我跟科洛纳先生谈过了。科洛纳,您愿不愿意,就这么说吧,给我们上一堂精彩的,关于反驳技巧的课呢?”

“好,”我说,“咱们先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件事不仅子虚乌有,而且可以说是夸张。这是几年前《快报周刊》上面刊登的一个对于反驳的滑稽模仿。假设报纸收到一封信,写信人的名字叫做‘确切的反驳’。我来给你们读一下。”

尊敬的编辑,针对贵报上期署名“不确定的真理”的那篇标题为《伊德斯日 那天我尚未出生》的文章,请允许我进行如下澄清。说朱利乌斯·恺撒被杀的时候我在现场,这并非事实。假如您查看随信附上的出生证明,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在莫尔费塔,也就是那起刺杀事件发生十几个世纪之后;另外,对于那种做法我始终是反对的。当我说起经常与朋友庆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的生日时,真理先生应该是误会了。

另外,关于我曾经对布鲁图斯说过以下这句话,也就是“我们在腓立比(Filippi)见”,此种说法同样是不确切的。需要明确指出,我从来不曾与布鲁图斯先生有过接触。甚至到昨天为止,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事实上,在简短的电话交谈中,我其实是对真理先生说,我会很快与交通厅长菲利皮(Filippi)见面,但那句话是在讨论机动车交通问题的时候说的。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从来没有说过正在雇用杀手,以除掉那个叛徒和疯子朱利乌斯·恺撒,而是说:“我正在鼓励厅长解决朱利乌斯·恺撒广场的交通问题”。感谢并致敬。

您的,

确切的反驳

“对此如此确切的反驳,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不至于丧失颜面呢?以下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我注意到,反驳先生并没有否认朱利乌斯·恺撒是在四四年三月的伊德斯日遇害。我同样注意到,反驳先生总是与朋友一起庆祝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的生辰。在这篇文章中,我正是想要指出这一奇特的习惯。反驳先生或许有个人理由来畅饮并庆祝那个日子,但也会承认,这至少是个奇特的巧合。另外,您或许也记得,在获得您同意后进行的那个漫长而内容丰富的电话采访当中,您曾经说过这句话:我认为,恺撒的应该归恺撒。从一个熟悉反驳先生的人那里获得的消息,令我确信——对此我没有任何理由质疑——恺撒所得的确是身中二十三刀。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封书信当中,反驳先生都避免对我们提起,事实上是谁刺了那几刀。关于Filippi的那个令人难堪的纠正,我面前的笔记本上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反驳先生并没有说“我们在菲利皮那里见”,而是“我们在腓立比见”。

关于朱利乌斯·恺撒的那个威胁性的表达,我也同样可以肯定。我面前的笔记本上就清楚地记录着:我正在……鼓……杀……消灭……叛……疯……朱利乌斯·恺撒。并不是说靠绞尽脑汁和玩文字游戏就能够逃避严重的责任,或者堵住媒体的嘴。

“接着就是不确定的真理的签名。那么,在这段对于反驳的反驳当中,有哪些地方是行之有效的呢?首先,报纸上所写的内容,其消息来源于熟悉反驳先生的人。这种做法总会奏效,也就是不说出信息的来源,而是影射报纸掌握一些秘密的消息,而这些消息或许比反驳先生的更加可信。另外,还要依靠记者的笔记。任何人都不会看到那个笔记本,但现场做的记录会增加报纸的可信度,令人认为报纸有资料在手。最后,还要重复那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却会令人对反驳先生产生怀疑的影射。我并不是想说反驳必须是这种类型,这里仅仅是一个模仿,但你们要记好,对反驳进行反驳的三个关键要素:收集的证据,笔记本上的记录,以及对于反驳者可信度的质疑。明白了吗?”

“明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第二天,所有人都带来了更加可信的反驳,以及没有这么粗俗,但同样有效的对于反驳进行反驳的例子。我的五个学生听懂了这堂课。

玛雅·弗雷西亚的建议是:“我们注意到了这篇反驳。但需要明确指出,我们的报道来自于法院的文件,也就是调查通知。反驳先生在预审后被释放,这个事实读者并不知晓。他们同样也不知道,那些文件应该保密;而且,报社是如何得到了那些文件,它们又是否属实,读者并不清楚。我完成作业了,西梅伊先生。不过,假如可以的话,我觉得这像个,怎么说呢,无赖行为。”

“亲爱的,”西梅伊解释说,“假如报纸承认没有检查消息来源,那才是最糟糕的无赖行为。不过,我同意,与其宣布任何人都可能去核实的证据,最好还是仅限于影射。影射并不意味着讲述什么确切的东西,它的作用仅仅是将怀疑的阴影投射到反驳的人身上。比如说:我们很愿意明确地解释,但我们发现反驳(永远要称呼‘先生’,而不是‘尊敬的’或者‘博士’。在我们这个国家,‘先生’是对人最糟糕的辱骂),我们发现反驳先生给多家报纸寄去了几十份反驳的文章。这应该是一份全天候的、强迫性的工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假如反驳先生再发表一份反驳文章,我们就会得到允许不去刊登它,又或者将它刊登,并评论说反驳先生在重复同样的东西。这样,读者就会相信他是一个偏执狂。你们看到影射的好处了吧:说反驳先生也给其他报纸寄去了文章,你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因此不可能遭到反驳。有效的影射就是报道本身并无价值的事实。不过,它们不可能被反驳,因为那是事实。”

就像西梅伊说的,我们视这些建议如珍宝,并且开展了我们的头脑风暴。帕拉提诺回忆起,在那之前,他甚至曾经与谜语杂志合作过。他建议报纸在电视节目预告、气象预报和星座运势之外,也提供半页的游戏。

西梅伊打断他的话:“星座运势,啊,多亏你提醒。我们的读者首先就会去找这些!甚至,弗雷西亚小姐,这就是你的第一项工作。去读一读那些刊登星座运势的报纸和杂志,从中找出一些常见的公式。仅限于那些乐观的预测,因为人们不喜欢听到他们下个月会死于癌症之类的话。然后,编一些适用于所有人的预测,我是说一名六十岁的女读者,不会认同类似与她命中注定的男士邂逅这样的预测;不过,谁知道呢,比如摩羯座在未来几个月会遇到一件令他幸福的事,这样的预测对所有人都适用,比如碰巧读我们报纸的少年,老处女,或者期待涨工资的会计。不过,咱们来看看游戏吧,亲爱的帕拉提诺。您想到什么了?填字游戏?”

“填字游戏,”帕拉提诺说,“只可惜,我们要做的填字游戏,是问谁在马尔萨拉港登陆的那种。”“假如读者能写加里波第,那已经要谢天谢地了。”西梅伊冷笑着说。

“而外国的填字游戏,它们的定义本身就是另外一种谜语。有一次,法国报纸上出现一道题,叫做l'amico dei semplici ,答案是草药学家,因为semplici的意思不仅仅是头脑简单之人,也是草药。”

“那种东西不是为咱们准备的,”西梅伊说,“我们的读者不仅不知道草药为何物,可能都不知道草药学家是干什么的。他们懂得的只有加里波第,或者爱娃的丈夫,又或者小牛的母亲这类东西。”

这时,玛雅发言了。她的脸庞被一种近乎孩子般的微笑照亮,就像是要做什么淘气的事。她说,填字游戏是可行的,但读者要等到下一期报纸才能知道他的答案是否正确。其实,我们可以装作在前面的几期报纸上面发起了某种竞赛,然后在这一期刊登最有趣的读者答案。她说,比如,可以想象之前曾经要求读者为一些愚蠢的问题提供更加愚蠢的答案。

“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想象出一些非常疯狂的问题和回答,以此取乐。比如,为什么香蕉长在树上?因为假如它们长在地面上,马上就会被鳄鱼吃掉。为什么雪橇要在雪上滑行?因为假如它只能在鱼子酱上面滑行,那么冬季运动就会过于昂贵。”

帕拉提诺兴奋起来:“为什么临死之前,恺撒要说:‘还有你吗,布鲁图斯?’因为用匕首刺死他的不是非洲的西庇阿。为什么我们要从左向右写字?因为不然的话,句子就会以一个句号开始。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因为假如它们相遇,在上面锻炼的人双腿就会裂掉。”

其他人也激动起来。布拉加多齐奥加入到比赛当中:“为什么手指有十个?因为假如是六个的话,摩西十诫就会变成六诫。为什么上帝是完美的存在?因为假如他不完美的话,那就成了我表弟古斯塔夫。”

我也加入到游戏当中:“为什么威士忌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因为假如是日本人发明的,那么就会是清酒,也不能掺苏打水喝。为什么大海那么辽阔?因为鱼太多了,把它们放到大圣伯纳山口又是不理智的。为什么母鸡唱一百五十 ?因为假如母鸡唱三十三,那就会是共济会的大师 。”

“等等,”帕拉提诺说,“为什么杯子的口开在上面而不是下面?因为假如相反的话,酒吧就会倒闭。为什么妈妈总是妈妈?因为假如她变成了爸爸,那么妇科医生就不知如何维持生计。为什么指甲会长长而牙齿不会?因为不然的话,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会吃牙齿了。为什么屁股在下而脑袋在上?因为反过来的话,那么卫生间就很难设计了。为什么腿向里弯而不是向外?因为否则的话,飞机迫降时就会很危险。为什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要向太阳落山的方向航行?因为假如他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航行,那么他就会发现弗罗西诺内。为什么手指上会有指甲?因为假如长着眼球,那就成眼睛了。”

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比赛已经无法停止。弗雷西亚重新加入进来:“为什么阿司匹林的药片与鬣蜥不同?因为你们想想反之会发生什么。为什么狗会死在主人的墓前?因为那里没有树供它蹬着小便。于是,三天后它的膀胱就胀爆了。为什么直角是九十度?这个问题出得不好:因为它无法用来测量,而是其他东西来对它进行测量。”

“够了,”西梅伊说,尽管他也不禁露出一丝微笑,“真是大学生的玩意儿。你们忘记了,我们的读者并非对超现实主义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不知道那些艺术家喜欢做一种,怎么说来着,叫做‘精美的尸体’的游戏。读者会把一切当真,并认定我们是疯子。得了,先生们,咱们这是在自娱自乐,但不合时宜。还是回到严肃的建议上面去吧。”

就这样,以“为什么”开始的这个栏目就被淘汰了。真可惜,这个栏目会很有趣。不过,在这件事后,我仔细地端详着玛雅。既然她这么风趣,应该也很可爱。以她自己的方式。为什么说是以她的方式呢?我还没有理解那种方式,但我对此产生了好奇。

然而,弗雷西亚明显受到了打击,她试图提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议:“快到斯特雷加文学奖的首轮评选了。我们难道不需要谈谈那些书吗?”她问道。

“总是在谈文化,你们这些年轻人。多亏您没有大学毕业,不然还会建议我刊登一篇五十页的评论文章……”

“我没有大学文凭,但我读书。”

“我们不能过多地涉及文化,因为我们的读者不读书,最多看看《体育报》。我同意,报纸不能没有一个不说是文化,但至少要涉及文化和演出的版面。不过,近期的文化事件要以采访的形式报道。对于作家的采访永远是和风细雨的,因为任何作家都不会说自己作品的坏话,所以,我们的读者不必面对猛烈的抨击,以及过多的蔑视。另外,也要看提什么问题。不需要过多谈到那本书,而要使作者的形象凸显出来,或许还包括表现他的怪癖和弱点。弗雷西亚小姐,您通过促成那些亲密的友谊,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想想如何采访参与评选的作家。当然是想象中的。假如作品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就要挖掘作者的初恋,或者还有对于竞争对手的恶意。让那本该诅咒的书成为一个人性化的东西,连家庭妇女也能够读懂,也就不会因为没有读过那本书而感到后悔。另外,谁又曾读过报纸评论过的书?一般情况下,连评论者本人都没有读过。假如作者本人读过,那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对于某些书来说,有时候真的会让人以为连作者都没有读过。”

“噢,上帝,”玛雅·弗雷西亚面色苍白地说,“我永远都无法摆脱那些亲密友谊的诅咒……”

“您不会认为把您叫到这里来,是为了写有关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文章吧?”

“我也曾经担心被叫到这里会写这些东西,但我希望自己弄错了。”

“得了,别生气。试试写点什么,我们都非常信任您。” +rT4+kmyRmv+ioIdbM+FtHNyCL/2/1yuHoZ4jJBUFzTfwqwmETrLavj8NIp6Ho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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