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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人类是高智商的物种。一方面，高智商让人类理解了终将到来的存在危机；另一方面，人类的高智商也足以将这种毁灭性的潜在恐惧禁锢。人类共享的文化世界观，即我们独创的用于解释现实属性的信仰，让我们获得了意义感，了解了宇宙起源，设计了地球上有价值的行为以及永生的希望。
自人类存在以来，文化世界观对因死亡而生的恐惧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纵观历史，放眼全球，绝大多数的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深受宗教信仰的引导，相信在肉体死亡之后，他们的生命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为死后灵魂会升天，会和那些已经去世的亲人团聚，会沐浴在造物主爱的光环里；有一些人，他们“知道”，在死亡到来的那一刻，他们的灵魂会转世，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始；还有一些人，他们坚信，死后灵魂会过渡到另一个生存平面。以上种种都说明，无论形式如何，我们都相信人类会永生。
我们的文化中也有记载，这让我们因此对永生抱有希望。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更宏大事物的组成部分，即使死亡来临，也会随更宏大的事物继续存在很长时间。这也是我们拼命想加入某一有意义群体，对世界产生持续性影响的原因所在，比如留下创造性的艺术或科学作品，人们以我们的名字给建筑物命名，将我们的财富和基因留给子孙后代，或活在他人心中。就像我们会记住深爱的人，会怀念已经去世的人一样，我们认为，自己也会被记住，被怀念。我们靠着工作，靠着我们熟知的人，靠着墓志铭，靠着子孙后代继续“活着”。
这些超越死亡的文化模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对于永恒的世界有着卓越的贡献。因此，我们不会再纠结于自己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生命形式，死亡之后不再存在。相信永生帮助我们克服了知道肉体死亡无法避免的潜在恐惧。
我们因此认识了恐惧应对理论的基本原则。通过两种基本的心理途径，我们人类就可以解决“意识到我们无法永生”这一难题。首先，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我们要坚守信仰，这让我们的现实感有序、有意义，而且持久。尽管我们对于文化世界观的存在有些想当然，可实际上它却十分脆弱，而且为了创造、维护并守卫文化世界观，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我们时常纠结于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会死死抓住文化的统治、教育、宗教制度和仪式，借以证明人类生命具有独特的意义，可以永恒存在这一观点。
然而，我们大可不必以这种方式审视普遍存在的生命，只要审视自己的生命本身就够了。要按照我们的世界观，最终慢慢实现永生的愿望，我们就得感觉到自己是所在文化的宝贵成员。因此，处理恐惧的第二种重要途径就是感受到个体的意义所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自尊。文化世界观形式多样，同样的道理，获得并维护自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对于苏丹的丁卡人来说，谁拥有最多的长角牛，谁就最受尊重。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要衡量一个男人的价值，得看他在姐姐房前堆放了多大的山药金字塔，然后让其慢慢腐烂。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成功躲闪对方头戴面罩的守门员，用手中的球棍将橡胶球击进网，那他就是民族英雄。
我们深受自尊的驱使，这种驱使力无以复加。自尊保护着我们，即使日常生活掩盖下的恐惧在涌动，我们也不会受其影响。自尊让我们每个人相信，我们的存在会持久、有意义，绝不仅仅是终将毁灭的物质载体。坚信世界观的正确性，证明个人的价值所在，这两种相生相存的心理齐头并进，让我们远离只有人类才有的恐惧——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人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才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对于死亡终至的认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圣经》《律法》《古兰经》以及古代佛教文书都有相关的记载。25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指出，持久暴力冲突的基本原因就是认识到死亡终至。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如何死亡”。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就是关于“人类应对死亡”的记载。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这些观点广为哲学家（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神学家（如保罗·蒂利希、马丁·布伯）、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托·兰克及罗伯特·立富顿）所采纳，更不必说文学领域杰出的作家了，如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菲利普·罗斯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但是在科学心理学领域，死亡并未获得太多关注。即使今天，很多心理学家对于死亡的冷漠依然令人吃惊。随意翻看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社会科学书卷，内容但凡涉及人性、思想、文化、宗教、战争、历史、意识等方面，你就会发现，死亡非但无足轻重，且很少存在。
这可能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同死亡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法通过严密的科学方法获得理解和测试。在后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学依然在为成为被普遍认同的合法科学而苦苦奋斗，心理学家对于重大的宏论十分警觉，尤其是涉及潜意识思想及情感对于日常行为影响的方面更是如此。
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观点无法被科学地设计然后进行实验？也许科学方法真的可以用来解释怎样应对潜意识里有关存在的恐惧。
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提醒其中一组（即实验组）的参与者死亡终至，而另一组（即控制组）则不受提醒，然后观察被提醒的实验组被试是否会更加努力地坚持从文化中获知的信念。这个实验最初开始于1987年，被试人群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22位法官。实验过程很有趣。
先登场的是迈克尔·加纳（Michael Garner）法官，他帮助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科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