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聊斋志异》速读

大凡说狐写鬼的志怪小说容易流于民俗，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然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不落窠臼，标新立异，成为与《红楼梦》并驾齐驱的古代经典著作。著名学者马瑞芳甚至赞道：“聊斋与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花费将近40年时间完成的一部文学巨著。据说，“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该书全名意指在聊斋中记述奇异的故事。

这部历史奇书共分12卷，收录短篇文言小说491篇，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收录的内容亦极其丰富。作者蒲松龄在继承魏晋志怪和唐宋传奇的传统基础上，多方集录各地关于鬼狐妖仙的逸闻，将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纳入其中，以几经锤炼的优美文字、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花妖、狐怪与鬼神形象。

他将狐鬼、花妖、神仙、异怪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赋予他们种种人类的情感与性格，使其“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通过那些故事，蒲松龄或赞颂美好爱情，或讽刺当前时事，或抨击科举制度……将自己对一本书读懂经典白话聊斋社会的不满与理想、对生活的寓意和哲理灌注其中，既使本书起到“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的作用，也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人文、宗教、风俗、爱情、科举等方方面面，使其成为17世纪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个真实缩影。

《聊斋志异》取得的艺术成就非常之高。几百年来，这本书经过几百次印刷再版，现在已是我国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不朽作品。《聊斋志异》对后世文风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它面世之后，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竞相跟风模仿，只是以上作品因为缺乏进步的思想与较高的艺术水平，始终无法与其并行。接下来便是受其影响最深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位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借鉴《聊斋志异》，以书喻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他白话小说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在揭露社会现实等问题上也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的影响。

这部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推向最后一座高峰的优秀作品，也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在海外，自该书第一部木刻版“青柯亭”本于1766年在浙江睦州问世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出版。迄今为止，《聊斋志异》已被译成日、朝、越、英、法、德、俄、意、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广泛流传，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亿计的大批读者。某些学者更将其纳入世界杰作之林，称之为“短篇之王”。

蒲松龄曾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聊斋志异》是其抒发内心愤懑、寄托生活理想的一部心血之作。作者把现实的问题融进非现实的故事中，以别具一格的艺术方式，对现实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映和批判。全书491篇故事按其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反映婚姻爱情、科举应试与封建吏治三大类。

第一类重在反映婚姻、爱情问题。这类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也最能体现《聊斋志异》的特点。全书491篇作品中，除去寓言、笑话等，真正称得上小说的约有200篇，而与爱情相关的篇章又占了一半以上。这些篇章大多是正面描写和歌颂理想的爱情，比如鼓励恋爱自由的《葛巾》、《婴宁》；表现男女和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香玉》；歌颂青年男女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王桂庵》、《阿宝》、《瑞云》等；反映封建势力的阻挠以及青年男女奋力反抗的《连城》、《细侯》、《鸦头》、《宦娘》等。蒲松龄通过这些故事，塑造了许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性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绛雪、聂小倩、白秋练、青凤、黄英、娇娜、莲香等，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美爱情。

第二类重在反映科举问题。蒲松龄在科举考场上奋斗了一辈子，对科举制度有切身的体会，他一方面怀着极大的同情描写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又对热衷功名、精神空虚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嘲讽。在作品中，作者揭开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这类作品有《叶生》、《王子安》、《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

第三类重在反映封建吏治问题。清朝时期，封建社会到了晚期已是千疮百孔，吏治的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作者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通过《聊斋志异》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政治的黑暗，狠狠鞭挞了贪官污吏与恶霸豪绅，笔锋直指封建吏治。这类作品有《梦狼》、《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

除了以上三类作品，《聊斋志异》里还有许多阐释伦理道德、具有深刻寓意的精彩篇章。比如《画皮》通过揭露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身为美女害人，来说明人心叵测，不要被表象所蒙蔽，这样才能头脑清醒地去认识事物。《崂山道士》则借助王生学道的故事，讽刺好逸恶劳、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这本文学巨著里，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读者构筑起一个人、鬼、狐、花、妖的复杂世界，借神狐鬼怪直抒胸臆，把现实中的矛盾转移到幻想领域里。而后他再巧妙地运用大量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虚构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在书中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当读者们阅读时，不能只看其中奇异有趣的鬼怪故事，而应该预先了解作者的写作缘由、人生际遇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深刻地去体会他寄寓在作品里的爱与恨、伤痛与喜悦、失落与愤懑、痛斥与发泄等等。

由于原著中存在语言生涩、细节烦琐等阅读障碍，为了普及古典文学，此次特意推出适合大众阅读的《一本书读懂经典　白话聊斋》。本书选取了原著里面的70余个经典篇章，将其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并配有几十幅精美插图。希望读者能从中再次体悟到这部古代短篇小说集的魅力，更希望它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经典的乐趣。

作者蒲松龄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完全由作者蒲松龄一手缔造，只是这本文学巨著的耀眼光环与作者本人一生的困顿境遇实在相差太大。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因辟有一室取名聊斋，专门搜集撰写鬼怪狐仙小说，遂也自称聊斋先生、异史氏。蒲松龄于1640年出生于某个商人家庭，据说那时他父亲蒲檠做了个奇怪的梦：有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的和尚袒胸露乳、步履蹒跚地走进房间里，胸前贴着一块膏药隐约可见。蒲檠愕然惊醒，此时孩子正巧出生，胸前一块黑痣宛如和尚的那块膏药。所以蒲松龄在经历一生的困顿波折后，曾自我解嘲说：“之所以一生郁郁不得志，仕途多劫，穷困潦倒，就因为自己是苦行僧转世。”

蒲檠那时弃儒经商多年，家境已入小康，蒲松龄幼年与三个兄弟均由父亲教读，自小他便表现得聪慧出众才华过人。由于受父亲的影响，他一生热衷科举，19岁时参加秀才考试，接连考取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学大家施闰章，施闰章并没有因为蒲松龄把文章写得既像小品又像小说而弃之一旁，反倒大加赞赏地批语道：“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主考官的赏识与鼓励令蒲松龄非常振奋，他满怀希望地向着科举仕途奋进，但在接下来的四年考试中居然次次名落孙山，科举之路越走越黯淡。

蒲松龄25岁时，与三个兄弟分家另过，家中大半资财都归了兄弟们，他与妻儿只分得了几亩薄田和几间茅屋。此后几年，这位才华横溢却仕途无望的蒲家才子只能给别人当私塾老师，依靠一年赚取不到10两银子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家用，可想而知他一家的日子是多么艰辛贫困。

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在31岁时应扬州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充当协办文案的幕僚，这一年的幕僚生涯，让他对官场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一年之后，他一边继续担任私塾老师，一边研习八股文以备应试。后来经过大约10次左右的乡试，亦未能考取举人。科举受挫难遂青云之志，蒲松龄便开始设帐授徒。当时有名的缙绅毕际有家资丰厚、府宅颇多，还拥有一座藏书丰富的万卷楼。他在毕家设馆30年，一边为毕家教授8个儿子，一边在这里继续读书、应试与创作。

只是蒲松龄的仕途一直黯淡无光，此后又经过数年应试均未及第，直到71岁时才被选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岁贡生”，而此时离他去世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了。这位文学大家虽然才华满腹却一生郁郁不得志，即便创作出如此巨著仍然不得不为一家温饱而四处奔波。

蒲松龄在几十年的贫困生活中撰写了大量著作，流传下来的散文将近500篇、诗歌1200余首、词将近100阕、俚曲13种、戏剧3种、杂著5种、零散佚文近50篇等，另外还编撰有《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但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作品还属《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算是他“一生精力所聚”之书。

《聊斋志异》是这样著成的

这部书稿从蒲松龄青年时期开始创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若干年，直到进入毕家以后，良好的环境、稳定的状态才使他在40岁左右完成了初稿，其后又经过多次反复删减方才正式定稿。待高珩与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之后，蒲松龄无力出资印行，只能靠民间手抄流传。他去世50年以后，《聊斋志异》第一部木刻版本终于在浙江问世。书稿甫一露面，立即风靡坊间，博得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喜爱，人们公认“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

名人这样评价《聊斋志异》

著名学者马瑞芳赞道：“聊斋与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

郭沫若曾对其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老舍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清代陈廷玑更赞它是“空前绝后之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鲁迅对这种文言小说大加赞赏，并把它列入“拟晋唐小说”，正确指出了它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