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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饮食经历一个由生食到熟食再到烹饪的复杂过程。最早的原始人类只能通过采集野果充饥，主要生吃一些捕获的野兽，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到了旧石器时代，人们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才开始学会将食物烤熟，后来又在烧烤的基础上，日益发展为精湛的烹饪技术。火的出现，是人类饮食中一次伟大的革命，人类从此不仅能够吃到熟食，更重要的是熟食能够减少人类感染疾病的几率，增强人的体质。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遗址都留下人类用火的痕迹。就饮食的技巧来说，人们用火制作熟食，最早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烧和烤。人们通常用最原始的器皿——石板，在石板上烧烤食物。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云南等地一些少数民族，如纳西族还保留着远古人类用石板烹饪的方法；傣族将牛皮垫在坑里，然后在坑里盛满水，在水里放好肉，最后将烧红的石板投入水中。这些做法也许就是远古的人们所使用过的。但是这样的办法显得有些笨拙，不久，人们发明了陶器，使人类的饮食再一次发生巨大的革命。
粮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食物，可是粮食需要熟食才能有利人们的健康。自从陶器出现后，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解决。
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
研究结果证实了喇家面条是真实存在的罕见的古代食物遗存，为深入认识史前人类饮食文化特点，以及探索粟类淀粉面条制作工艺等提供了新证据和新视角。
陶器不仅能够煮熟食物，同时陶器也能够帮助人们存储食物，人们不会像早期的那样“少则饥，多则扔”。人类开始积累自己的财富，开始学会保存粮食，这无疑是人类生活史上的大事。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来看，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共出土了多达50万件的陶器、陶片，其中绝大多数是生活使用的工具，较多的为炊具、食具、盛贮器皿、盛水器皿等。而且陶器的种类可谓繁多，仅用作炊具的陶罐种类就有多达23型45式。在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都发现大量的陶制炊具，各种各样，包括砂陶罐、陶鼎、陶灶以及碗、盆、杯等。陶器的发明给人类的饮食带来巨大变化，甚至于今天人们很多饮食都仍离不开陶器。中国的陶器更是和饮食一样闻名于世界。
马家浜遗址出土的陶猪
马家浜时期出土的家猪陶塑，则进一步证实该时期家畜饲养的存在。这个罗家角遗址四层出土的陶猪，腿短体长，体态肥胖，腹部圆滚下坠，与现代家猪相仿。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无论是主食、副食还是饮料。首先华龙洞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人工切割或砍砸痕迹的骨片和包括剑齿象、巨貘、巴氏大熊猫等在内的30余种动物化石。在对动物化石整理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大量动物骨骼表面呈现出切割、砍砸、破碎等痕迹。科学家们推测，这些现象可能是古人类切砍骨头的证据。
从主食来看，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主要是靠采集果实、茎块生活，主食则以野生的植物和动物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几乎同步出现的陶器，终于使粮食开始成为人们的主食，在南方是水稻，在北方主要是粟。
安徽东至县华龙洞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
副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原始社会的人们更多的是在植物中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后来，伴随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形成，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培植一些能够食用的植物，最终成为人们日常食用的蔬菜和水果等。中国种植果树、蔬菜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莲子仁、葫芦等植物。另外，在其他的文化遗址中，还找到蚕豆、芝麻、甜瓜子等植物种子。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还学会了食用很多天然食物，如蜂蜜等。
饮料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水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是人类最早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初，人类曾为盛水问题发愁。后来，陶器的发展，使人们用水越来越方便。而酒作为人类早期的重要饮料，远在前5000年至前3000年就已出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陶制的小酒器。还有人考证，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前5000年的磁山文化。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酒的发明与粮食的存贮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可能是粮食在无意的存贮中因发酵而产生酒精，后来人们发现它竟然还可以饮用，于是经过进一步地改进，就形成了酿酒技术。但是大量的酿酒无疑是出现在粮食生产取得很大成就之后的。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
船形彩陶壶为1958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泥质红陶，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通高15.6厘米，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颇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渔网状的图案，渔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渔网。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渔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渔网捕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