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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开其端，列强相继以武力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威逼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竟达500多个。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凭借在华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强占租借地，割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番鬼托梁”木雕
中法战争后，广西民众建房时将过去习惯镇压于房梁之下的中国传统妖魔鬼怪改为法国人，表现出广西民众对法国侵略者的仇恨。
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就有16处：《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营口、烟台、江宁、镇江、汉口、九江、汕头、淡水、台湾、琼州、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后增辟通商口岸成为列强援引的惯例，几乎列强每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主要条约，中国都要被迫开放若干口岸。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达40余处，北至营口，南至琼州，沿海地区和沿长江地区均设有通商口岸。
台湾亿载金城
位于台南安平区。始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二年（1876）竣工，时称安平大炮台。当时日本借口琉球（今冲绳）渔民被杀之事而出兵侵犯台湾，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防务及交涉。沈到达台湾后，在安平建造了这座仿西洋式三合土炮台，并安放西洋大炮。炮台建成后，沈葆桢题写门额为“亿载金城”。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后，英国歪曲《虎门条约》中关于租地建屋的规定，迫令清政府在上海划出黄浦江以西、界路（今河南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以南，总面积830多亩的土地，开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先例。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圣公会教士文惠廉等在上海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次年三月，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此后租界制度逐渐扩展到广州、厦门、天津、汉口、九江等许多通商口岸。据统计，列强在中国16个城市中建立了37个租界。租界设立之初，中国还拥有对租界的领土主权、行政和司法干预权，但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这些权利逐渐被侵犯甚至完全被排斥。咸丰四年（1854），英法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在租界成立“工部局”，组织“义勇队”和“巡捕”，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使租界变成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国中之国”。
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图
1858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除了强占租界外，列强还凭借武力和外交讹诈，割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又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久辽东半岛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以后在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强行割占中国西北边疆8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又强占中国7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在晚清70年的时间里，沙俄竟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领土面积。
“镇远号”的主锚
日军攻陷刘公岛后，北洋舰队残存的舰船悉数被日军掳去。“镇远号”铁甲舰上的这枚主锚被日军作为“战利品”陈列在东京的公园内，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归还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为适应其资本输出的需要，又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东北变成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把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以及香港附近的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把长江流域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