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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河源（今蒙古国鄂嫩河）搭建大帐，召集所有部众，建九斿白旗，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忽里台大聚会。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众汗之汗”，成为草原上的最高统治者。成吉思汗以本部落名称为国号，建立了大蒙古国。元朝人把这一年认为是本朝的开始，铁木真也被追谥为法天启运圣武帝，庙号太祖。
从此以后，归附于大蒙古国的各部民众，虽然各自都有本部落氏族的名称，但都是作为“蒙古”人而处在大蒙古国的管理之下；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蒙古”开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蒙古民族共同体。
《蒙古大军征战图》
大蒙古国的建立，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在蒙古草原实现统一之前，草原各部不仅各自为政，松散无序，而且其社会发展程度也依然保留有较深的游牧部族习俗。游牧生活决定了彼此之间为争夺牧场而展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决定了相互之间的武力和实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准则。因此时而掳掠、时而抢劫、时而攻杀、时而结盟的情况屡见不鲜。大蒙古国的建立结束了草原上那种纷争的局面，在“蒙古”这个共同体中，在成吉思汗这位众汗之汗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秩序化、规范化的管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蒙古国的建立，也实现了蒙古草原的空前大统一，真正地把所辖各族纳入到一个有效政权的管理之下，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北部的边疆勾画出了大致的轮廓。
《铁木真称汗图》
铁木真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实现了蒙古草原的统一，然而要对原来那些习惯于来去无阻、散乱无序的众多部族进行有序化的治理并非易事。因而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首先就各部族的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创立了千户授封制度。
千户授封制度就是打破各部族原来的氏族组织，按照十进制进行编组，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3级，一共划分出95个千户，并划定了各千户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千户以封赏的形式授予那些有功的贵族和大臣们，千户的首领称为那颜。千户那颜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千户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全国普通民众则全部被划归到各千户内，只能在划定范围内放牧。千户之上，又分设左、右两个万户，为最高统兵官，统率所有千户。
千户的编组和赏封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那些在征战中始终忠诚的部落联盟首领、长期忠心效力的部下以及那些主动归附的各部落首领，可以依然控制原来的部属和领地，只需按照统一原则编制千户即可；此外，少数几个功勋卓著的那可儿（伙伴、随从）也可以重新召集本部落旧众，组成千户。另一个原则是将那些原来属于不同部落的民众分给其他那可儿，加上这些那可儿在战争中各自掳掠的人口，共同编组千户，由他们统领。
千户体制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最初是一项纯粹的军事管理制度，后来才大规模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它打破了原来的部族和血缘关系，形成了一个层层隶属、指挥灵活的军事行政联合体，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国家管理体制。
汉白玉石雕像·元
这件汉白玉石雕像出土于羊群庙祭祀遗址。雕像高1.55米，头部损坏无存，足蹬如意纹厚底靴，身穿牡丹花纹华丽袍服，右手握高足杯抵在胸前，左手垂放于座椅扶手上。有学者研究认为，羊群庙遗址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的家族宗庙祭祀遗存，反映出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的祭祀规制。
当时的蒙古高原上，各部首领的斡耳朵都有相应的亲兵护卫队，这种护卫队就是怯薛的前身。成吉思汗即汗位后，为了加强蒙古的兵力和大汗的权力，特从贵族子弟和一部分平民子弟中，挑选身强力壮、武艺精良的青年，对原来的护卫军加以扩充，形成了1万人的怯薛军。它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筒士和8000名散班。
怯薛军驻扎在大汗的斡耳朵周围，主要职责是护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由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称为四怯薛，每队三日，轮流值班。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大汗斡耳朵的各种劳役，包括文书、门卫、服饰、饮食等。
这支军队纪律严格，也享有非同一般的特权。每个成员都由成吉思汗亲自挑选，主要是各百户长、千户长及其他官员子弟，这也起到以人质控制部下的功能。怯薜长由成吉思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世袭担任。这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直接统领，又称“大中军”，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大蒙古国时代，怯薛诸执事官既是大汗的侍从，又是大汗的内臣，参与了军政事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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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篆文“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元
蒙古族长期从事游牧生活，本没有文字，调发兵马都是用结草或刻木的方法。随着部落地域的扩大、势力的崛起，铁木真也逐渐感到了文字的重要性。
1204年铁木真灭掉了社会、文化比较进步的乃蛮部，俘获了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是乃蛮部的掌印官，《元史》中说他“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铁木真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就让他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而创立了畏兀儿体蒙文。随后，铁木真又下令由塔塔统阿教蒙古贵族子弟学习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文，还任用不少畏兀儿人作为蒙古贵族子弟的教师。这样，新创制的文字就首先在贵族子弟中使用开来。
此后，文字很快用在法律上，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记录下来的。铁木真还从塔塔统阿那里学到了以刻字印章作为信验的办法，并学习金朝，开始使用命令牌照。把汗的旨意用新创的文字刻在牌子上，加盖印章，作为调发兵马、传达命令的凭据。
塔塔统阿改制的这种文字，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字颁行之后，官方文书才停止使用，但是民间仍然在使用。文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原来的各个部族因为有了共同的文字而联系更加紧密，对统一的蒙古族的形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博尔术雕像
蒙古名将，与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并称“四杰”，是成吉思汗的亲信，开国元勋。最早加入蒙古军，为蒙古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铁木真建国以前，蒙古部族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只以游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法作为断事依据。建国以后，在以千户制重新划分各部落民众，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军事编制的同时，为了保证大汗的命令能够快速、准确地加以传达和执行，也为了赏罚分明、判案公正，成文的、严明的法律的制定逐渐被提上日程。而此时，文字的创制无疑为法律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1210年，随着建国初期各项政策调整日见成效，成吉思汗开始谋取中原。他听取臣下的意见，仿照汉人的成文法形式，制定并颁布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法规《条画五章》。虽然这是一部很粗糙、原始的法律纲目，但在蒙古的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221年蒙古铸造的大可汗银币上刻着蒙古文字
命令或法令，蒙语音为札撒，古代蒙古各部族的首领根据道理、规矩对部下发号施令，就有了札撒。铁木真建国前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训言，也就是札撒。1219年西征之前，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并命令将这些训言、法令和传统体制写在纸卷上，进一步规范化，定名为“大札撒”。在西征归来之后，成吉思汗正式颁布了大札撒，并要求后世的大汗、王公大臣以至平民百姓都要遵守。凡新大汗即位或者诸王共议国家重大事情都要先诵读《大札撒》。
《大札撒》对蒙古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规范、首领的命令等重新作了梳理和总结，以文字的形式加以确定，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强制实施，因而成为大蒙古国的正式法典。虽然它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对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祖宗大法，它也对以后元代制定法律有重要影响。
除此之外，早在建国之初，成吉思汗就设置了大断事官。大断事官蒙古语称“札鲁忽赤”，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由成吉思汗的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主要职责是主持分封民户、判决各种案件等。大断事官与《大札撒》相互作用，完善了大蒙古国的法律体系。
“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铜印·元
方体，长方形立纽。印文为八思巴文字“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背面右侧阴刻汉字同印文，左侧刻“天元元年二月□日礼部造”。此物应为北元时期的珍贵文物。
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对他的亲族以及随他浴血奋战的功臣们进行了分封。如果说对功臣们的封赏是对他们的报酬和奖励，那么对亲族及其子弟的分封则是家族权力、财产的再分配，是避免亲族为谋取各自利益而产生矛盾的必要手段。成吉思汗的分封对象主要有诸子、诸兄弟以及母亲、后妃、外戚等3部分。
对诸子的分封，按照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传统，拖雷得到了蒙古帝国中心地带，即大汗斡耳朵周围地区。其他3个儿子的封地则在阿勒台山之西，称“西道诸王”。长子术赤在最西边，包括花剌子模至不里阿耳地区以西；次子察合台封地在术赤东南部，包括畏兀儿以西、伊犁河、楚河、塔剌恩河流域；三子窝阔台的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
与西道诸王相对应，成吉思汗将诸弟分在了草原东部，称为“东道诸王”。其中，合撒儿封地在东北部，主要是也里古纳河流域；合赤温应得封地则由其儿子按赤台受封，主要在金边墙附近；斡赤斤的封地在最东部，包括捕鱼儿海（即贝尔湖）哈剌哈河流域至海剌儿河一带；别里古台封地在温赤台之西，与拖雷的封地相毗邻。
除子弟外，成吉思汗还给予后妃、外戚等一定的封地。其中，对母亲月伦太后的分封相对较重，其他外戚贵族大多保有原来的地盘。
这样，整个大蒙古国就被分成了大小不同的几个部分，划归各子弟名下进行管辖。各受封子弟作为“黄金家族”的真正主人，领有各自封地内的百姓，也统领着所属各地的千户那颜。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建立了各自的汗国，即“兀鲁思”，他们是大蒙古国内的“宗藩之国”。子弟分封也与对各功臣家族的分封不同，功臣家族的分封远不能和子弟分封相比，也不能形成汗国。
成吉思汗与妻子孛儿帖和儿子们
成吉思汗有后妃40余位，但在所有后妃中，只有孛儿帖地位最高，居住在第一斡耳朵，是正宫皇后。孛儿帖也为成吉思汗生下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