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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李世民从贞观元年（627）君临天下，至二十三年（649）去世，是为贞观时期。李世民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后世誉为“贞观之治”。
《帝鉴图说》之唐太宗纳箴赐帛·明·无款
唐太宗在位期间，谨言慎行，广开言路，鼓励群臣纳谏，一时间门庭若市，群臣进谏成风。图中描绘的就是太宗奖励进谏的情景。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
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还尽量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木牛车·唐
这件唐代木牛车属随葬品，为缩小的车模，造型写实，木牛略显幼稚、笨拙，但不乏憨态可掬之状。比例结构较为准确，木质肌理非刻意雕制，棚骨用竹片弯制而成，简洁清晰。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缴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摊派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铜鹤首鐎斗·唐
鹤长以喙、颈、腿“三长”著称，因看上去“仙风道骨”，得“一品鸟”之名。鹤的形象代表长寿，在古代备受推崇。
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彩绘贴金天王俑·唐
唐代陶俑，方脸，阔口，圆眼，头戴侧翻翅盔，盔顶饰尾翼上翘的孔雀。内着袍，外披铠甲，铠甲上贴有金箔。腰系丝带，足穿战靴，双脚蹬踏坐在地上的邪鬼。其造型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用。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材。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用、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传为美谈。
《帝鉴图说》之唐太宗面斥佞臣·明
唐太宗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在位期间政治清明，贤者得重用，奸佞遭打压。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是唐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唐太宗书《温泉铭拓片
李世民是历史上文治武功皆杰出的君王，他喜爱书法，“常与虞世南论书”。《书小史》赞太宗书法：“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飒露紫系唐太宗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时的坐骑。邙山一役，飒露紫身中数箭，太宗身陷敌阵，与大军相失。随骑猛将丘行恭护驾突阵，下马拔箭，保太宗得入大军。为表彰丘行恭与飒露紫的战功，“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旧唐书》卷59）。飒露紫浮雕表现的即是丘行恭为马拔箭的情节，构图精练，雕刻手法写实而细腻。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魏徵字帖
魏徵精书法，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曾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