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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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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不是教人发财致富，经邦治国，而是教人正确对待人生的。把经济学作为生活哲学才看出那些技术分析工具背后的深刻沉思。
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世说新语》中就讲了这样一件事：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个故事中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也是把女婿称为东床的来历，由此还有了“东床娇客”“东床娇婿”“东床坦腹”之类比喻好女婿的成语。
我们的古人大概不懂什么20世纪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但他们发送与筛选信号的技巧，连我们现代人都自叹弗如。
婚姻市场（经济学家把结婚作为一种交易，似乎没人情了一点，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在大多数婚姻中都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信息最不对称的市场，双方都有公开信息（容貌、身高、出身等），也有私人信息（个性、气质等）。如果把求婚者（想把自己“卖”出去）作为卖方，接受者（想“买”一个配偶）作为买方，这就类似二手汽车市场了。求婚者想把自己“卖”出去，就要扩大，甚至伪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看看征婚广告你就理解这一点了），接受者要“买”到合适的配偶，就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找出真实信息作为决策依据。这样，婚姻要能成功—求婚者发信号，以使对方相信自己信息的真实性；接受者筛选信号，找出真实信息—就十分重要了。
当然，信息也可以由中间人—媒婆—来沟通。但媒婆沟通信息的功利心太强，介绍成功有物质利益或成人之美的心理满足，这样就会向双方都送假信息。她们有假造好信息，掩盖坏信息的激励，结果往往使双方上当。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美满者少。现代人讲究自由恋爱，实际就是双方交流信息的过程。信息交流充分，婚姻美满者多。一见钟情，来不及沟通信息就结婚者，悲剧、家庭暴力都不少。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自由恋爱还不行，发信号与筛选信号就更重要了。郗太傅相当于今日之总理，其女德才貌均负盛名，当然属于婚姻中的买方，王家虽也是大户，但郗女属于极为短缺资源，子弟都想把自己“卖”给郗家，属于卖方。于是，王家子弟发信号，郗家筛选信号。
发信号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用这个信号传递对方想要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王家子弟都知道，郗家选婿决不在金钱与门户，而在于个人气质。所以，发出的信号应该表现个人气质。但发信号的方式也很重要，王家诸子弟用“咸自矜持”发信号，这就不对了。“矜持”是装出来的，那就有点暴发户的浅薄了。所以，王家诸子弟的失败就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我想逸少也是想娶郗家女的，但他不会装出一副“矜持”的样子，只是没事人似的，“床上坦腹卧，如不闻”，这才是“真名士自风流”，不用去装。气质是内心修养的自然表露，装是装不像的。王家诸子弟装模作样，正说明他们的气质不如逸少。
郗太傅筛选信号的本领也非同寻常，不愧为久经政治风雨的老牌政治家。他一眼就看出，那些装出“矜持”的王家诸子弟，实际上没有贵族气质，只有不装模作样，神情自然者才是真名士。想象一下逸少大大咧咧、露出肚子躺在床上的样子，不正是真名士风度吗？郗太傅慧眼选佳婿，逸少亦不负众望。
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总有一方信息多，另一方信息少。比如在二手汽车市场上，一辆二手车的信息包括两类。一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得到的，称为公开信息，如外观、型号、行驶里程，另一种是只有一方知道而另一方要花高价才能得到，甚至无法得到的，称为私人信息，如是否有内伤，等等。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多的一方（二手车的卖者）有可能欺骗信息少的一方（买者），把坏车当好车卖出去，这称为道德风险。同时，买者也会把所有上市的二手车都作为最坏的车，结果好一点的二手车就不会上市，这称为逆向选择。这时信息不对称就使得二手车的交易无法进行。要让这种有利于双方的交易得以进行，卖方就要以适当的方式发出让买主相信的信号，买主则要在无数信号中筛选出真实的信息。信号的发送与筛选是一个重要问题。
现实世界中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每个人都需要发送信号或筛选信号。逸少和郗太傅的这两手值得我们学习。许多人在婚姻市场上发出的都是“有车，有房，温柔”之类毫无意义又不可信的信号，大学生找工作还要整容来发出美丽的信号。这些信号恐怕不仅无用，甚至还有负作用。也有的人面对纷杂的信号，因不会筛选而上当受骗。好好读读这个故事，我想都会有不少启迪。
许多失败者，在失败之前都有人劝过，但仍一意孤行。正好读到明代文学家所作《应谐录》中的一则寓言，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有个盲人从一条干河的桥上走过，失足掉了下去。他双手抓住栏杆，怕掉进河里。有过桥者告诉他，松手吧，河里没水，离地也不高。盲人不听，直到筋疲力尽，松手掉到地下，安然无事。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受这个苦。
盲人不肯听别人的话，无非是多累一会儿，但做企业要拒不听别人的话，就会伤筋动骨，甚至灰飞烟灭。这样的盲人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很多。
一位朋友想生产饮料。我知道他并不是实力雄厚的大老板，劝他别做。因为饮料打开市场要靠广告，要花大钱做广告。饮料固然赚钱，但先要投入大把钱，先要“烧钱”，烧不起也就难以成功。我还讲了旭日升、露露等饮料成功的经历。他认为自己的饮料有特色，不用做什么广告，坚持做下去。我无言以对，反正不是我的钱，操那么多心干什么。一年后，我又见到了他，他说到底没成功。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是为什么呢？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分析来研究人的行为，发现过分自信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男人比女人还严重。一个例子是，当人们在股市投机成功时，都认为自己对股市分析正确，时机把握得好，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体现。当人们在股市投机失败时，都抱怨运气不好，非才也，乃命也。另一个原因是，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上，发送假信息的信号太多，这就引起人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往往会把一个人的欺骗作为所有人的欺骗，把偶尔的欺骗作为永久的欺骗。我的朋友大概属于前一种情况，盲人属于后一种情况。我的朋友赤手打出了一片天地，自信一点是正常的。盲人可能是受过骗，而且也许不止一次，所以，他不相信别人也情有可原，何况如果有水还真是性命攸关。
对一般人而言，由于人性的弱点或受过骗，不听别人的劝告是可以的。但对一个企业家来说，这就是危险的。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过辉煌，但历史不代表永远。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企业家的生命周期有五个阶段：创业上升、探索改革、形成风格、全面强化和僵化阻碍。在这个过程中，使企业家业绩上升、持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信息量的获取。开始时可以听得进各种意见，信息源宽，但有成就之后，过分自信，外部信息源减少，甚至有信息也听不进去。一个普通人不听别人劝算不得大事，但一个领导几千甚至数万人的企业家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就会酿成大错，受损失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员工和社会。因而企业家一定要了解并克服人性中过分自信的缺点。
当然，企业家也不能成为什么话都听的老好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谁的都听，如何做出决策？这就需要善于进行信息筛选，即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正确的信息。也许许多劝说都是善意的，但善意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以，我的朋友不听我的劝告我并不生气。我有权说，他有权选择。信息的筛选不容易，但并不是不可能。例如，盲人应该从声音来判断信息的正确与错误。如果劝他放下手的是一个苍老诚恳的声音，就应该相信。如果劝他放下手的是一个年轻而有点滑腔的声音，大概就可不听。当然，这只是经验之谈，但每个人从生活经历中都会积累一些判断信息正确与错误的经验，会有某种感觉。对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来说，应该有判断信息正误的能力，在多听的基础上加以思考，千万不要别人的话还没说完就断然拒绝。
我们希望企业家多听别人的意见，别学那个盲人，但我们也应该承认，企业家也是人，有点人性的弱点很正常。问题是如何用一种制度来防止企业家由于没听别人的话而犯错误。这就是要建立董事会决策制度，用制度来避免个人的错误。当企业小时，一个人决策是可以的。这种决策也有灵活、及时的优点，可以避免失去宝贵的商机。当企业做大时，企业家个人的作用也很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需要有一个敢于拍板的人。但总由一个人独裁，由于个人人性弱点与能力的局限也就很可能会犯下重大的决策错误。这时就需要一种民主决策制度。有董事会，就有董事，重大决策要由董事会做出，即使你贵为董事长，也不得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能像我的朋友对待我的意见那样一听了之，不以为然。这就是用制度来改造人性，消除人性中的弱点。我们倡导企业民主决策，不是要那种一致举手的假民主，也不能由于民主贻误时机，而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少犯错误。
人们往往同情盲人，觉得他们可怜。像这个寓言中正常人不会犯的错误，却让盲人吃尽了苦头。其实从听不进别人意见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盲人。谁的话也不听，自行其是，对企业家来说，不就是盲人骑瞎马吗？谁都知道盲人会吃亏，但却想不到自己什么人的意见都不听，吃的亏比盲人更大—盲人行事要谨慎得多，记住这个寓言，你就不会吊在桥上吃苦了。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人贪得无厌的，随手拣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
明代刘之卿算不上名人，只是万历年间的一个礼部主事，他所著的《贤奕篇》亦不是什么名著，但有一个“王婆酿酒”的寓言还颇有趣。王婆以酿酒为生，有个道士常到她家借宿，共喝了几百壶酒也没给钱。王婆亦没计较。一天，道士说：“我喝你那么多酒，也没钱给你，就给你挖一口井吧。”井挖出后，涌出的全是好酒。王婆自然发财了。以后道士又来问王婆酒好不好，王婆说：“酒倒是好，就是没有用来喂猪的酒糟。”道士听说，笑着在墙上题一首打油诗：“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道无酒糟。”写完走了，以后这个井也不出酒了。
这个故事与普希金的《金鱼与渔夫》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不过我相信，普希金没有侵犯版权。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写出了相同的寓言故事，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经济学家承认利己是人的本性，即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利己来自人的欲望。人有七情六欲，连一本正经的孔夫子也承认“食色性也”。满足这种欲望需要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有了钱，才能购买满足各种欲望的物品与劳务。所以，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想多赚钱无可厚非。人类欲望的特点是无限性，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正是这种欲望的无限性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人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满足欲望的追求，社会就无法进步了。
传统的伦理观把欲望作为万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对人性的扼杀。经济学家对欲望和利己的肯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特别要强调的是，欲望、利己并不等同于贪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由欲望产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严格区分了利己与贪婪。他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一词是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一书正是要说明利己的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斯密明确地反对贪婪。他的这两部著作构成既承认利己，又要以道德克制贪婪的理想市场经济社会。
欲望与贪婪有什么不同呢？欲望是人正当的要求，它与人满足欲望的能力应该是匹配的。换句话说，欲望是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满足的，或通过正当途径的努力可以实现的。贪婪则是要去满足无法实现的欲望。在上面的寓言中，井里既出酒又出酒糟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王婆希望有酒还有酒糟就不是正当欲望，而成了一种贪婪。在现实中，一个有能力的人想买一辆车是正当的欲望，还可以促进汽车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想马上要一辆汽车就属于贪婪。不切实际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就会使欲望变为贪婪。
乍一看，欲望和贪婪都是无限的，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美国心理学家把人由欲望产生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正常来说，一个层次的欲望满足了，再产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则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随能力的提高而产生。比如，在你的收入满足了基本生活要求之后，就可以产生新的欲望，比如买一辆车。这就是正常的欲望更新。如果连饭也吃不饱就整天想买车，大概只能算贪婪了。
强调把利己、欲望和贪婪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则会使人犯罪。再接着上个例子说，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或者在本单位做出业绩，或者去兼职，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致富，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许多人正是被贪婪推上不归路的—从抢劫犯到贪官都是如此。欲望与贪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
人的欲望是很容易变为贪婪的。斯密多次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看到这种可能性。一个社会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变为对大自然的掠夺，一个人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不会勤奋工作，而是想歪门邪道了。
防止欲望（勤奋工作的动力）变为贪婪（犯罪的根源）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这也是先贤们经常劝告我们的。但仅仅靠这种劝说是无用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是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样子。
现实中的王婆实在太多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读读这则寓言，太有意义了。
自从金钱成为财富，人类社会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凡夫俗子在追逐金钱的同时，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招致了无数罪恶。追求精神满足的圣贤们把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由他们所编撰的寓言都以排斥金钱为宗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古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痛苦的金钱》正代表了这种思想。
这则寓言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而幸福。以后这个庙里香火旺盛，常有人上供好东西。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许多钱。自从有钱之后，和尚不信任任何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的胳肢窝里，总担心别人偷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作者的结论是：“钱并非好东西。弄钱的时候，有痛苦；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也有痛苦。钱丢掉了，有痛苦；把它花掉了，也有痛苦。”一句话，金钱成了痛苦的根源。
《五卷书》作为佛教的寓言反映的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世”的宗旨。尽管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思想有清醒剂的作用，但也相当片面。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最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来说，幸福最大化的基础就是金钱—无论人的幸福观是什么，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自由选择，还是实现某种理想，没有金钱一切都谈不上。这就是“没钱绝对不幸福”的含义。每个人的幸福加总在一起称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一个贫穷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想想那些贫穷落后、内战纷飞的国家，有多少人痛苦无奈，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福利呢？金钱的确是重要的。没有金钱是清高不起来的，活命尚且艰难，哪能谈到精神文明、自由或理想呢？佛教讲“四大皆空”，其实只要财空了，传教者们无以生存，哪还能坐而论道？许多人视金钱为粪土，或者是钱太多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你去摸摸他的肚子，一定有许多还未消化的鸡鸭鱼肉；或者是作伪，一边讲金钱之恶，一边想办法敛财—像这个寓言中的和尚，现实中太多了。因此，现代经济学理直气壮地讲赚钱，讲富国裕民，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但一个人有钱却并不一定就幸福—像这个寓言中有钱而痛苦的和尚一样的人也不少。豪门恩怨正是有钱带来的痛苦。一个社会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对立加剧，一个肮脏而动荡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看来全面的看法应该是金钱是福也是祸，是善也是恶。不过只这样说就有点诡辩似的辩证了，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最无用的废话。经济学不讲这种废话。经济学分析问题总是离不开具体条件，因此，经济学家既不讲金钱万能，也不讲金钱万恶。他们把金钱作为中性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金钱是福是善，在什么条件下，金钱又是祸是恶。
金钱到底是什么，取决于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
对个人来说，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勤劳致富，又善于把钱用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不像那个和尚一样仅仅是赚钱存钱，金钱就能给人带来幸福。勤劳致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许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得到钱的结果，而是奋斗赚钱的过程。这时金钱代表成功。那些靠贪污、抢劫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这种幸福，还会心里恐惧—贪官看反贪的小说或电影大概会心惊胆战的。缺乏了安全感，整天像那个和尚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是谈不上幸福的。同样，把钱用于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也难有什么幸福。一个把金钱用于满足自己正当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人，当然是幸福的。但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享受，还来自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同情心，有对同胞的爱和关心。把钱用于帮助他人，捐助慈善事业，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人性，同样是幸福的源泉。这时自己金钱的边际效用也不会递减了。
对社会来说，如何创造与使用GDP决定了GDP能否增加社会福利。增加GDP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增加GDP，GDP增加反而会使社会福利减少。同样，GDP也要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不能用GDP去搞对外侵略或霸权主义，不能用GDP去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更不能用GDP去搞什么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树立了这种GDP观，增加GDP当然是福是善。
《痛苦的金钱》是劝人不爱金钱的。但是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爱钱又有什么不好？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的，即把众生送到彼岸的天堂。金钱实际上就是那只普度众生的船。和尚的痛苦不在于他有钱，而在于他不会用钱。如果把钱用于接济穷人，岂不阿弥陀佛了吗？
寓言《价值》是这样解释交换的：
一个男人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尊绝美的大理石雕像。一位艺术品收藏家高价买下了这尊雕像。卖主摸着大把的钱感叹：“这钱会带来多少荣华富贵，居然有人用这么多钱换一块在地下埋了几千年也无人要的石头？”收藏家端详着雕像想：“多么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居然有人拿它换几个臭钱。”他们俩都感到满足，交易对他们是双赢的。
这个文学家讲的寓言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现代经济学家发现，其实价值并不是物品包含的劳动量，而是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一种物品的价值多少，不在于它花费了多少劳动，而在于别人对这种物品的评价。价值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卖主认为钱的价值大于雕像，收藏家认为雕像的价值大于钱，这是他们各自对钱与雕像的评价，与这些东西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关系。
按照传统的说法，交换是等价交换，即等量劳动的交换。按这种解释，交换就是包含等量劳动的不同物品交换，互通有无。但是这种理论又无法解释许多现实中的现象。一个美声歌手，不仅嗓子要好，还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门票也就是180元。一个通俗歌手，只要有个好嗓子，不识简谱都没关系，门票可以卖到500元，甚至更多。难道通俗歌手唱一支歌的劳动是美声歌手的三倍吗？青年人愿意用半个月的工资买500元的票去听通俗歌手唱歌，一个与此青年人赚同样工资的中年人则认为这绝对不值。他们做同样工作，付出的劳动一样，怎么在交换听歌权时却不一样了？看来这种对交换双赢的解释并不正确。我看这些号称经济学家的解释还不如当代黎巴嫩的文学家纪伯伦。
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对同一种物品的评价也不同。卖主觉得雕像不值钱，收藏家觉得雕像极值钱，这样，他们的交易也可以进行，而且各自觉得都有所得。按主观价值而言，交换是不等价的，各自得到的价值都大于自己付出的，所以交易是双赢的。交易双赢的基础在于价值并不是客观的，而完全是主观的。这正是卖主与收藏家交换之后，都各自喜滋滋地回家偷着乐的原因。
如果不是这一对一的交换，有若干个农民都找到了雕像，又有若干个收藏家来购买，情况会怎么样呢？能是等价交换吗？
我们先看一个卖者、多个收藏家的情况。卖者有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比如，他认为自己找到这尊雕像花费的劳动值100元，低于这个价值，他宁愿盖猪窝时当柱子也不卖。收藏家也有自己愿意出的最高价，高于这个价他不买，这个价就是他们对雕像的最高评价。如果有三个收藏家，各自出80元、100元和120元，当然最后是出价最高的购得。
再看几个卖者，一个收藏家。几个卖者对自己劳动的评价也不同。比如，三个卖者分别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为80元、100元、120元。只要收藏家的评价高于80元，比如90元，就可以与要价最低者达成交易。
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都是双赢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卖者最低愿接受100元，得到了120元，赚了20元。收藏家愿出120元，也不吃亏。在第二种情况下，收藏家愿出100元，以90元买到，赚了10元，卖者接受的价格为80元，也赚了10元。只要交易是自愿的，双方都有利。
如果有若干卖者与买者，他们相互竞争决定市场价格，比如100元。按此交易谁也不吃亏，各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经济学家用这种主观价值解释交易的双赢，对我们颇有启发。从卖者来看，买者对他卖的东西评价越高，愿意出的价格也就越高。所以，他就要生产买者喜欢的东西，因为买者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评价高。同时，他也要想办法让买者对自己的东西评价高，比如，使自己的东西成为名牌，或使自己的东西与同类东西相比有特色。卖者要根据买主的偏好来生产。也就是消费者是上帝的含义—卖者按买者的意愿来生产。这样进行生产，东西有市场，可以卖高价。买者得到满足，卖者也赚了钱。
从买者来看，要买价格最低的东西。当一种东西对买者来说评价相同时，卖者的要价越低越好。这就迫使卖者降低成本以吸引消费者，从而生产的效率也就提高了。
市场竞争的结果最终形成一种使供求相等的价格。这时卖者与买者都得到了满足，社会资源配置也就最优化了。这就是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要发生无数次这种交易。
读这篇寓言我总觉得，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纪伯伦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解决了。有时，外行看问题更简单明了，不像身在此山中的人，非要把价值作为客观的，弄来弄去连自己也糊涂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一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性相近，习相远”正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人性变不变呢？13世纪亚美尼亚作家奥洛比安的寓言《伶鼬和老鼠》说明了人性的不变性。
有一只伶鼬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它向爱神祈祷，把它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爱神满足了它的心愿，它幸福地与自己心仪的小伙子结婚了。在热闹非凡的婚礼上，突然一只老鼠从门口跑过去，这位新娘忘却了一切，狂奔过去追老鼠。作者的寓意是：本性难移，动物和人概莫如此。中国的“白蛇传”与这个寓言异曲同工。你看，白蛇都变为人了，但蛇的本性仍不变，饮了雄黄酒就要露出本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的本性主要不是指个人的性格，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现在我们都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即所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现代生物学证明了这是人和动物的本性。
经济学是建立在对这种人性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假设之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最大化问题。对社会是GDP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正是在对这种最大化的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离开了这个假设，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要被推翻。
一些经济学界内外的学者对这个假设提出过不少批评。一些人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人并不自私，比如舍己救人，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或者富人在死后把财产捐给社会，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不是与理性人假设矛盾呢？我们不否认利他主义行为的存在。而且也不否认，人性中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关爱同胞、关心社会等善良的一面存在。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提倡奉献精神的意义。但是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与这一切并不矛盾。理性人的假设不仅正确，而且必要。说理性人的假设正确，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一个人（例如这个假设就不适用于雷锋这样的英雄）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一个为个人利益做事的人在祖国危难之际也会牺牲自己保家卫国），这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从事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说理性人的假设必要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如果既假设人是利己的，又假设人是利他的，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解还来自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经济学的最伟大发现正是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正在于此。理性人的假设是斯密提出来的，他并不是赞扬这种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正如伶鼬变为美女仍忘不了抓老鼠一样。他认为，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实现社会利益。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把这种对个人利益追求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每个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承认人的利己，又把利己引导向利他，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传统社会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把人性看作万恶之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社会处于上千年的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极其贫穷。利己的人性消灭了吗？老百姓的人性被强制消灭了，但倡导灭人性者的人性都发展为兽性。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提倡的是自己根本不打算去实践的伪道德。一部《十日谈》正揭露了这些伪道学、假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
市场经济承认人性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任何一次启蒙运动都是从对人性的承认开始的。市场经济制度把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了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性升华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关心他人和社会。亿万富翁不再做守财奴，而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者。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还有罪恶，但与传统社会比一比，哪一个更好？
与生俱来的人性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用暴力还是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利用与引导人性。伶鼬改不了抓老鼠的本性也没什么，反正它的体形已是美女了。这个与它结婚的小伙子利用它的本性来消灭家里的老鼠，甚至可以让它为邻居抓老鼠赚钱，岂不既符合了它的本性，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为社会也做了一件好事吗？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关心贫民的贵族。他不仅写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不朽的名著，还关心贫民教育，编写了《启蒙课本》和《新启蒙课本》。这两本书有他编写和改写的89篇寓言。也许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遗产对子女的不良影响，也许是他为自己死后的遗产分配担忧，就写了一首名为“均等的遗产”的寓言。
一个商人有两个儿子，他想把财产全留给大儿子。他夫人可怜小儿子，想把财产平分。这位母亲为财产之事哭泣，一位路人知道原因后告诉她：“你只管向两个儿子宣布，大儿子得到全部财产，小儿子什么也得不到，以后他们将会各得其所的。”小儿子知道什么也得不到就离家到外地，学会了手艺，增加了知识。大儿子认为有遗产可以依靠什么也不学。以后大儿子把遗产花光，一无所有，贫困而死。小儿子学会了本事，变得富裕起来。
得到遗产反而害了自己，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遗产的影响。他们发现，一个遗产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不再工作的可能性是遗产小于2.5万美元的人的4倍。怪不得19世纪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警告说：“给儿子留下巨额财产的父母会使儿子的才能和热情大大丧失，而且使他的生活不如没有遗产时那样有价值。”所以，卡内基没有给儿子留什么遗产，而是把自己的巨大财产建立了卡内基基金，用于资助慈善、教育、医学研究等有利于社会的事业。卡内基至今仍受人尊重，不是因为他是钢铁大王或亿万富翁，而是因为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与遗产一样，任何意外之财都会使人变懒。美国经济学家还研究了彩票中奖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奖奖金在5万美元以上者，有25%左右的人在一年内辞职，另有9%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那些中奖奖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几乎有40%的人不再工作。看来意外之财的确会使人变懒，正如托尔斯泰寓言中的那个大儿子一样。
为什么遗产或意外之财会有这种效应呢？经济学家用劳动供给理论解释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人要把时间这种资源配置于两种用途：工作和闲暇。工作是指有报酬的活动，比如上班或从事商业活动。闲暇是指一切无报酬的活动，比如休息、娱乐，以及家务劳动。人把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多少时间用于闲暇，取决于劳动（有报酬活动）的价格，即实际工资水平。实际工资的变动会引起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工资增加，人们用工作替代闲暇。这是因为在工资增加时，闲暇的代价高了。比如，每小时工资为5元时，闲暇一小时减少5元收入；每小时工资为10元时，闲暇一小时就减少10元收入。这时人们就会减少闲暇，增加工作。所以，替代效应能引起劳动供给随工资上升而增加。工资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收入效应，即工资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加，就要减少工作，增加闲暇。这是因为，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其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通俗点儿说就是，人们收入多了，就想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或娱乐。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想有更多闲暇。而增加闲暇必然会减少工作，所以，收入效应的结果就是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减少。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对劳动供给的作用是相反的。而工资增加则会同时引起这两种效应，其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工资增加使劳动供给增加，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工资增加使劳动供给减少。一般而言，当收入水平不是相当高时，工资增加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增加。但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就会大于替代效应，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减少。得到一笔遗产或彩票奖金这类意外之财，相当于收入极大增加。这时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替代效应，人们就会减少工作，甚至不工作，而去享受闲暇了。工作对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现在赚钱，还在于培养人未来的赚钱能力。人的赚钱能力是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本来自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但最重要的还是从工作中积累经验。一个有遗产而不工作的人，无法得到人力资本，甚至原来获得的人力资本也在退化、消失。得到意外财产的人，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快。整天花天酒地，再多的遗产也会花完。当钱花完时，又没有了人力资本，岂有不贫穷之理？寓言中的大儿子正是这样的人。小儿子没有遗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收入效应，努力工作，积累了人力资本，自然会富起来。遗产的这种不良影响可以称之为遗产效应。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英国的长子继承制原本是为了使土地不被分得过小，但却逼得其他儿子去闯天下，学得一身本领。父母都希望子女成才，有钱的父母更应该好好读读托尔斯泰这个寓言，也学学卡内基，这样，你的子女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精英。
《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
布利丹毛驴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哪些欲望。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实每个人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面临在两捆干草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布利丹毛驴做不出选择而饿死说明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本。就布利丹毛驴而言，它选择一捆干草必须放弃另一捆干草。放弃的干草就是得到的干草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在谈资源的稀缺性时，往往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如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等。因此，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忘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布利丹毛驴犯的正是这个错误。这头驴子的消费能力（能吃的干草）是有限的，在两捆干草中吃一捆就足够了。但它觉得哪一捆都好，都舍不得放弃，最后哪一捆都没吃，饿死了。
驴子毕竟是驴子。在寓言中，驴子都是愚蠢的，所以才有蠢驴之说。但人们在嘲笑驴子时却往往忘记了，他们有时也会像驴子那么蠢。一个既爱白马王子又爱大款，不知和哪一个结婚好的美女，不就是一头漂亮的布利丹毛驴吗？一个女人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明媒正娶地结婚（这是法律给出的限制），与白马王子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财富，与大款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美色。两者都不愿放弃，就成了布利丹毛驴。
像美女这样的布利丹毛驴选择困境也许并不具普遍性，因为美女毕竟是稀缺资源，白马王子和大款都想得到。但每个人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每个人都面临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从政当官，有地位有权力，但不能发财；从商当企业家，有钱，但无权无地位；从文当学者，有地位，但无钱。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捆干草，每捆都诱人。但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职业。只选一种者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或学者，类似布利丹毛驴者往往一事无成。但世界上的布利丹毛驴还真不少。一些当官者还想发财，利用职权戴一顶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帽子，结果成了贪官或沽名钓誉者，被世人所不齿。一些从商者一心想当官，花钱买官，犯了行贿罪。至于那些一心要钻入官场或发财的文人，结局也是不伦不类，没学问只好去剽窃。这些人不都成了饿死的布利丹毛驴吗？
每个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事业与家庭生活幸福。这种选择不同于布利丹毛驴在两捆干草之中选一捆的选择，而是要在两捆干草中求得一种平衡。这就是说，布利丹毛驴觉得两捆干草都好，可以每捆干草都吃一半，不至于饿死，或两捆都吃掉撑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资源稀缺），对事业与家庭幸福的期望是无限的（欲望无限）。正确的原则不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平衡。那种为了事业（赚钱或当官）而放弃家庭幸福，或者满足于过一种小日子而没有追求的人，都是布利丹毛驴。因为在这两者之中完全放弃了另一个，实际上仍是一事无成。你见过家庭后院起火而事业成功的人，或者一事无成仍有家庭幸福的人吗？《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选择了当五岳盟主而放弃其他一切，最后不就是布利丹毛驴饿死的下场吗？
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并不是物质的最大化。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大化并不是GDP最大化，对一个人而言，最大化也不是财富最大化。社会的最大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GDP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基础，不能把GDP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GDP并不等于幸福。个人的最大化是幸福的最大化，财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不能把财富作为唯一目标是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人也要追求全面的幸福。这才是选择的真正目标，也才是经济学的真谛。
许多人都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赚钱的学问，认为它能使一个国家GDP增长或使一个人发财。这是一种误解。布利丹毛驴式的错误正由此而来。在学习经济学时，要记住英国文豪萧伯纳的一句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守财奴的，法国作家拉·封丹就写过以守财奴为嘲讽对象的《攒钱人与猴子》。
有一人爱财如命，满脑子都是金币和银元。他为了保证财产安全可靠，移居海岛，让海神充当防盗保镖。他每天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他总觉得账目有缺口，因为他养的大马猴喜欢向窗外扔钱。猴子喜欢恶作剧，把这些钱当水漂扔到海里。作者嘲讽说：“上帝有意保护大富翁，把财宝保存在大海中，谁让他们有钱不会用。”
钱，无论是金属的还是纸的，不能使用就毫无意义。流落到孤岛上的鲁滨孙面对一大堆换不到任何东西的钱，就有这种感慨。把钱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这叫窖藏，不会给主人带来任何幸福，即使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多一个子儿（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还会少几个子儿）。寓言中的守财奴就是这样。这样用钱，放在库房中窖藏与放在海底窖藏是一样的。这就是这则寓言中的一个名句“有钱不用，等于没钱”。
那么该怎么用钱呢？用钱生钱、用钱享受都是用钱之良方。
用钱生钱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个人理财。个人理财就是把自己的钱变为能带来收益的资产。资产有多种形式，它首先可分为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一个人把钱用于接受教育，参加培训、保养并锻炼身体、参与各种活动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其结果是身体健康，知识和技能增加，这就形成以人力资本为形式的无形资产。这种资产会使收入高于没有这种资产的人，这就是无形资产的收益。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并不把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来看。其实有钱去上一个电脑培训班、英语班，或者买几本书看看，都是个人理财的方法。
当然，现在讲个人理财时还是更多地指有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用钱买房子、艺术品等都是投资于实物资产。这些资产会带来收益，例如，房子的租金收入与增值，以及艺术品的增值。在遇到严重通货膨胀时（例如，德国20世纪20年代和战后的超速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在国民党崩溃前的超速通货膨胀），实物资产的保值作用最大。
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共同基金、债券（企业与政府债券）和股票。这种资产最突出的特点是收益与风险并存，两者同方向变动。一种金融资产，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例如，垃圾债券或股票，变为废纸的可能性最大，获得暴利的可能性也最大。风险越小，收益也越少，例如，银行存款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利率也相当低。个人通常是风险厌恶者，为了保证一定收益时尽量避免风险，可以把不同风险与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组合。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共同基金都为个人提供了这种资产组合。所以，购买共同基金也就成为许多人个人理财的首选方式。
个人理财，用钱赚钱既可以增加个人收入，又有利于整个社会。当一个人把钱窖藏起来时，钱对个人和社会都没用了，和沉入大海消失了一样。当把钱用于购买各种资产时，个人和社会都获益。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也从每个人的人力资本运用中获益。购买不动产，增加了需求，刺激整个社会繁荣。购买金融资产，这些钱用于企业投资，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提高。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理财用钱生钱，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同步的。这比在孤岛上“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要有意义得多。
用钱生钱的过程，一旦成功了，人就会有成就感。这当然是钱带来的幸福，但这只是赚钱过程的副产品。会用钱的另一个方面是会用钱享受，给自己带来享受。当然，享受是一种主观感觉，把钱埋在地下的人，觉得自己有钱就是享受，在孤岛上数钱也是守财奴的一种享受。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认为这是享受。用钱享受就是用钱去满足个人的各种欲望。用钱购买各种物品与劳务，满足自己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当然是一种享受。像过去的土财主一样，有了钱仍然过清贫的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不会享受的守财奴。用钱享受就是消费，这种消费在给个人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相关部门的发展。买一辆车对个人是享受，对社会是拉动了汽车与相关部门的发展，增加了GDP。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
为自己用钱是一种享受，为别人用钱也是一种享受。当你看到自己捐助的希望小学建成，有许多孩子可以上学时，你不觉得其乐无穷吗？人性中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有同情心，受到社会的尊重，实现个人理想也是人的欲望。为别人花钱，实现这些更高层次的欲望也是有效地用钱，用钱并不是花天酒地，无论是用于个人的正当物质与精神享受，还是去实现自己的利他主义理想，都是享受，都是幸福的源泉。当用钱带来这些幸福时，人就不是守财奴了。
在贪婪者手里，钱有可能变为罪恶；在守财奴手里，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会用钱的人手里，钱才是财富。
晚清写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小说家吴趼人，经常与读书人打交道。他对这些人了解甚多，写了一首题为“蠢鱼”的寓言。
蠢鱼是一种蛀书虫，它吃书满腹，自认为是天下饱学之士。它鼻孔朝天，不可一世。有一天，它外出旅游，遇见蜣螂，蜣螂欺负它；遇见虎蝇，虎蝇也侮辱它。蠢鱼愤愤不平，向人说：“我满腹诗书，自命为天下通儒，为什么欺侮我的这么多？”人笑着说：“你虽自以为满腹诗书，无奈都是吃进去了没有消化，多又有什么用呢？”
有些大学生自以为读了十几年书，满腹经纶，找工作总要部门主管或月薪几千元以上。结果一般的工作不愿做，好工作岗位又不要他，于是就待业起来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首先要改变他们的观念。读了那么多书，是不是就有可以化为力量的知识呢？
大学生吃进去的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吃了一些无用的书。这些书即使你吃了，消化了，也没用。既无助于提高整体素质，又不是实用技能。人家逼着吃，没办法，只好吃下去。世界上的书并不是都有用，即使都有用，你也不可能全吃下，这里就有一个选择问题。大学生吃下无用书，有学校教学计划不科学的问题，也有大学生自己瞎吃的因素。有些课内容过时，都21世纪了，还讲20世纪80年代前的教材，让学生吃过期书，是学校的责任。另一种是书是有用的，但学生并没有消化。这里有教的问题，也有学的问题。许多高校不是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目标，而是教一些具体技能。在教与学中，不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指挥棒。老师以考学生为能事，学生以能应付考试为成功。在教学中就是老师满堂灌，学生背笔记。这种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方法就是像蠢鱼一样吃书，吃下去了，没有消化。这种方法仍然是中学应试教育的延续。这样学习对学过的内容并不理解，更谈不上举一反三。吃了书而没有消化，书当然就不是知识。第三种情况是，书是有用的，也消化了，变成了知识，但不会用。仅仅是知识并不成为力量，只有把知识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知识才是力量。一个人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在于读了多少书，有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会应用，把知识变为个人或社会的财富。一个大学生能否成为人才，得到重要职务或高薪，不在于他在学校得了多少个优，而在于他以后能否运用这些知识。
当然，知识的运用不是在上大学时解决的，主要是毕业之后的事。大学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书本知识，先不要管有用还是无用。任何知识都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一部分，可以提高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学理工科的也要学点人文学科的课。背一些古诗词，看上去对搞机械不一定有什么用，但人的人文素质决定了他以后一生的发展。学文科的更要学点自然科学，没有这些常识，从事专业工作甚至会出笑话。大学生学习不能“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从提高整体素质入手。
但是，综合素质提高了，知识多了，并不一定能力就必定会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还要在工作中提高。企业或单位用人是要看实际能力的，而检验这种能力的唯一标准就是业绩。企业招人往往要看工作经历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无论你的潜在能力有多高，知识多丰富，也不可能获得高职位或高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期望值也过高，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以这种心态进入社会，恐怕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所以，大学生失业实际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放下架子，哪里需要去哪里，不要把自己作为天之骄子，觉得只能从事高薪职业，只能在大城市，天地就是广阔的。中国大学生并不多，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很多，哪会没有工作呢？
如果大学生肯从最平凡、薪水也不高的工作做起，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他们的进步一定会比其他人快，也会更快地得到提升和加薪。潜能是在逐渐发生作用的。发生作用的基础是实际工作。如果不愿从最底层做起，潜能得不到发挥，年轻时是一个“愤青”，到老了，一事无成，也只能是一个“愤老”，也会到处像蠢鱼一样受别人欺侮。
记得电影《教父》中第二代教父迈克尔的未婚妻毕业于美国一所名牌大学，但她毕业后却自愿到一个乡间小学当老师，而且十分满意这份工作。如果我们的大学生都有这份心态，肯定都会有工作，而且也不会一辈子干这份工作。你会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跳槽，最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位企业家朋友求贤若渴，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一位美国回来的MBA。这位MBA与他谈管理理论，从泰勒到杜拉克，无一不熟。我这位朋友大喜过望，高薪聘他到公司任副总，主管企业经营。结果一年之后公司业绩下降，人心涣散。他只好忍痛解聘了这位MBA。他问我，错在什么地方？我给他讲了《百喻经》中《显贵的公子掌舵》这个寓言。
从前，有一个显贵的公子和一些商人到海上采珠宝。这个公子背诵了驾驶海船方法的条文。例如，船驶进漩涡，碰到逆流，遇到有礁石的激流险滩，如何掌舵，拨正航向，稳住船身，等等。他背得滚瓜烂熟，说得头头是道，众人皆服。不久掌舵人得病身亡，这位公子接替掌舵。船驶进有漩涡的激流之中，他按所背的条文去做，结果毫无作用，船无法前进。最后船沉了，包括这位公子在内的人都淹死了。
这个故事颇像《史记》中的“纸上谈兵”，显贵的公子与熟读兵书而使赵国大败的赵括一样。这说明这种现象在中外都相当普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如何判断与使用人力资本的问题。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人才就是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人力资本是人具有的体魄、能力和工作态度，它由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经验等形成。但一个人力资本多的人和一个几乎没有人力资本的人在表面上很难区分出来，而且，个人具有多少人力资本也很难衡量。
因此，如何判断和衡量人力资本是吸引人才的关键。
许多人简单地把学历作为判断人力资本的标准，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经济学家用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学历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一种是教育能力论，即受教育多、学历高的人能力强。另一种是教育信号论，即学历表明能力高的信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学历高的人能力强，人力资本多。按学历判断人力资本，是有道理的。
但学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最根本的还不是看他读了多少书，有多少知识，或者得过什么学位，而是看他的业绩。仅仅有书本知识并不等于有实际工作能力，也不一定能做出业绩。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有点简单化，能成功地运用知识把知识变为业绩，才是力量。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变为能力，在实际中发挥作用，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正确的工作态度，比如勤奋、努力，以及善于与别人合作（具有团队精神）；二是了解实际情况，会灵活地运用知识，在这种运用过程中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为如此，经验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显贵的公子和赵括都读了许多书，的确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要在今天，这位公子可以获得航海学博士后，赵括也是军事战略学博士后。但为何他们一个掌舵使船沉没，一个指挥作战而大败？他们缺的正是实践和经验。行船与打仗千变万化，书本知识根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开过船和打过仗的书呆子，书本知识再多有什么用？仅仅有书本知识和学位决不能成为人力资本。所以，把学历作为判断人力资本和招人的标准就会有失误。
我这位朋友所招的美国MBA，书本知识的确不少，许多管理理论，甚至管理权威们的语录都能倒背如流，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并不了解。而且他也没有努力去熟悉中国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只是把书本上的教条搬到实际中，因而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外国的管理理论是从外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企业管理中的共同规律，但要把这些规律运用到一个具体企业中时就必须从这个企业的实际出发。在这一点上，这位美国MBA与显贵的公子和赵括，没什么差别。但这位MBA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以洋MBA自居，目空一切，无法与他人合作。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力，如果不具有使这种能力发挥作用的团队精神，他的人力资本就变为零了。我说我这位企业家朋友，你雇了那个显贵的公子掌舵，岂有不败之理？没有沉船，让你们全死，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书本知识和学历的重要性。读书与上学对一个人提高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显贵的公子学了书本上的驾船术，然后注意结合实际运用这种知识，他将来的驾船技术一定要高于没有读过书的人。同样，熟读兵书的赵括若能从实际出发，指挥作战的能力定会超过他爹赵奢。理论和书本知识都是有用的，关键是如何用。如果招收了美国MBA，让他从基层干起，而且他又注意了解中国企业实际，不断积累经验，虚心向别人学习，他一定能比别人更好地做一个成功的CEO。美国的MBA毕竟不是白给的。我对我的企业家朋友说，从这种意义上看，你又付高薪，又给高位，让他目空一切，实际是害了他。如果显贵的公子拿到航海学博士之后，从船员做起，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船长。
寓言总和现实惊人的相似，愿所有企业家都能记住这个寓言，不要犯我的朋友那样的错误。
据说法国的拿破仑最爱护有学问的人，他远征埃及时带了许多学者，这些学者行军中有马骑，安排在队伍中间，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是：一个法兰西院士抵得上一个军团。这种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法国观念也体现在法国文学家拉·封丹的寓言中。
拉·封丹有一个题为“学问的优势”的寓言，说的是城里有两位市民，一位很穷，但富有学问，一位很富，但知识贫乏。无知的富人总想压倒聪明的穷人，认为自己大把花钱才养活了芸芸众生。后来战争摧毁了富人和穷人的家园，他们背井离乡，逃离了故城。富人无知而又一无所有，所到之处得到的是冷漠眼神，而聪明人却到处受到欢迎。作者的结论是：“任无知小人贬低学问，知识有价贵重比黄金。”
许多社会尊重学问是因为学问能变为财富，寓言中讲的富人无知、学者无钱的现象在社会中是存在的，但更多的还是有学问者富有，无知者贫困。古今中外，“学而优则仕”都是规律，所以才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但学问为什么能带来财富，则直到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才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经济学家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时发现，在增长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是关键。生产率的提高依靠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这两者的根源都是知识增加。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不仅是资本数量的增加，而且是资本质量的提高。资本质量的提高体现了技术进步。
例如，当人均资本从1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时，并不是简单地由一台牛头刨床增加为10台，而是用数控机床代替了老式牛头刨床。这时生产率的提高就不是10倍，而是20倍，甚至更多。数控机床代替牛头刨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是把增加的知识和学问运用于生产实践。正是由于数学、控制论、机械学、冶金学等方面知识和学问的增加，人们才发现了数控机床。
可以说，没有人类社会知识和学问的进步与积累，就没有今天的技术进步，以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如果我们对比不同的国家就会发现，文化水平高，从而知识和学问多的国家，经济增长必定迅速。贫穷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知识和学问。只要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就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由此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而言，知识和学问就是财富。而这也正是各国大力发展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重要原因。
对个人来说，知识和学问是个人财富的积累，也是财富的来源。谁都知道，用已有的财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过去总习惯把土地、房产、资本设备或金钱作为财富，这当然不错，但并不全面。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是有形的财富，即实物资本。人还有另一种财富，就是以知识和学问为形式的无形财富，即人力资本。
寓言中的富人只有实物资本而无人力资本，穷人没有实物资本而有人力资本。对人来说。人力资本往往比实物资本更重要。遭遇战乱或自然灾害之后，实物资本很容易被破坏，但人力资本却与人本身共存亡，只要人在，人力资本就在。寓言中的富人在战乱后失去实物资本，一名不文，而穷人的人力资本则仍然完好无缺。犹太人最懂这个道理。他们到处流浪，实物资本很可能失去或被夺走，但人力资本却随人而走。所以，犹太人最重视积累人力资本。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基本原因。
与实物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个人创造了更多财富。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造成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实物资本—由继承遗产而来的财富，而是人力资本差别，如果把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收入高42%左右，到80年代，这一差距已扩大了一倍—84%左右。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加剧，这一差距还会扩大。在我国“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脑体倒挂现象已经不复存在。据抽样调查，大学毕业以上的人与初中以下的人收入之比为1∶0.6左右。
在拉·封丹的寓言中强调的是“学问”二字。其实用“学问”来概括人力资本并不确切，因为“学问”就是知识，而仅仅有学问却并不一定就能转化为带来经济效益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经验，只有把知识运用到创造社会财富的地方，知识对社会、对个人才能成为财富，才是人力资本。经验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运用知识的基础。一个获得博士学位、满腹经纶的人不一定能创造财富，只有既有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把知识变为财富。拉·封丹寓言中那位饱学之士应该是有实践经验的，否则他不会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
由拉·封丹的寓言《学问的优势》到现代人力资本理论都体现了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不过寓言讲的是“应该尊重学问”，人力资本讲的是“为什么要尊重学问”，前者是文学，后者是科学。文学寓言中包含了真理。科学解释真理。寓言给我们以启发，科学指导我们的行为。
《挖井得一人》的寓言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宋国一户丁姓人家，家里没井，经常需要一个人外出打水。后来在家里打了一口井，告诉别人，我打井等于得到了一个人。此语流传出去就变成“丁家挖井挖出来一个人”。这个流言一直传到宋国国君耳中，国君就派人去了解情况。
打井挖出一个人，显然荒诞不经，但却居然有许多人（包括英明的国君）相信。如果再有经济学家根据这个并非事实的传言分析其经济学含义—如打井的外部效应之类，这就是“挖井得一人”的现代经济学版了。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一些经济学家经常把流传于他们之间的一些“寓言”作为事实，从中引申出一些理论结论。
经济学中最有名的寓言莫过于《灯塔》了。乍一看，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亨利西奇威克、阿瑟庇古、保罗萨缪尔森都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灯塔真的是因为私人无法收费而必定是公共物品吗？罗纳德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了灯塔的真相。科斯详细研究了英国灯塔制度，证明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有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并不是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这就是“挖井得一人”的现代经济学版。
像这样的例子在经济学中还有不少。另一个例子是被广泛引用的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车体公司的案例。流行的说法是，费雪车体公司利用自己在车体生产中的优势，向通用公司敲竹杠，价格定为成本加17.6%的利润，而且拒绝在离通用汽车组装厂近的地方建厂。通用公司无法忍受而收购了费雪车体公司。现代经济学家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市场失灵。这个故事在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中被广为引用，用来证明不同的观点：克莱恩、克罗福德和阿尔钦用这个故事来证明纵向一体化的必要性，威廉姆森用这个故事说明契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哈特则用这个故事支持他的企业产权理论。
罗纳德科斯的论文《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费雪车体公司案》和雷蒙卡萨底瑟斯—马萨内尔和丹尼尔史普博的论文《费雪车体的寓言》用详细的事实证明了，许多经济学家所用的这个案例根本不是这两家企业合并的事实。谁也没弄明白通用与费雪车体公司合并的真相，就以讹传讹地演绎出了许多结论。事实上，通用公司与费雪车体公司的合同关系是可信任的，并不存在利用契约敲诈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通用公司1919年收购费雪车体公司时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开，并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要控制该公司。完全并购实现纵向一体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纵向协调保证车体供给，以及引进费雪兄弟的经营管理天赋。传言中所说的费雪车体公司的工厂与通用的汽车组装厂距离远，以及车体生产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大，都不是事实。因此，以这一案例为基础的种种推理都难以成立。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史普博编的《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中收集了经济学中《挖井得一人》的寓言，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由蜜蜂寓言引出的外部性，由键盘标准引出的市场低效率，由英国小煤车引出的市场选择不利于技术进步，等等。这些事例说明，经济学家有时会根据“挖井得一人”的传言做出分析，推导出结论，但对“挖井得一人”的事实却并没有进行详细考证，结果难免人云亦云。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无论多么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是研究中应当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许多经济理论的错误并不在于推理的错误，而在于它一开始依据的事实本身并不正确。
在经济学研究中，比相信“挖井得一人”这种传言更危险的是为了证明已有的理论或自己赞同的理论而捏造事实或歪曲事实。本文中所举的灯塔和通用兼并费雪车体公司都是要证明市场失灵的。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用这些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市场失灵绝不可取。许多经济学家利用这类传言的错误在于先有了市场失灵的观点，再用这些所谓事例来证明。这恰恰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流言止于智者。“挖井得一人”由于宋国国君的怀疑，经调查而被否定，经济学中的许多“挖井得一人”的故事也要由科斯这样严肃的学者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