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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法制问题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统一与分裂成为了中国地方治理与地方法制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也就是说，保持一个统一和巩固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有效统一，是中国一切政治问题的考虑焦点。传统的地方法制问题，法制本身并不突出，倒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较突出。所谓治与乱，其实就是中央是否能够有效地统一地方，地方是否比较忠诚于中央。对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来说，所谓治乱，在相当程度上也即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就在于：既要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也要防止中央过度侵蚀地方利益。从近期来看，地方利益受到侵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三国演义》开篇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概括了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一种经验性认识：中国各个王朝，往往是统一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分裂。统一与分裂，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占据的时间，相差并不多。“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然而，人们还是确信，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而不是分裂。其原因值得多方面讨论。
中国具有“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固然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传统资源。
不过，真正良善的治理与有效地履行政治责任，才是国家得以长期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在此方面，应当注意适时推进相关领域的制度化、法制化进程，从而为国家奠定长治久安的真正基础。
统一与分裂的传统焦虑，主要是担心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因此，相关建议用传统话语来表述不外乎如下内容：强干弱枝，内重外轻，不使太阿倒持，授人以柄。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中央要集权，要使地方处于弱势，不能使其有力量与中央抗衡。
汉代政论家贾谊忧虑汉初形势，担心诸侯势力坐大影响中央权威，建议“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最后达到长治久安。汉武帝时，徐乐也上书：“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三国演义》开篇亦如此看待天下形势，分与合，无非是统一与分裂，分裂即瓦解；三国的结局就是三国归晋，分裂归于统一。北宋皇帝为防止武人以军权政变，不惜以削弱军事防卫力量的办法来削弱武人势力；南宋皇帝为了完全杜绝军人干政，不惜杀岳飞以消灭独立军阀的可能存在。然而，即使如此，统一的中央政权还是会从两个方面走向末路：不是土崩，就是瓦解；即不是因各地无法维持统一而导致整个社会溃败解体，就是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从而出现割据势力，统治彻底解体，最终还是要下一个力量出来完成新的统一，形成新的中央。
解决治乱循环，尤其是防止地方分裂，是传统中国长期面临的治理困境，但乱局仍然难以避免。乱的可能性一般是两种，即“土崩”与“瓦解”。“土崩”“瓦解”分别指央地关系治理失败之后出现的两种现象，按照徐乐的说法：“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
这就是说，或中央控制地方过于僵化，因而土崩；土崩，地方无力应对各种情况，因而直接崩溃，无法收拾，直到重新形成一种有效率的组织机构，来解决地方上的问题。或地方势力坐大，无法收拾，中央的统治不能维持，形成割据政权或势力，统一政权因此瓦解为多个政权，直到强有力的新领导集团有能力将其收编，重新完成统一。
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消极的，最好是能够在央地力量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央地权力平衡，能够各司其职，并发挥各自的作用。这并不容易，因此，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一治一乱之循环，不停地出现土崩瓦解之局面，由后来的人继续收拾。
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社会解体。当社会缺乏内部的自我组织能力，当政权不能继续统治时，就只能土崩，一片溃烂，不可收拾，后人做事（建立新中央）无所凭借，要从头做起。徐乐认为秦末形势就属于土崩。元末和民国末年也是土崩。土崩之后的社会，基本不存在社会内部的自我组织，因此，要重新建立秩序和统一政权，其希望只能寄托于普通的民间人士。只要看新政权的组成，就能够判断前一政权的失败在于何处。汉高祖、明太祖、中国共产党均起于民间，即说明前政权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能够防止土崩，把社会组织整个地拆散了，中央一倒，万事全坏，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有号召力重新组织社会。民国末年，新阶层兴起，旧精英最后被革命风潮席卷而去，也是一种土崩格局。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政权解体。与社会解体的土崩不同，瓦解则是另外一种现象：社会有自我组织能力，且能够在中央政权解体后，按照既有的组织网络重新组织起来，虽一时不能形成新的中央，但能够形成暂时割据。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决定了人民心向统一，无论是土崩还是瓦解，最终必定要归于一统———建立一个新的中央。
历代统治者最担心瓦解，因为，能够对中央政权形成有力挑战的，必然是强大的地方豪强势力。因此，从制度的安排上就一定要将地方压制住。汉高祖九年，“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历代统治者对此均有着共识，明太祖朱元璋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从历史经验看，有学者指出，最高统治者最关心的是对各政区的绝对控制，而不是各政区的合理开发和最佳的经济效益。
不过，把地方压制住之后，负面的影响就是社会活力不够，没有能力自我组织，也就无法独自应对各种挑战。比较突出的是宋代，由于采取的措施过度地剥夺了地方权力，导致地方财力薄弱，无法应对各类突发的困难。
当代中国的体制来自革命传统，更来自深厚的重视国家统一、政权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大一统传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毛泽东、邓小平也许不必明说但必然效法的事业上的前辈。所以，当代中国吸取民国军阀割据（事实上的政令不统一或分裂）的教训，重点也就在于防止瓦解。但制度上的缺陷也突出地表现在：中央过度集权，地方过度被动。因此，“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巩固的制度，导致受此制度影响的各类人员都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导致社会生活的失范现象比较严重；而纠正前一阶段的问题，则必然重复后一阶段的问题，最终，中央和地方关系形成不断消长却缺乏充分制度化的死结。
事实上，防止瓦解最后会进入土崩。因为，目标是要消灭地方势力，最后就要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地方因而就根本没有势力，各个地区的基层社会就陷于无组织状态。而官方的组织仅仅是为了消灭地方的“组织”，也就是社会内在的微循环系统，从而社会就消失了。当遇到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应对的各种挑战时，如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等，国家根本无法应战，从而失去统治效能，社会自身也解体了事。
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框架下，重新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不能从统一国家中独立，避免形成影响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或者过分突出的离心主义倾向；同时，中央不必过度介入地方事务，也不必过度偏重有些地方，而且能够接受至少是容忍地方相对独立的治理与发展。各个具有活力且欣欣向荣的地方，在整体上构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法律规则来界定与保障的，两者都不能够随意侵犯对方的权力。当然，如何保持大一统国家内部良好的地方治理，既维持统一，又能保持地方活力，在制度上如何进行适当安排，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可能才刚刚被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