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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正式开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亚投行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了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亚投行设立项目准备特别基金，中国出资5000万美元。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选举为首届理事会主席，前副部长金立群当选为首任行长。英国、德国、韩国、印度和印尼的有关人士担任亚投行的高级职务。
从筹建到成立
亚投行从筹备到成立时间并不长，但也充满了戏剧性。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尼洛在雅加达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中方倡议筹建亚投行。一个月之后，筹建亚投行进程在北京启动。从2014年1月开始，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多边筹备会议，陆续举行了5次，并开始确定首批意向创始国。2014年10月24日，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为时正好一年。接着开始了法律协议的多边磋商。又是一年多时间，创始成员国终于在新加坡会议上达成一致。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协定》生效，亚投行宣告成立。在57个创始成员国里，中国获得26.06％投票权，印度第二，占7.5％，俄罗斯第三，占5.92％，德国与韩国分别是第四、第五大股东。根据有关成立协定，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票面价值10万美元。亚洲国家占股不能超过75％，亚洲以外国家占比可达25％。成立后的亚投行将会继续吸收新成员，据说尚有30多个经济体申请加入。新成员和创始成员权利有所区别，创始成员参与筹建和协定条款的制定，新成员需要接受既定条款；创始成员享有600票投票权，新成员不享有；在理事提名董事并进行投票时，创始成员享有优先权，除此以外，新成员在参与亚投行治理、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与创始成员享有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相同。
亚投行的筹备过程是烦琐细致的，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来自美国与日本方面的干扰与反对。美国自己反对不说，还要求盟国也反对，它们的反对或以担心表示的反对，其实包含着不时露出来的怀疑中国意图的“思考”。虽然这种“以己度人”并不是经常有效的，“莫须有”的逻辑也是世上最软弱最无说服力的“推理”，但不能小觑它所造成的国际政治心理影响。因此亚投行的筹备顶着巨大的压力，随时都会有受到挫折的可能。中国在推动亚投行筹建的起始阶段，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从最小参与数起步，争取最大的可能，一开始的推动参与范围和重点主要在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紧迫的国家里。但是，远在欧洲最西端的英国，率先不再理会美国的毫无道理的阻挠，在欧洲国家里第一个明确地表示要加入亚投行，形势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反转，原本只有近30家的创始阵容，很快增加40家再到57家。以亚洲冠名的跨地区投资银行一下子拥来更多的欧洲创始成员，这不仅具有一种戏剧性，也产生了连锁的“雪崩效应”，因为这在欧美的同盟关系史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苏马·查克拉巴蒂说，亚投行的成立将为国际体系提供更多“健康的国际火力”。在他和他的同行看来，亚投行不仅不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威胁，相反是一支及时赶来的援军，既解了欧盟国家意欲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启动资金不足之围，也使欧盟成员国从无力为中东欧国家拉动经济提供起码的资金“弹药”的窘境中解脱出来。苏马·查克拉巴蒂用了“健康”的肯定字眼，一扫同业和政界中时隐时现的美国对中国的意图和美日对亚投行管理机制与能力怀疑的雾霾。
就事论事，增加金融“火力”，是拉动欧亚经济走出困境的需要，是启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需要，这也是正常金融思维下的正常思维底线。唯其如此，以英国政府为代表的支持和参与亚投行的选择，得到更多国家的呼应。他们不再盲从美国的一切说法，开始实事求是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但透过亚投行筹备过程变化的这一幕，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亚投行成功筹办成立的内涵的冲击力和凝聚力，并不是谁有资金谁能取得信任，首先的因素是各国共同发展愿望带来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期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不管是什么样的联盟，都不会凌驾于各国的发展利益之上。欧美国家之间对亚投行筹建和成立一事的分歧认识，虽然不能说是美欧联盟内部发生隐约可见裂痕的象征，但在美国反复强烈的反对下，英、德、法等主要欧盟国家还是坚持了自己加入亚投行的选择，并影响澳大利亚与韩国也很快做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美国真正担心的骨牌效应发生了，这是要求发展引起的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变化。
亚投行虽然立足于亚洲，但成员遍布欧亚，因此从代表性上讲，说它是立足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融资为业务特色的世界性国际银行，也并不为过。世界银行行长金镛表示，要与亚投行联合融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很快给中国发出参加邀请，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正式新成员。对此，《印度教徒报》评论说，“通过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外脱颖而出的三家开发银行，欧洲与亚洲形成了新的联系。这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架构，欧亚大陆则处于核心地位”。“中国是这个不断演变的世界金融架构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的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正在迅速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该行1991年时成立的宗旨是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单极世界格局。该行的重点关注对象是东欧地区，但该行行长苏马·查克拉巴蒂坦言，中国正在引领旨在将欧亚连接起来的‘一带一路’倡议。”苏马·查克拉巴蒂也明确地表示：“10年前，东欧国家在寻求西欧的投资，今天它们扩大了目标范围，把中国也包括在内。对我们来说，能让中国加入进来是一项重大的胜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愿通过亚投行等其他多边金融机构与中方保持合作。”
在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2016年1月26日开始生效，约有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中国份额的占比从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四个新兴经济体在IMF股东行列中位居前10名。金砖国家的总份额达到14.7％，最大股东美国仍然占有16.74％，而占有15％的份额才能否决董事会的决策，因此美国还具有对这个世界最大货币组织的最后话语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结局，尽管时间晚了点儿，拖了8年之久，但好戏是不怕开锣晚的。
之前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然也与亚投行建立了沟通协调的渠道。在两年的时间里，连续有两家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国际金融机构出现，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金融支撑，也是世界金融结构发生变化的征兆。对于这样一种新变化，卢森堡财政大臣皮埃尔·格拉梅尼亚给出的评论也许是最准确的，他说，亚投行的成立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又一证据”。
接下来，美国政府何以处之呢？卸任的美国驻亚开行的代表罗伯特·奥尔在东京发表告别讲演时说，美国和日本也应当考虑加入亚投行。他这样说，“美国和日本需要在亚投行的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不加入就不会有任何影响力”。奥尔还称，美国将可能在“某个时刻”加入亚投行，美国所能做的就是找到应对此事，与亚投行合作，并将亚投行引导至符合美国利益的方法。他的观点是个人观点，还是在探路放风，有意说给日本听，不好判断，但显示了美国政府在亚投行问题上的一种尴尬和反思。中国还会一如既往地持开放态度，并不反对谁进入亚投行，但美、日真要在“某个时刻”加入，恐怕丧失了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机会。中国虽然会因此而减少了股权，但换来的是这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更大的开放性和代表性。2016年4月，作为北美自贸区的成员，加拿大宣布加入亚投行，这也许是一个积极信号。
作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
亚投行是世界25年来成立的第一家大型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广泛，包括贷款、控股、提供担保和技术援助等。将会有效地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它是伴随“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新型金融机构，它的运营是向着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迈进的重要与踏实一步。
亚投行提供的是一种不是由某个国家一言九鼎影响下的金融发展新视角。亚投行的筹备与成立旨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锐意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兴经济体之有生力量。多边主义的协调与沟通应当成为它的风格。
无须讳言，世界银行虽然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二战”后根据“怀特计划”建立的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人的“一言堂”。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开行（亚洲开发银行的简称）也要看日本财务省的脸色行事。这种由来已久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惯性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硬化”，拓展无门，促使发展中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共同发起了亚投行。但亚投行并不是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对手，应当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就现任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领导人来讲，他们对亚投行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中国拥有25％的持股投票权，但亚投行通过多数意见代表和平衡成员利益。它的机制是全新和多边的。英国财政部前首席秘书丹尼·亚历山大被任命为亚投行常驻北京的副行长之一，德国人担任亚投行副行长之一以及董事会两名副董事长之一，体现了这种多边特质。
德国是亚投行域外创始成员国中的最大出资国，德国政府希望确保融资建设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高标准。在亚投行项目提出之初，就不断有人质疑是否能够坚守严格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公司治理标准。亚投行从成立起就承诺以“创新的最佳国际标准”来运营，推行透明的治理结构和理念，致力于建立一家精干、廉洁、绿色的银行，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亚投行明确表示，结算货币依然是美元，同时还加了一条，亚投行的工作语言也是英语。这是对当前世界已经形成的金融格局的一种正视和效率的尊重。亚投行在管理上推行重大事项均须理事会超级多数批准，吸收新成员则采用特别多数原则。超级多数批准是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特别多数是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鉴于会有某个项目产生分歧意见，亚投行决定设立仲裁机构。对雇员的聘用，按照项目到人向海外派驻雇员，同时临时征召专家，从而保证相对较低的人数水平。此举与世界银行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常因薪水过高、人浮于事并在一百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而遭到诟病。但是，会计标准，并未采用美国标准。
世界对亚投行的期望值是高的，亚投行的自我要求也不会低。无论是从管理运营角度还是各种复杂的国际利益平衡角度，人们都有理由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质疑。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领衔者，中国绝不会是“一言堂”的爱好者。它与其他国际银行业的联合融资也表明了它是国际全面经济合作的支持者。它的出现，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完善而不是取代或者对垒，这是亚投行的全部生存发展哲学。亚投行如此自信地启程，显示的是发展中大国的风范，也是亚投行的风范，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风范。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就亚投行成立不久就与亚开行联合融资的消息评论说，“亚投行创立之初引发了过度的焦虑，尤其在华盛顿”，但现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推动“设立亚投行并不只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亚投行的筹办运行，不仅仅是亚洲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专业金融支撑，其筹建过程中近乎戏剧性的变化，本身就反映了“一带一路”发展构想在沿线各国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世纪性的，具有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意义。它和此前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以及中国应邀参加的欧洲复兴银行，意味着“一带一路”有了自身的金融操作平台，尽管它的体量还没有足够大，但它的快速诞生以及得到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证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务实思维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广泛欢迎与重视。
对亚投行的首个项目，国际普遍关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专家预测，新马高铁或将是亚投行的第一个大型项目。新马高铁全长350公里，预计耗资120亿美元。沿途经过巴生河流域、马六甲以及柔佛等地，设计时速350—450公里，可将目前来往新加坡和吉隆坡6小时的车程缩短至90分钟，使新加坡和吉隆坡实现一日生活圈的“双城”概念。更重要的是，新马高铁是设想多年的“泛亚铁路”真正的起始原型，将对“泛亚铁路”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新马高铁的大部分路线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20公里，新加坡政府会独立负担。但马来西亚由于油价走低，政府直接出资的可能性不大，预料会采用公私合营模式进行，因此也会是亚投行的一个可能的最佳选择。
亚投行肩负着亚洲和欧洲部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融资重任。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里，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需求将高达8000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水平高达7300亿美元，其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32％用于维护和维修现有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规模仅有100亿到200亿美元。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撬动更多的政府财政投资和社会投资，支持域内甚至域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结算货币
与亚投行成立堪称“双喜”的是，2015年底，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一篮子货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之后的国际储备货币。在这个“篮子”里，人民币的比重占到10.3％，欧元约为20％，人民币的比重在英镑和日元之前，美元依然占绝对的头牌地位。中国加入一篮子货币也同组建亚投行一样，是具有影响世界金融走势的历史性大事件。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尽管前路会有曲折，但会在稳步中推进，稳中有进将是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所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义是重大的。这种意义并非有人所讲的，目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操作意义，因为它已经在中国处理当前世界货币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参考工具。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体现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尽管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真正实现还取决于在国际市场具体计价和结算中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跨境使用范围和份额。但加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会加速这个进程的出现。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允许人民币在内地以外流通，主要是港澳台地区。第二个阶段，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计价资本市场扩大它的市场影响。2010年，外国企业实体被允许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俗称“点心债券”。第三个阶段从2011年底开始，首先是香港企业和合格投资者可以利用离岸人民币进行在岸投资。到了2014年11月，在“一带一路”发展构想提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国际投资者可以利用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直接进入内地股票市场。这就是著名的“沪港通”和“深港通”。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启动。2015年12月，韩国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主权国家。这种债券也被称为“熊猫债券”。2016年新年刚过，瑞士也发行了“熊猫债券”。
国际化货币需要有定价自主权。但这种定价自主权取决于金融市场发育的水平与水准，需要相对规模集中的货币与丰富的金融产品。这需要中国继续发育金融市场，同时加大来自国际市场使用人民币的数量与频率。“一带一路”战略在初期发展中具有地域渐进辐射的特点，人民币的跨国使用也随之具有初始的渐进特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人民币品牌化的过程，需要扩大使用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从周边到更大的跨国使用半径，有一个习惯于国际信用的确立过程，但不会十分遥远。目前，与中国实现互换货币的国家虽然不少，甚至人民币在个别的非洲国家被当成法定的货币，但在一些国家里总体上还是初步的。因此，急不得，也不能急，保护人民币的国际信誉是首先的一条，相对稳定对美元的汇率更具现实意义。虽然中国央行宣布，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主要参照一篮子货币，但美元的强势地位仍在，不可能不影响到一篮子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因此，盯住一篮子货币，其实最终避不开美元的强大影响，稳定发展是一个基本的操作走向。
寻找相对的突破口，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外贸结算中的数量和频次，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事实上，除了着眼于双边货币互换，更需要看重直接贸易市场使用中出现的连锁效应，在货币消费中提高它在跨国跨境市场中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市场，人民币流通是常见的现象，多数来自边境贸易，具有市场基础和习惯性，需要重点保护。真正的大规模正规贸易本身具有一定的避险要求，尤其是在汇率动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循名求实，不能完全依靠所谓高层次渠道。例如，人民币在临近的东盟国家使用频率比较高，在东北亚部分地区和北亚、中亚的相邻国家里，也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尤其是在2015年和2016年，许多国家发生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境外的重要市场机会。在民间贸易中不断推动人民币的境外持有和使用，要比货币互换更有持久性和弹性。
俄罗斯是与中国发生货币交换关系较多的大国，由于卢布在美联储升息中进一步大幅贬值，贸易下滑，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在欧美经济封锁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俄罗斯更多地依赖中国的投资和与人民币的合作。2016年，俄罗斯央行加大对人民币的开放力度。根据俄罗斯央行原来的相关法令，可以使用卢布和包括美元、欧元、瑞士法郎、英镑和日元在内的外国货币组成注册资本，现在可以使用人民币补充注册资本，人们预计将有来自中国的更多银行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银行也会感兴趣。有评论说，这是“去美元化”的尝试。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它只是适应了人民币加入一篮子储备货币的必然要求。
中国、俄罗斯参与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发行价值10亿美元的人民币长期债券，用来融资于俄罗斯西部的一个水电项目，还为南非提供“兰特贷款”，降低南非因为对美元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所受的影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6年计划支出20亿美元，2017年会增加3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时，这些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2015年为2％，但中国是6.9％，印度是7.5％左右。由于部分成员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该行在国际市场的借贷成本提高，向低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也在提高，中国的规模为6.1万亿美元的银行间债务市场成为唯一的融资选择。
2016年，俄罗斯提出与中国和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家共同组建“欧亚自贸区”的计划。这应该是“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落地的举措。一般来讲，别的自贸条款都不会有问题，但希望用本币结算“欧亚自贸区”的贸易往来，这是别的自贸谈判都未曾遇到的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贸易结算“去美元化”的设想，倒是真的，但是，相对于每个主权贸易国家，不可能不与美元产生贸易交换关系。如果缺少一种基准货币，这个交换系统将是混乱的，那么，哪种货币可以成为“欧亚自贸区”贸易交换的尺度呢？
也许，设计一种超主权货币是一个思路，但这个超主权货币是什么样子？谁又是它的管理权力机构？难道是有过酝酿但还没有正式诞生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吗？也许恢复金本位制是个思路，但鉴于如今的各国经济规模，黄金未必能够再次揽得起这个“瓷器活”。
与此有关联的是将在下文提到的“数字货币”。但中国央行设想过的货币数字，既不是比特币，也不是后来出现的无须央行的“黑石币”，它与人民币等值，因此还是人民币的数字货币形式。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要拥有独立的定价自主权，无论什么贸易场合，设想中的本币结算“基准”也会要求这种权利。这是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出现的又一个难题。但这个难题似乎也在提示，如果未来真的出现所谓金融秩序的“颠覆”，统治世界金融界的，既不是美元霸权，也不会是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哪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无意于谋取新霸权地位的人民币，也许是一个新的数字单位。当然，人民币尊重每种主权货币的尊严，同时也会维护自身的市场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