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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一种发展战略构想有没有生命力和聚合力，首先要看它的认同感与认同度。“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的国际认同，既不是慢热型，也不是爆热型，而是一种不疾不徐的恒温型，从近到远，从点到面，从一个相关经济区域到另一个相关经济区域，从邻近的经济板块到较远的经济板块，“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理念不断地传递与传播，成为世界多数经济体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感染力有持续性。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从学界到商界，“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发展战略学的重要新概念和关键词，从媒体到政府官员，“一带一路”也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尽管其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解，但从赞同到肯定的居多，坐言起行付之行动的更不少。
“一带一路”构想获得多维度认同
在许多国家与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战略等层面被广泛认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肯定认知之一来自新加坡前外长杨文明的看法。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发展与邻国互通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中国打造了经中亚和伊朗直至欧洲的路线”，“中国正在提议或已在实施庞大的铁路扩张计划——至泰国湾、安达曼海、阿拉伯海、黑海、波罗的海，甚至一路推进到北海”，“如果沿途造就了一个城市带，所有这些考量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代表了战略上的重新定位。‘一带一路’意在创造巨大的交通流量，是在21世纪对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它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泰国前总理、泰国民主党主席阿披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一带一路”是一项既宏大又务实的规划，核心之一是联通，“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各国之间的商品流动，贸易协定就变成一纸空文。重视完善基础设施正是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每一个人从国家间、区域内的贸易协定中获益，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的意义所在”。他说：“研究表明，如果实现亚洲各国间的无缝对接，将会带来13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增长。”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记者协会主席阿比多夫2015年到中国连续考察，回国后发表连载文章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时光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其建设以各国崭新的合作成果为根基。中亚五国不仅在古丝绸之路上占据过显要战略位置，今天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都愿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其根本目的是以政治互信、经济整合及文化包容为基础，打造地区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他甚至专文介绍喀什的物流中心，说那里的货物可以通过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规划建设的铁路线运往伊朗、土耳其和西班牙，或者经南线运往巴基斯坦和印度，运往中国的货物也可以在那里周转。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达伊罗瓦的看法更多出于文化视角。在她看来，“一带一路”也是民心相通的人文互鉴之路。她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推动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希望能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到中国学习，促进中哈文化交流和感情联系，也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
有趣的是，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扩大，对古代丝路的研究也开始再次升温。据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日韩希望丝绸之路申遗范围延伸至本国。这虽然说的是古丝路，但透过历史文化看现实，“一带一路”的现实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认识的各个层次。韩国在2015年底主办了一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地点就在古代新罗王国故都所在地庆州，会议上150位各国专家就“东方丝绸之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问题展开了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局长金光祚说，目前列入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东到洛阳为止，希望能将遗产范围向东延伸至韩国和日本，并恢复历史上那样的跨国多彩交流。韩国的考古学者认为，新罗遗迹中出土了古波斯等国的有关文物，说明丝绸之路延伸到了新罗时代的庆州。日本的很多研究者认为，奈良正仓院的部分西域色彩浓厚的文物也是经丝绸之路东传到日本的。会议观察者说，发言中韩国专家占多数，韩日两国学者态度有一定的“温差”，但都表达了对丝绸之路的关注。据日本世界遗产综合研究所所长说，中国目前正在申请海上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如果申遗成功，“可能会被用作支撑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历史材料”。文化遗产国际协力联盟会副会长、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前田耕作说：“我们认为，日本在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提供遗迹调查援助的同时，应主张日本也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建立国家主导的相关机制。应该立即建立机制，与韩国、中国一道加强申遗讨论。”是学术还是愿望？有关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大的平面媒体《朝日新闻》上，似乎不是随便说说。
亚洲人这样认识，欧洲人也这样认识。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政治家也明确表示了认同。奥地利中国研究协会研究员汉内斯·费尔纳在他的《贸易而非战争》一文中说，“中国政府将自己的倡议命名为丝绸之路并非偶然。对中国来说，这个名称象征着有利于所有相关方的基于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和平国际合作——那完全符合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旨在将今天处于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融合成一个经济体。这个目标应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贸易并深化文化交流来实现”，“从地缘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瞄准的目标总体，对这一大片区域有积极作用。借助中国的大规模措施和计划，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无疑处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突破的开端。希望丝绸之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扮演好它曾经扮演过的和未来准备扮演的角色：为欧亚大陆实现共同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充当东西方之间的纽带”。
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也明确地说：“以色列视自身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中国的投资与参与有助于以色列实现这一目标，使以色列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
2015年2月27日，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回声报》发表文章说，全球化重心都在发生改变，真正能体现这种趋势的是“一带一路”。这一倡议为“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共同发展计划、强行推动自由主义民主化遭遇失败后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通过大量港口、铁路、公路、金融和电信等基建项目，填补欧洲和东南亚之间两大繁荣极之间的人文、政治和经济真空，能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甚至更远的非洲也有望从中受益”。“这个金融波动剧烈、动荡不安的世界迫切需要通过一些多边新工具（如亚投行）来提供一些长期的项目，并建立新的项目风险评估机制。中国希望与欧洲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在新丝路沿线开拓市场，并在技术、管理和商业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欧洲应当充分把握这个机遇，围绕着新丝绸之路计划制定发展路线，并将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提出的3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对接”。“我们应当抓住这条连接东西方的丝线。要转变政策思路，要利用经济的力量，给我们的企业明确的指引。不仅欧盟和成员国应为此而行动起来，而且欧洲地方政府、商会、企业、大学、智库也应参与其中。”
“一带一路”国际认同的地缘经济要素
欧洲发达经济体对“一带一路”发展的认同，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在英国的带头下，欧洲多个发达经济体接连加入亚投行发起的一幕。亚投行堪称“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基石，从2014年初开始筹备，受到了美、日的阻遏与怀疑反对，但有27个发展中经济体陆续加入发起。2015年3月31日是亚投行创始国成员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在确认期的最后一个月里，英国带头，法、德、意三个欧洲大经济体跟进，提出加入亚投行创始国行列，这使正在观望中的澳大利亚和韩国也不顾美国的“阻拦”，在最后时刻加入进来。特别是英国，与美国未经磋商就自行拍板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表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具有“磁铁效应”，也是对“一带一路”行动的回应。
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加入亚投行，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战后金融秩序迎来的一个拐点。美国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吉姆·奥尼尔评论说，英国加入亚投行是明智的，美国政府表示反对是不明智的。美国不仅“应明智地停止无视世界正在变化这一事实”，也“有必要在20国集团内部成立新的7国集团，从而向中国提供体现其经济实力并要求其承担相应比例全球责任的影响力”。美国给亚投行设立障碍，以失望告终，不得不放出是否加入亚投行应该由各国自己决定的“软话”。美国现任财政部部长雅格布·卢也不得不向美国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提出，“为了保持我们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地位，必须批准改革。不然的话，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影响力”。
其实，亚投行的“磁铁效应”也就是“一带一路”的“磁铁效应”。亚投行的筹备经过，是对“一带一路”发展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正面检验。英国的《金融时报》网站评论说“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拜倒在强大的美元面前，但亚投行一事说明，从目前来看，就连美国许多最亲密的盟友都将人民币放在眼里”。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时发表声明说，“英国本届政府一直以来积极促进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打造英国企业和亚洲经济体的联系纽带”。
2015年，英国外交部和英中贸易协会专门联合发布《英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作用》报告。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将在中国国内及沿线国家创造更多振奋人心的新商机，也将为英国企业提供一系列与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合作的机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局面。报告列举了两国企业的互补优势，英方在项目管理、规划及环境保护的专业支持以及英国企业与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以及众多原英联邦国家企业的长久合作关系。这份报告引述了普华永道的预测，认为从现在到2020年，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共需要3.2万亿英镑的投资。“一带一路”给英国企业带来众多的发展机遇，并将主要以下列合作模式得以实现：商业合伙、技术转让、投资融资、公私合营和供应链调整等。
美国的学者也没有完全沉默。2016年1月，在北京和香港两地连续举办的民间“中美对话”会上，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盖尔·勒夫特提出，“如果美国不能共同实现经济增长，那么世界将很难增长”。他认为中美双方当前应该更关注经济增长，将当前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有益结合。他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参与“一带一路”。他提议中美建立关于“一带一路”的对话机制，积极开启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对话，更好地进行沟通。“这项倡议不仅仅是有利于中国，而且也利于很多国家。”还说，“一带一路”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亚洲、中东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前景，对中国，对所有参与国或地区都有利。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则认为：“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在新型条件下两国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不冲突、不对抗可以视为最基本、最起码的战略共识。”“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要全力避免重蹈所谓修昔底德定律的覆辙，全力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双输。”这“不是喜欢不喜欢、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
俄罗斯媒体也注意到，美欧对华政策分歧正在扩大，甚至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三角”理论，说欧洲主要大国加入亚投行并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的事实，证明“美中欧三角”的博弈具有“复杂与规模大的特点”。尤其是英国重申支持欧盟尽早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德国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是美国完全不乐意听到和见到的。这个表决时间推迟了，但显然又是欧美的一大分歧。分歧如此深刻，其主要原因和结果是中欧加强合作之势“显而易见且不可逆转”。
中欧经济越来越紧密的合作，是由欧亚大陆从古至今的经济地缘联系和经济地缘规律所决定的。尽管中欧距离遥远，但经济的穿透力从来是无比强大的，任什么样的外力都挫不去它的锋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的老记者蒂姆·马歇尔前不久推出了他的新著《地理的囚徒》，这是一本从地理地缘视角解读历史和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独特著作。马歇尔书中写道，地理、气候、人口和资源的有形现实往往“受到忽视”。也许，“地理始终是某种监狱——这座监狱界定了一个国家是什么样或者可以成为什么样，而世界领导人往往竭力想要从这座监狱中逃脱”。尽管他在书中列举的相互隔离和相互紧密联系的国与国的实例，很多都有点牵强，忽略了人类可以利用和跨越地理摆脱“囚徒”境遇的巨大可能性，也未能更好地解释诸如美国和日本的地理扩张政策的来源，但他给出的一些结论似乎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他说，学者们对中欧东欧的“人种学安排违背了地理逻辑，造成了一张凌乱的地图和更为凌乱的20世纪历史”。但也有评论者不无幽默地讲，看来，蒂姆·马歇尔眼里的欧洲地理是一座“安全级别不高的监狱”。
地理地缘确乎影响到国际政治关系，否则也就没有了地缘政治这门学科。但地缘经济关系更重要，它才是和平与发展的一种要素。蒂姆·马歇尔揭示了地理接近性的规律，但忽视了经济文化和科技传播导致的文明穿透力。如果他能更多地注意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看到古丝绸之路正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再次复兴，那么也许会说，在地理这座看似有束缚的“监狱”里，历来都有通向外部世界的门径与道路。只是，这个门径为画地为牢者闭，为人心联通者开。
直面与对接才能走向真正的沟通。因此我们看到，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多数领导人并不是把“一带一路”仅仅看作一种外交辞令，他们确乎从中看到了欧洲复兴的真正机遇，认为“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是中欧的共同的经济地缘战略财富。
“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理念的耦合
有一种误解认为，古丝路是从中国起始的，“一带一路”又是中国首倡的，因此必然带有中国的独有印记。但中国人的认识恰恰相反，中国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历史贡献，也会为丝路贸易的延续和提升进一步贡献自己的心血和才智。不论是古丝路还是新丝路，作为跨越时空的经济发展的地理经济载体，永远是欧亚各国共同的一笔地缘宝藏，需要人们共同去开掘。考察丝路的历史，或者放眼丝路的未来，从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前丝路时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已经开始大量发生，中国种植的小麦来自中亚和西亚地区，马匹和骆驼的驯化也来自中亚和西亚，而中国的丝绸也在汉武帝以前辗转进入地中海。丝路正式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和四大发明开始批量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一带一路”看作“后丝路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后丝路时代”里，变化的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变的是多个人群、多种商品、多种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双向传播。在过往的时代里，有时也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纠结，但终归会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走向判断，他们越来越看到，中国提倡“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不是一句话和一个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双赢与多赢，是新丝路发展带来的不同经济体利益的共同整合，亦即建立在各自发展利益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顺理成章地发生，顺理成章地实现。
不消说，“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理念来自沿线各国寻求发展的共同愿景，但其具体发展战略形式派生于对曾经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认知中。那些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历史画面已经定格在欧亚大陆和世界文明的史册里，同时又会在新的发展场景里继续延伸和再现。对于这种历史延伸和再现，人们也许会作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理解。但丝绸之路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和现实延续中的国际贸易概念和文化沟通概念，这在学术理论上有其比较普遍的国际认知，在现实经济合作中也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谱系里，对丝路联通的具体认知表述是丰富的。比如在南亚，“香料之路”就是它的对称，在西亚则是玻璃或琉璃之路，在北亚和东北亚是“茶叶之路”和“皮毛人参之路”，在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国沿线却是“瓷器贸易之路”。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上，你也可以说它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东传之路，在科技传播中，更可以循着源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寻找它们辗转创新和再创新的重要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品牌概念。这些看似有所区分的概念和理念都属于可以对译的地缘经济发展认识系统，都有各自的特色理解和气质表述，同时各有各的“微丝路”发展体系，需要在温故知新中再启共鸣，更需要在现实的丝路经济中找到地缘经济发展的利益共识。
比如，中东国家提出“向东看”，也提出“向西看”。“向东看”，不仅是因为东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崛起，也是因为新丝路的新起点和新商机在东方。“向西看”，则是因为“一带一路”必然会联通经济发达的欧洲。基于传统市场取向继续“向西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种市场走向与“一带一路”全方位全走向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要发展就要与发展者为伍，与发展者共同前进。无论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看，还是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目标来看，这都是关于发展的最基本的认识。中东国家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它们有这个资源也有这种市场意向，在历史上担当了西去东来的丝路经济角色，也会在未来继续担当这个重任，并在现代海陆丝路联通中起到重要的平衡传递作用。
在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概念的认知中，人们看到了直接认同，也看到了一种间接认同，甚至看到认同发展战略清晰的直接接口和间接接口。例如，“一带一路”可以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复兴计划与“一带一盟”对接，还可以与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巴扎尔耶夫提出的“光明大道”经济计划对接。“一带一路”与印度的“香料之路”对接——印度的“香料之路”有其历史来源。印度的卡利卡特是古代海上丝路重要的贸易节点，其所在的喀拉拉邦是世界著名的香料产地。在中世纪，卡利卡特的最大奇迹是出现了巨型中国商船，而渔网在印度的出现也在此时。“一带一路”可以与蒙古国“草原丝绸之路”对接，还可以与中东欧国家以“16＋1”的组合形式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可以与韩国“欧亚联通”的概念对接，与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对接，更可以与“东盟10＋1”和“东盟10＋3”对接，或者与澜湄“金腰带”六国合作机制对接。“一带一路”可以同欧盟规模高达3150亿欧元的“容克计划”对接，同时也可以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建设“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的规划对接。甚至，“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以及中国与欧盟国家如英国与法国提出的“第三方合作”对接，也是“一带一路”的中英互译版和中法、中德互译版。总之，“一带一路”是一个比5G还要宽的“宽带”，容量是巨大的。欧盟提出的“容克计划”，本身就着眼于扩大和更新欧洲内部与外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欧盟领导人为了抵御经济衰退，及时提出“容克计划”，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要在2016年进一步推动“容克计划”，并考虑与“一带一路”对接，争取在2017年前筹集超过3000亿欧元的投资，用于欧洲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一切无疑说明了，对于共同发展，各个国家和各个联合经济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是因为这样的道理，英国等欧洲国家不仅不顾美国的反对态度，陆续参加亚投行的筹建，也邀请中国进入欧洲复兴银行，成为它的正式成员。
消解广泛认同背后的杂音
当然也有从另外角度看问题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就有些心情复杂地讲，“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设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发展模式呢？他只看到了显而易见的几个字，即基础设施建设，但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说，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从印尼到波兰，整个欧亚大陆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变化，中国模式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花结果，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同时激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亚将不再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而是变成世界经济的核心”。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几乎没什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奥巴马的电力非洲计划本身不错，但启动速度太慢，海地的利贝泰堡港口工程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美国等发达国家应扪心自问，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自身变得那么艰难。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一些重要地方的未来让给中国还有它的发展方式。”
对于福山的看法，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不得不承认“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及其产生的世界影响，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由此而来的对美国政策状态的挑战。尽管由于“一带一路”的共趋性，很难出现诋毁和对冲它的机会，更难对这个造福沿线各国的世纪性经济复兴计划说三道四，但也会有各种异样的声音和希望淡化其影响的做法零星出现。所用的策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无视它的影响，在装聋中达到冷落的效果，希望借助其在往常有所灵验的全球话语权中发挥“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和所谓头羊效应，期望着更多的伙伴依旧会看他的脸色跟风行事。但这一招也并非那么灵验，于是在一些具体的关键问题上也还是要跳出来，亮明反对或不信任的态度。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表现可以见其一斑。另一种是不时会有不负责任的替代“学者言论”散布，如中国会借此转移落后产能和转移污染，等等。这实在是莫须有的“旁敲侧击”，因为说者无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不仅是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促成者，也是新能源发展的前卫者。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英国全球数据公司的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国，2015年新增的太阳能发电能力，是美国和日本的两倍多。因此，核电、风能与太阳能发电技术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选项。即便是在清洁煤发电方面，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的第三方清洁煤发电技术就在海湾地区落地生根，发挥了改变当地能源结构的作用。
其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仅是一个长远战略，同时也有现实重大意义，即关系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走出低谷，是欧亚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抵御经济衰退、消除经济衰退阴影的现实有效途径。“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它具有现实的实践能动性和拉动经济发展的实战性，最大限度地降低预防危机和处理危机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一带一路”发展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尽快推动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后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发展转型的轨道。以资源产业主导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经济互动为例。沙特阿拉伯是资源富足财力雄厚的国家，但在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以产业多元化取向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议事日程，从2016年起开始实施新的力促产业多元化和经济转型的“五年计划”，中国从2016年开始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沙特阿拉伯拥有能源和投融资优势，中国拥有资金、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技术经验，两国国际产能合作中可以优势互补，双双实现经济转型。中国和埃及“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也是这样。中国在全力推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埃及则重点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苏伊士运河走廊。苏伊士运河新走廊长达190公里，不仅仅是新运河的疏通与拓宽，成倍增加运河的通过能力，同时也伴随着铁路与航空业的发展。走廊的龙头项目是首期建成二期开工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是一个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产业新城，涵盖了工业、商业、金融、物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埃及经贸合作区发展新能源的目标宏大，计划将太阳能、风能的发电比例从目前的占全国1％提升到20％。埃及政府计划投资445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用于修建多条铁路，投资50亿美元建设国家公路网。苏伊士运河走廊建设无异于“一带一路”的埃及版，将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极其重大的正面影响。这个世纪性的项目不仅需要更多的企业直接投资，同时也需要全面的国际产能合作，包括第三方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操作载体，也是欧洲发达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思路与机遇。欧盟国家走出危机，不仅需要继续实施有效的金融货币政策，更需要吸引大量国际投资尤其是企业直接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抓住“一带一路”中的跨国发展机遇，在第三方合作中找到新的经济生长点。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欧洲企业可以在第三方合作中发挥优势，也可争取更多国外企业的直接投资，提升经营景气和经济景气，摆脱经济危机阴影。“一带一路”带来新商机是最终战胜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的一支生力军，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产能合作共荣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人提到“一带一路”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翻版，从而极力贬低“一带一路”的普遍价值。对于这种说法，中美研究学会美中合作项目协调人阿列克·钱斯先生给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说，中美两国的评论人士常常把“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放在一起比较。“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标已经超越了马歇尔计划，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精髓在于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制度性的。这一倡议倡导文明宽容，“从官方角度讲，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参与投资、协调政策”。在一些人看来，“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政治安全战略，从本质上是自私的”“排他的”，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都是当时遏制苏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天许多美国分析师（除去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轻易蔑视‘一带一路’项目或与之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比如一位智库专家说，亚投行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企图，可他居然连亚投行的全称都没有说对。许多人认为亚投行是在挑战现有多边机构，但他们没有仔细考察其中的因果关系——其实亚投行主要填补了现有机构的空白”。“实际情况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有望满足那些没能从任何现有倡议或机构那里得到满足的基建需求。虽然有些项目旨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非常具体的经济因素。中国近来的活动确实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但如果本能地使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其近来争取地区领导地位的举动，你就无法看到真实情况。鉴于美国还通过施压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怀疑更是有失公允。”
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是尽量缩小不同战略的分野还是别的什么目的，无论从时代背景还是从战略目标看，“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毫无相似之处。而且，马歇尔计划已经成为历史，对现实经济并不会继续发生作用，“一带一路”则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讨论其中的异同并没有多少意义，也不会取代“一带一路”长远的历史底蕴与未来长远的成功。更何况前者是冷战的产物，与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毫无关联，影响半径既不可比，内涵的战略目的也完全不同。退一步讲，即使从其经济地缘影响来看，马歇尔计划仅仅把北美与西欧整合在一起，是昔日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标配，如果在现在的世界上去找它的“似曾相识”物，那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于美国的“重返亚太”，倒是一个模板。而“一带一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构建面向欧亚和世界的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目前至少涵盖了三分之二的地球人口和经济贸易规模，其世界影响和长远影响并非在同一个等量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