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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 世界历史来源于宗教和经济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事务学问的研究；是对个人与社会活动中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的研究。
所以，一方面经济是一种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又是研究人的学科。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除了宗教理想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影响都不能左右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尚武或崇文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刻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几乎总是比其他一切影响汇集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思考时的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是通过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的。
同时，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他的性格所发生的作用，通常不弱于（即使稍差一些）取得收入的方法所发生的影响。一个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一千镑或五千镑，对于该家庭的生活富裕情况或许关系不大；但假如收入是三十镑或一百五十镑，那就有很大的差距了：如果年收入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而年收入只有三十镑却不能取得这些条件。确实，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情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很多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快乐的来源。但是，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下，特别是在环境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使人的才华被削弱。那些被称为“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很少有寻求友情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文雅和宁静，甚至很少感受到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和谐，宗教力量也通常达不到他们那里。毋庸置疑，他们体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因为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毋庸置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农村中，还有很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成长的。他们幼年就为了挣工钱度日而辍学；自此以后他们就拖着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劳累的工作，因而没有机会发展更高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不一定是不健康或者是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人类为乐事，他们甚至拥有某种自然感情方面的修养，因此他们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更为充实。不过，话虽然这样说，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几乎是毁灭性的灾祸。即使在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惫也会逐渐消磨欢乐；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了。即使怀有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也许可使他们安于这些苦难，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使这种精神也无法支撑他们。比如过度劳累和教育不足、疲惫和忧郁、吵闹和忙碌等，使他们没有精力发挥他们智力的机会。
虽然有些通常与贫困同来的苦难并不是穷困的必然结果，但是，大体说来，“贫困毁了穷人”，所以研究贫困的根源，就是研究大多数人类堕落的原因。
第二节 贫困是否必然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注问题
奴隶制度被亚里士多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的奴隶可能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人类的尊严是通过基督教加以颂扬的，近百年来它受到日益热烈的推崇。但是，只是因为最近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义。现在，我们终于要仔细地来研究：所谓的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是否必然有很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力，注定要为他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而不能享受到这种生活。
贫困和愚昧是可以逐渐被消灭的，这种美好的愿望的确从十九世纪工人阶级不断进步的事实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减轻了他们很多费力和有损身体的工作；工钱提高了；教育状况得到改善；铁路和印刷机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能更容易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制定远大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智力工作日益增长的要求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多，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技术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了。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定义来说，大多数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了，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大部分上流阶级的生活更加美好和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所有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关心：所有的人初入世界时都应有文明生活的公平待遇，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作的影响。这真是不可能实现的吗？这个问题在当代总能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这个问题不能全部由经济学家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华加以解答，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殊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尽自己所能去推断。但是，由于这个答案还属经济学范围内的事实和推论，因而经济学主要的以及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第三节 经济学大体上是最近寸有发展的
我们或许曾经这样期望：一门研究人类福利问题的重要学科已经引起这时代许多有能力的思想家的关注，到现在已发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经济学家的人数与要做的工作的困难程度相比，总是较少的；所以经济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处在童年时代。造成这个事实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较大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确实，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常令许多学者乍看起来不喜欢，因为这些尽力扩大知识范畴的人，对于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是不怎么关心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情况，以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办法中，有许多只是最近才发生的。诚然，实质上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外形上的变化那样大；近代经济理论比它最初出现时有更多的部分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实质上的统一性——更令人不易察觉，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产生的结果是：各个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获益较少，而不是更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较前代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前代的经济状况明确。营业与其他事情分得较为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利，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习俗的束缚、更多的自由活动、不断产生的先见之明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类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都具有新的准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节 黄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亦可以是破坏性的，即使在建设性的时候，黄争也没有台作那样有利
我们通常这样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不同在于它是较有竞争性的。但这样的说法不能使人感到十分满意。竞争，严格意义上讲，好像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主要是关于商品买卖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是比过去更加激烈和更为广泛的；但这仅仅是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次要的、也可以说是偶然的结果。
没有一个名词能恰当地表明这些特征。就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一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进发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通常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并且现在确实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种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似，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结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一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慎重考虑之后，似乎适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注的态度。诚然，前代的生产形式不如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邻舍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止了——它也规定了人们对陌生人的敌对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善待家人的情感虽然涉及较小的范围，但却更为强烈；而对邻居和陌生人都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人平常对待这两类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对待邻居的某些方面要低，但比原始人对待陌生人的却要高多了。这样，致使邻居关系疏松，而家庭关系在很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发的自我牺牲和热诚也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那个近代竞争发源地的国家，它用于慈善事业的收入，其数额比其他国家都大，而且它还花了两千万元去赎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各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古代英雄的动人品德故事来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过比较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考察，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论调：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加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通常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而造福于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好像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可其中有很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计较，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产生机会。知识的进步发明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法子，并使很多新的掺假方法成为可能。现在的生产者与终端消费者相距甚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马上受到严厉的处罚。假如一个人必须生活甚至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确实是比过去多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会比过去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括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括抵抗欺诈行为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中是没有的。在所有的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忠诚的例子，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企业的人常常不能对当地的人给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更需要外来的辅助。贸易上的掺假和欺诈行为在中世纪最为流行，甚至一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错误行为在当时普遍存在。
在金钱力量占据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真正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充满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洞悉到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们内部生活时，我们就能看到比在远处看起来更大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在今天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痛苦和不舒适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应当在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上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将“恶意”这一意义也加到“竞争”这个名词里去，好像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其实，当竞争遭到非难及以反社会的形式突显时，人们对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则不加研究。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是无益的。当商人或生产者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很大利润的价格卖掉货物时，他们对他的这种破坏行为便勃然大怒，抱怨自己受到损失。即便那些购买廉价货物的人，的确比他们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可能确实有利于社会，他们也全然不顾。在很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会的名词，它掩盖了生产者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通常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低于他们的阶级中力求上进的妄想。在遏制反社会竞争的论调下，他们掠夺了他自创新事业的自由。如果创立了新事业，他为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要大于反对他人竞争的那一小群人的损害。
如果把竞争与为了公众利益而无私工作的有力合作相对比的话，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无益的，至于它那较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就更是可恨了。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利也都不复存在了。人们只去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希望比他的邻人享受更大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能够易于忍受一点困难，因此他们就会希望比他们较为弱小的邻人，虽生产较少但仍消费较多。他们以这种想法为乐事，就会以他们所有的精力、创造力和强烈的进取心，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想象的黄金时代。但是，他们的想象忽视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一般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人不可能连续长时间地实行理想的和纯粹的利人主义，只有少数信仰宗教的人例外，他们对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念相比之下，信念变为无足轻重的事。
毋庸置疑，即便现在人们也能作出利人的牺牲，且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发掘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怎样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怎样才能最明智地被加以利用。但是，他绝对不应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他对竞争的任何特别表现需要保持中立态度，直到他相信人类本性的确是现在这样，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会发生产生、更为反社会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用“竞争”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点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名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或者是坏的道德品质的味道，而只是证明这样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比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卓见和较为慎独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合乎这个目的，但“产业的自由”，或是简单概括为“经济自由”，道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没有更好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纳的。当然，当合作或联合好像是达到一定目的之最佳的途径时，这种审慎和自由的选择可能导致与个人自由背道而驰。而对于这些审慎的联合形式会破坏个人自由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们也是来源于这种自由的，以及会有利于公共福利到什么样程度的问题，已在本书的范畴之外了
。
第五节 关于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括论述，己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版里，这一章绪论之后还会有两篇短文：一篇是有关自由企业的发展，以及一般地证明经济自由的发展的；另一篇是有关经济学的发展的。虽然它们经过压缩，也不能被称为有系统的历史，它们只是意在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地位的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罢了。现在这两篇短文已经被移到本书最后的第一和第二附录中去了，一部分由于它们的全部意义要到对经济学的主题有更为正确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了；一部分由于自从它们最初写成后的二十年来，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占的地位和公众的想法已经大有发展了。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着重说明这样的说法，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有很多是取自近代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紧迫性都和大多数人的有效经济自由相关联。
很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他们家奴的关系是真诚且合于人道的。但是，即使在阿迪卡，大部分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并不被看做是市民的主要取向。生活的理想虽然高尚，但只与少部分人有关：价值学说在近代是非常复杂的，但在那时也可计划出来，只要当时所有手工工作都由自动的机器所代替就可以。而这种机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蒸汽动力和燃料，但这和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没有关系的。近代经济学的很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可能的确已经被提前遇见到，在那里，一种睿智和敢作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和勤劳联系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里却不能简单地创立他们的事业；世界需要耐心等着新的经济纪元的来到，直到全国上下的百姓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洗礼。
英国是渐渐做好这项工作的国家。但是，临近十八世纪末期，一向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得迅速和激烈了。机械工具的发明、工业的区域集中，以及为遥远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以往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可能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这些新增长人口在工厂和作坊中的只有个立足之地而已，并没有给增加的人口准备好安身之所。因此，自由竞争倒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这样，桀骜不驯的企业怪物就肆无忌惮了。那些能干而又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们，在滥用着他们的新力量，从而引起了各个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负起对她们不合适的工作；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劳作和疾病；而且在很多地方致使整个民族都堕落了。同时，《救贫法》虽善良但却显得草率，相比工业纪律残忍的草率更降低了英国人的道德水平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能够适合事物新规则的那些能力，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弊端，并降低了它所造成的益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的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身份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做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经商者首度提倡的，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对其加以发扬，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便根据这种思想发展了一种自由企业的影响理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一些真理，其重要性可能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小的范围内是非常完美的，它的精华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争执——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想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李嘉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在他们其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因过于顾及当时英国的特殊国情，而变得范围狭隘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微加以控制，并能减少它的危害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当中反而产生了一种对它的憎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放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罪于它。然而，痛苦和愚昧是以往年代暴政和强迫的表现，或是对经济自由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同时进行探索，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甘愿经受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有价值意义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差异，使他们的工作方式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搜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据；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理。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比较感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冲突，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生活之道和生计的性质的对于人类生活特性和旨趣发生各种影响的知识。
第一节 经济学主要是探究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胆力，这种动力和胆力的数量能用赏币量粗略地衡量 这种衡量俚俚是指对它们的数量而言 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动机，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是没法衡量的
经济学研究的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生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那些最强大、最主要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道德优良人，在从事经营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品质；在管理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也受到私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作用。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好胜心的鼓舞，而不是完全因为爱好财富。但是，话虽如此，日常工作最坚定的目的，是获得工资的需求。工资是工作的物质回报。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使用掉，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微的目的使用掉。在这一方面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会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由一定数额的货币量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示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高于其他各门研究人文的学问。正像化学家使用精良的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部分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现在虽然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但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所有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准。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换的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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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比别的门类社会科学的有益之处在于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取精密方法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憧憬、欲望和人类本性中别的感情。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经济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使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精神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就有可能了。
以下一点是重要的，需要指出：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本身心中的一些情感，即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而不能直接地来衡量。况且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揣测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比较高的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门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物质的愉快和痛苦，我们也只能感到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假定。
比如，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感是不能直接相比较的：纵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获得的愉快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是，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从他仅有的几个便士中犹豫想得到的是一支雪茄烟，一杯茶，坐车回家，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够得到同样的愉悦。
故而，如果我们得到的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单单直接比较，而需要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作对比。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当中的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发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钟头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当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出资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就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同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来说，是激发活力的强有力的源泉。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力的原动力亦或是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目的中一些属于人类比较高的本性，一些属于人类的较低的本性，但也不会引出新的困难。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需要他施舍；他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性的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好事，以他人之乐为乐而满足。因为他的欲望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出现变化。哲学家需要研究这个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种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认为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同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表面上当成是相等的。
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作比较。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研究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点。但是，他也不忽视日常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较狭的作用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成为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有必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结果，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不同，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相同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等价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它的确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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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计算起来对穷人比对富人更大，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普遍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需要进行研究。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者是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强弱。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感（或其他满足）可能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要大。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相同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差不多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比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过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某些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同的愉快。一样的，外科手术实施于不同的人，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儿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一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死亡，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一样。有些人一般不是很敏感的，但却非常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痛苦和乐趣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故而，假如任意两个有相同收入的人，都能从收入的使用上得到相同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合适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自征收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失去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可这是他最能容易丢掉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正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特别广泛的话，足以使个人特性互相消抵，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者逃避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实是这种利益或破坏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外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需要征收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愉快的失去或其他伤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致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上调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同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性，从事同一工作，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差不多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通过对这两个地方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一个家庭因为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导致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减少。
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的一定代价，比使一个富人付出的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来说，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者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小得多。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不断犹豫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因为这个穷人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得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员工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工资的职员，在下雨时不会坐车，仍是步行上班：因为，相对于富人来说，穷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更大。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与富人相比，穷人以后在特困情况下因缺少这笔钱时会受到更大的痛苦。穷人在这方面，车费所衡量的利益大于富人心目中的利益。
但是，我们假如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原因也会减少的。比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关门使利兹城的居民失去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会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要大一倍；除非我们的确有某种非常特殊理由，相信一个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比较富有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同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乎常理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调查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用于生活较为高雅的地方，所以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同的增加，他们生活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致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 习惯本身大多都是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谈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权衡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所有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种种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提前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论它的推动力是出自我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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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济学非常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最深思熟虑、而且在他没有做一件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方面。而且，在他日常的这一面上，当他确实是按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那刻，风俗习惯的本身基本上就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利害得失的结果。当然，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双方的所有正式的计算那样，但在人们一天工作结束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交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更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确实，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的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最终意象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联系。落后国家里，依然有很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推后享乐以留作以后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财富产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待以后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但是，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不易，必须等到以后再加以研究。
第四节 经济动机不都是利己的 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范围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来自于高尚的动机 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很多利人的活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需要知道：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来自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个人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那么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如果一个年轻人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承担个人进大学读书的费用，那么，他是渴望拥有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单概括，金钱是一般购买力，而且被尊称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腕
。
如此，“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虽属确实，但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方法。如果以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减少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正当使用的训导，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观点：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没有关联，这种错误观点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
。
再者，当我们提到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刺激时，这并不等于说，在他的心里除了唯利是图的想法之外，就没有其他另外的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要什么慷慨，至少也不会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就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也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悦。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竞争者的这种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财产的欲望的激励往往是更大的。
第五节 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确实总要细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假如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通常会喜欢一种双手不必被弄脏、享有良好社会地位一类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全是一样的，但对大部分人的影响却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评估和衡量，而这些吸引力是被当做与货币工资同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人的夸赞，避免这些人藐视的欲望，也可能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于任何一类人，通常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欲望产生很大作用，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部分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比如，一个自由工作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特别在意的，而对于其他人的毁誉，则不是非常介意了；如果我们不加以观察这一类起因的走向，并精确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非常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好像要做会有利于他同事的事务时，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想法在内。同样，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死后都能发达兴旺的欲望中，也会将个人自尊心的因素包含在内。但是，家庭情感通常仍是纯粹利人主义的一种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有一种共性的话，则恐怕家庭情感的作用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非常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能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将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后世之用等问题。
所以，这不是缺乏信念而是缺乏力量的问题，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影响。假使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那么一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表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总结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鼓励支持的。因为，像这样变化不定和不规则的动机，确实是很少的，不过，凭借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一些规律是能被发现的。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境不错的十万英国居民将剩余的钱捐助给医院、教堂及传道会的数目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定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或被归纳为规律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于这些活动。
第六节 共同活动的目的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或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人类，主要是将他当做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像一所教堂不仅仅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砖石，一个人也不能仅仅等同于一系列的感情和思想一样，社会生活也不仅仅是它各个成员生活的相加之和。所有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佳的出发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目的，个人并不是被当做是一个孤立的部分，而是被当成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集团的一员。但是，正像德国学者所极力推崇的那样，经济学在对于有关财产同时所有与共同追逐重要目的的动机这两项，加以慎重考虑也是真实的。当代日益增强的热诚、大多数人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共同生活的范围。这些变化和这些合作运动的推广以及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种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而起，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遇，而这些动机的影响似乎是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但事实上，动机的多样性，衡量这些动机的难度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是本书中我们必须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大体上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和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七节 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主活的一个部分，但是这种主活是一个实在的人的主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主活 参看附录三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行为，但是，他是从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活动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所以他不太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种人的活动，有的时候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仅仅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点上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统计学的帮衬，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了解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平均乐意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是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线才能让他们做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付出。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权衡，诚然不是最正确的；因为，如果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驾齐驱，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一起了。
但是，这种衡量也还是比较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种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比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建立一种新的行业，若想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工作者，需要付给多少工钱——他们就能很精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观摩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类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怎样，以及这一职业所包括的对于工人在肉体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得出这类工人每一周可挣多少工钱，与现实最终只相差一两个先令。并且，他们能够非常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涨幅多少，以及价格涨幅将对供给产生怎样的影响。
单单从这样的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就可进一步分析决断各种工业地区分布的原因以及住在遥远地方的人相互交换货物的条件之类的事；他们还能够解释和预言信贷的变动将如何作用于对外贸易，或是一种捐税的负担将从原有被征收的人转嫁到直接消费者身上的程度，等等。
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意中大大受到利己动机的影响，故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风格，也不是不愿意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亦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奉献自己；他是一个为善良生活而爱好善良生活的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但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某一特定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何等的有规律，以致可以加以预测；对动力的估算，也能用结果来证明。这样，经济学家已经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所研究的事实是能被观察的，他们所研究的数量是能被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对于这种事实和数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时，这种分歧就能用公开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能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在能用货币价格衡量动机的影响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有关。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在性质上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样显然，但也是正确的：第一，有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统一性贯通这类问题中的一切主要问题；第二，因此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各种信件，而不是每个人将他的信件交给每个邮差那样能够省事一样。因为，任何一类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组织的推论方法，对于其他类别的问题一般也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从事于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种学究式的研究就越好。如果事情很重要的，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如果是一个经济分析和推论的一般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搁在一旁好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反而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从而一无所获。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
第一节 经济学通常选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两种方法的应用比重也有所不同
类似于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整理收集事实，解释和突出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相应的结论。“说明和观察、定义和分类都是必要准备工作。可是，通常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关于经济现象互相依存的知识。正如人类的两只脚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必须采用的方法。
”经济学不是唯一采用这两种方法的学科，它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点。在研究科学方法的论文中所提到的追寻因果关系的一切方法，经济学家也都必须逐一地去尝试——因为没有一种研究的方法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经济学的方法。因此，想使每种方法都应用得适到好处，就必须单独采用或是与其他方法合用。跟下棋一样，棋盘上所能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害怕出现从来没有出现过几乎相同的两局棋；在学者向大自然揭秘它隐藏真理的过程中——这种斗争是有理由进行的——也绝对不会两次都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
但是，在经济研究的某些部门中，以及为了某些目的，研究新的事实比探讨我们已有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紧要。而在其他的部门中，任何事件的那些表面上的和最先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它的真正的原因和唯一的原因仍然很难确定，因此，对我们已知事实的推论加以仔细考查要比寻求更多的事实更为迫切。
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种种理由，同时存在具有不同才能和抱有不同目的的学者在过去是必要的，将来恐怕也是必要的。其中有些人致力于事实的研究，有些人致力于科学的分析。就是说，将复杂的事实分为许多部分，然后研究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相关事实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些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充分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利用另一派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最可获得关于过去的正确的概括，并从其中得到对于未来的有益指导。
第二节 关于规律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多种规律的准确程度是不同的 社会和经济的规律相当于较为复杂或不是很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
那些才华横溢、远在自然科学家之上的希腊天才所获得的最进步的自然科学，严格地说来，并不都是“精确的科学”，但是它们都以精确为目的。就是说，它们全都以把许多观察的结果归纳为暂时性的叙述为目的，这种叙述的精确性足以经得起其他对自然观察的考验。这些叙述在最初发表的时候，极少具有很高的权威。但是，在它们受到了许多独立观察的考验之后，尤其是在它们已被成功地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或新试验的结果之后，它们就成为规律了。科学得到进步归因于以下原因：关于规律的数目变化和精确性的改善；这些规律必须经得起更为严格的考验；不断扩大这些规律的研究范围，直到许多较狭隘的规律被较为广泛的规律所代替，并且使得这些较狭隘的规律用来证明许多较为广泛规律的特殊性。
任何科学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在某些情况下，能很有权威地——比他自己所有的权威更大（也许比任何虽然有能力但只靠自己的才能、忽视前代学者所获得的结果的思想家的权威更大）——说明某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某一已知的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于某些进步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虽不能加以十分正确的衡量——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些科学的进步依靠许多学者的广泛合作。他们尽可能正确地衡量他们的事实和解释他们的叙述，因此每个研究者就能从最靠近以往的学者所停止的地方开始研究，经济学希望在这一类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的衡量虽很少精确，而且这种衡量也从来不是最后的，但它不断地努力使这种衡量较为精确，从而扩大个别的学者在他研究的这门科学中能很有权威地说明种种事情的范围。
第三节 续前
那么就让我们更为详细地思考一下关于经济规律的性质及其限制吧。如果不遇到阻碍，任何一个原因都有产生一种明确的结果的倾向，就像是引力可以使东西落到地上一样。但当一个气球被充满比空气还要轻的气体时，虽有还会受到引力使它下落的力量，可是在空气压力的作用下它却上升了。引力的规律告诉我们两样东西是如何互相吸引及它们是如何相向而行的；如果不遇到阻碍的话，它们就会相向运动。所以，引力规律是关于倾向的有力叙述。
这是一种极为精确的叙述——精确到数学家能根据它计算航海历，这种航海历用来表明每个卫星降落在木星之后的那一时刻。数学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获得了这种计算方法。航海历随着航海者来到海上，用来判断他们所在的方向。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的倾向能和引力一样发生不变的作用，所以经济学的规律是不能与引力规律相比的。
但是，让我们研究一种天文学以外的不是那样要求精准的科学时。比如：对潮汐的科学解释。潮汐在太阳和月亮的相互作用下，会每天涨落两次，在月半时节潮汐大，在一月的上下弦时节潮汐小；当海峡被潮水冲击时，会涨得很高，等等。这样，通过对不列颠群岛周边的水陆地位的研究之后，人们就能预先知道任何一天伦敦桥或格洛斯特的潮水会在哪一时间涨得最高，将涨到多高。他们不能用确定这个词，而天文学家在说到木星的卫星被蚀时却可以准确运用。因为，即使有很多因素对木星及其卫星发生作用，但每一种因素都是要以他们所测定的方式发生作用的。由于对天气的了解还不够，因此我们很难预先获得关于天气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场大雨，或是日耳曼海一阵疯狂的东北风，都可使对伦敦桥的潮汐的预测截然不同。
能够与潮汐规律相比的经济学规律却很难和简单却精密的引力规律相比。由于人们活动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关于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所能得出的关于倾向的最有力叙述，也往往是不精确和不完整的。这一点直接导致学者们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完美叙述，但那几乎等于要我们放弃对生活的研究。因为，生活就是我们——即人类的行为，这当然也包括在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由于人类本性基本是冲动的缘故，所以，我们大家——不论高级的或低级的、有学问的或没有学问的——都在不断努力地力求获得更多关于人类活动的方向，然后尽力使这种方向与我们的目的相一致，不论这一目的是利于自己还是利于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获得关于人类活动倾向的一些概念，因此我们要在轻易还是慎重仔细地形成概念之间作出选择。工作越困难，对以下条件的需要就越大：坚持耐心研究；善于利用其他自然科学，并从中获得的经验；尽我们所能作出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深思熟虑的估计或暂时性的规律。
第四节 关于“正常”用语的相对性
因此，关于“规律”这个名词的定义，也不过是对于一种相对可靠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在任何科学之中，都会出现许多类似叙述，但我们不能对这些叙述都给予一种形式上的归类，把它们统称为规律。我们必须学会加以选择，这种选择常常被实际的便利所决定，而对于纯粹科学的研究起决定性作用的较少。假使有关于规律的一般叙述，都会被我们的研究所引用，如果我们在详细引用它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远远超过在讨论时引用一种形式上的叙述和增加一个新名称的麻烦，那么，就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不然，就不必这么做
。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某种活动趋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
这样，在被当做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是被当做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大重要的社会规律，其中的等级是不断划分的，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和正确，正像经济规律远不及较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规律”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是“合法的”。但这个形容词的使用，只有在把规律解释为政府命令的意义时才与它有关，而在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是与它无关的。用于后一目的的形容词源出于“典范”这个词，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相等的名词，在科学讨论中用它来代替规律这个字也许是有利的。按照经济规律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成员的正常活动。
这个词的正常用法曾经被人误解，提及一点关于“贯通”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的相对统一，也许有助于理解。当我们谈到一个善良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通常是指上下文中所说的那些特殊人物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的独特优越或潜力。强壮法官的强壮与强壮船夫的强壮并不具有相同的特性，一个杰出的骑士通常不具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同样，关于“正常的”这个词的任何一种用法，都具有某些在作用上或多或少具有固定和持久的倾向，并且比那些看起来例外和间断的倾向更占有优势。疾病表示人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在漫长的人生之中，如果从不生病也是极不正常的。当积雪融化的时候，莱茵河的水位高出它以往的水位；但当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时，河水又往往是低于平常那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说河水是超出正常的（依照一年中相对的时节而定）。在这所有的事例上，结果通常就是我们在上下文所指的那些倾向期待的预期结果；换言之，就是与上下文相适应的那些对于“倾向的叙述”及其那些规律和典范相符合的必然结果。
根据上述这个观点，我们说正常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假定这些条件是持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会发生的经济活动。英国大多数地方的瓦匠，愿意工作一小时拿十个便士，如果一小时七个便士的话，他就不肯工作了，这是正常的情况。约翰内斯堡地方的瓦匠，如果一天比一镑少得多才不肯工作，这也许也是正常的情况。真正新鲜的鸡蛋的正常价格，如果不管是一年中的哪一季节，也许都是一便士一个，但在正月里城市中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三便士一个；如果那时的天气是“不合时令”的温暖，则两便士一个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低价。
另一种要防止的误解，是由于下一概念发生的：认为只有那些由于自由竞争的作用没有受到阻碍而发生的经济结果才是正常的。但是，这一用语往往必须应用在完全自由的竞争并不存在、甚至不能假定它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在自由竞争最占优势的地方，每一事实和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也包含并非竞争的一部分、甚至与竞争无关的重要因素在内。这样，例如零售、批发贸易以及证券和棉花交易所的许多交易的正常进行，都是根据没有证人的口头契约交易也将会公正地履行的这一假定。在不能合法地作出这种假定的国家里，西方正常价值的学说有些部分就不适用了。其次，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是“正常地”受到不但是普通的买主而且经济人自己的爱国情绪的影响，等等。
最后，有时有些人误将经济学中的正常活动当做道德上公正的活动。但是，只有当上下文含有从伦理的观点来判断活动之意的时候，才能这样理解。当我们在考虑世界上种种事实是从它们现在这样，而不是从它们应当怎样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应当尽力阻止的许多活动当做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正常的”。例如，一个大城市中，那些最穷困居民的正常情况是缺乏进取心，不愿利用在别处可以得到较为健康和较少肮脏的生活机会；他们没有摆脱悲惨的环境所必需的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力量。愿意以很低的工资去做火柴盒的劳动大有人在，是正常的情况。正像四肢歪曲是服马钱素（Strychnine）的正常结果一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其规律倾向的一种结果——一种可悲的结果。这说明了经济学与其他几种科学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资料的性质能由人类的努力来改变。科学可以提示一种道德或实际的教训来改变那种性质，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例如，经济学可以提出用有能力的工人代替那些只会做火柴盒的工人的实际方法，正像生理学可以提示改良牛种的方法，使牛可以早日长大和骨轻肉多一样。信用和价格变动的规律，已经因为预测能力的提高而大有改进了。
再者说，当“正常的”价格同相对暂时的或稳定市场的价格相比时，“正常的”这就是指在相对固定的条件下某些倾向最终占有优势而提出的。但这一点往往会引起一些困难问题，这让我们留待以后再来探讨
。
第五节 一切科学的理论都是暗含所霖条件的，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律中会特别显著
当人们说到经济学规律时，大部分是假设的。当然，像其他各种科学一样，经济学从事研究某些原因将产生哪些结果，但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差不多每种科学的学说，在它被仔细地和正式地说明的时候，无不包括某种附带条件在内，说明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假定所说原因的作用是孤立的；这些原因会产生某些结果，但必须先假设除了清楚说明的原因之外，别的原因是不能加进去的。然而，原因产生结果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个条件的确是经济学中重大困难的根源。因为，如果时间太长，原因所依据的材料，甚至原因本身，都可发生变化；时间太短，则所说的倾向就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困难以后我们再加以研究。
一个规律中假设的语句，并不需要不断地重复说明，但人们的常识让他们自己注意到这种假设的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任何地方都需要不断重复说明这样的语句，因为经济学的学说比其他科学的学说，更倾向为那些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和可能只是间接得到而断章取义的人们所引用。日常谈话在形式上往往比一篇科学论文要简单的原因是：在谈话中我们能全心全意心地省掉假设的语句。因为，如果听众自己没有察觉这种语句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似乎产生了误会，而努力去加以更正。亚当·斯密和许多前辈的经济学作家，根据谈话的习惯，省略了假设的语句，因此能够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又使他们的结论不断地被人们误解，并在毫无好处的争论中浪费了许多时间，引起了许多麻烦。他们在表面上获得了安心，但结果往往却是得不偿失的
。
经济分析和普通推论虽然被广泛应用，但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存在它自己的问题；社会情况每每发生变化，经济学说都要根据其发展而有新的发展
。
第一节 第2章和第3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了解，经济学家必须立足于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历史是叙述继续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学科，但只有进行推理才能更好地阐释这些事件并从中获得教训。我们所需要的工作是复杂的，以致有一些工作必须使用专门的知识来研究。这种知识是每个突出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就是对知识和常识的运用，并通过有组织的分析推理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可以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得出结论外，还能使工作易于进行。经济学的领域虽然一直有限制，它的研究如果没有常识和知识的帮助虽是无效的，但它使得常识能被采用，能够进一步说明一些问题并克服一些困难，否则，就不能这样应用。
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倾向的叙述。经济规律是假设的，正像是自然科学的规律被假设的意义一样：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时包含或暗含种种不同条件的。可是，要弄明白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甚至比在物理学中的困难更大，而且，如果不解释清楚，危险也会更大。人类行为的规律，的确没有引力规律那样简单明了，可以明确或者清楚地探知，但其大部分规律是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规律并列的。
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科学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诚然我们不能衡量任何种类动机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所能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尺度，除非我们仔细考虑动力发生作用时的一般情况，尤其他们的活动是正在研究中的那些人的贫富情况，否则，货币甚至不是一种好的尺度。但是，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大部分的动机动力的相当好的尺度。
理论研究必须与事实研究相结合。对于许多近代情况的研究而言，近代的事实是极其有用的。因为，关于较远年代的经济记载在一些方面是不重要和不可靠的；古代的经济情况，是不同于近代的自由企业、普通教育、民主、蒸汽和印刷物及电报的经济情况的。
第二节 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按照它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衡量，而应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性质来衡量
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第二是解释实际问题。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虽然必须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我们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当一些思想与我们那时心目中的某种目的不存在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被这种思想打断。直接追求实际目的，会迫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滴无规律地集合在一起，这些知识除了为那时研究目的而被集合在一起外，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联系；它们也不能说明相互间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就浪费于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的过渡上面，没有真正想出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任何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选用分类法，它是把一切性质上具有相似事实和推论积累在一起的方法。这样，在研究一种东西时，就可以获得与它相关的东西。对于某一类问题长期地这样研究，我们就逐渐了解被那些称为自然规律的基本统一性：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发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合在一起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慢慢地但又确实地获得进步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绝不应当不加注意，但是他的特殊工作是研究和解释种种事实，以及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地和合在一起发生作用时的结果怎样。
第三节 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
列举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说的重要问题，就可以弄清这一点。经济学家说：在近现代，是什么对财富的消费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业和贸易的组织、金融市场、批发和零售的小商业、对外贸易和雇主及雇工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所有行动是怎样和互相作用的？它们期待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不同在哪里？
所有东西的价格作为获得这样东西愿望的标尺受到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一类人所拥有的财富在一定的增加后，表面福利的增加会到怎样的程度？还有一类人的收入不足，它的产业效率可能承受的损害到怎样的程度？如果任何一类人收入不断增加成为可能，是因为改善他们的效率和赚钱能力的结果，这种增加是否会继续保持？保持到怎样的程度？
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类人或是在任何被认为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会达到怎样的程度（或在特定时期它能够到如何深度）？另外，还有什么影响更为有力？这些影响的共同作用会如何？特别是经济自由时因为它独立的作用，会促使成立联合和垄断的贸易到什么程度及这种组织结合的结果会是怎样？各种人都会受到经济自由结果的影响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当经济自由的预期结果正在完成时，它中期的结果又会是怎样？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减慢的时间，最后和中间的两种结果的相对紧要性是什么？各种体制的赋税将由谁负担？赋税制度给社会大众带来的负担怎样？并且它将为国家增加多少收入？
第四节 鼓励引导现有的英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实际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上述问题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关键工作——总结事实、概括事实和进行推论——必须根据以上主要问题来安排。尽管实际问题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领域之外，可是对经济学家的工作会提供一种极大的推动力。实际问题根据时间和地点所以不同，甚至比经济学家科研材料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更大。以下问题在我们国家里具有一定特殊的重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增加经济自由在它进行过程中的好的影响，并减少它的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结果是坏的话，但那些遭受损害的人却没有得到好处，他们有义务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一切正确的话，可正确到如何程度？
姑且认为财富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样究竟合理到怎样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惜，则达到这个目的应到怎样的程度？如果不会不公平，也不会松懈进步领导者的努力，这样做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有的分工形式？大部分的人专门从事于没有晋升机会的工作，是否有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较高级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地担任他们自己被雇用企业中管理工作的新能力？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阶段里，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间的适当关系怎样？应听任各种形式的自愿组织团体——新的和旧的——为了共同活动具有特别利益起见，那么进行共同活动到怎样的程度？哪些营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它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来进行？例如，我们对空地、艺术品、教育和娱乐的手段以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以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做的程度？
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的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经营到怎样的程度？以及应当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的程度？
现在盛行的对财富的使用方法是完全正当的吗？在经济关系上，政府作用于个人活动的限制如果严厉、过度，会弊多于利，所以就由社会道德的舆论压力去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活动，可是这种压力的范围又怎样呢？另一方面，一国在经济条件上对他国所负的责任，不同于他国之内人民相互间所负的责任。这样，经济学是关于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领域和经济情况的具体研究，但特别是着重于对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获得知识而求知识，并且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特别是社会上生活实际的行为指导。这种指导是必要的，虽然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迫切，下代人可能会有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研究工作，以阐释在抽象的研究中或以往历史中的黑点，但对于当前的困难并不能立马有所帮助。
但是，经济学尽管这样大大地受到真实需要的影响，但它却有能力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关键问题，与内外政治上的不同问题。这种问题是政治家应当首先考虑的，然后去决定采用何种办法，使他最快地达到他们要为他的国家努力达到的目的。当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辅助他做出决定，不单是应抱有某种目的，而且应该是达到某个目的所采取重要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却略过了讨论那些实际理论的人所不能略过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绝对且实用的科学，而不仅仅是科学和方法。由此可知，用经济学意义较广泛的名词来解释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较狭意义的名词更能清楚表达。
第五节 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象、推理、同倩和谨恒的能力
有三种重要的智力是经济学家必备的：就是直觉、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其中想象力是重中之重，他可以凭借想象力探索可见事件表面下的原因与可见原因的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任何一种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都具有更大的优点：研究者在自然科学中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验证。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原因和结果，或是忽视自然界中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那么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因为每一运动在这种作用中与它周围的一切因素相互影响着。一丝不苟的物理学者们也不会满足于表面上的分析，他们会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分析，并且给予问题中的每个因素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小的途径有时是唯一公开的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在他论断的每一阶段中几乎都是存在的，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被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佯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是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在较小的事情上，经验的确可以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分析出来。例如，经验使人们意识到，不加考虑地帮助浪费成性的人，即使表面上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于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来说，实在有害处。但是，如果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稳定性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和更远的眼光，还要较为恰当地运用想象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内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成和价格等各种变化的密切关系，还要了解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我们还要观察西方世界差不多所有地区的每一重大经济事件，以及对其他各地，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的影响。如果我们单纯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恐怕就不能根治我们所看到的劣处，反会增加我们所看不到的劣处。如果我们探求那些不明显的原因并权衡轻重，对于我们的心力，当前的工作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另一方面，当一个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的原因或其他原因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时，就要运用想象力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自己能做的工作、获得应得的回报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其他人的生活降低了，是不是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只有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会不会适得其反呢？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我们也许认为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来科学地运用想象力，得到工会或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最大的力量也不能获得最多的收入时，我们往往会认为，多数人的生活降低，而只有少数人生活提高了。由于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有着似是而非的希望。在它广大地产中澳洲的确拥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提出来的这种捷径会造成工业的衰落的话，那也只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如果英国也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那么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渴望出现的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泛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非常周密，就好比判断在恶劣气候中一条兵舰的设计是否坚固一样。
纯粹智力，甚至是批判的能力在这类研究中至关重要。但是，经济研究还需要同情心，尤其是使人们能为他们同伴以外的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去着想的同情心。例如，在以下各个日益紧要问题的研究中，这种阶级同情心会强烈地发展起来，一些问题的研究正变得日益紧要：性格与收入、就业方法与用钱的习惯之间相互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成员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其中成员包括：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职业规则和工会惯例中个人的利人之心以及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福利的行动等。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家尤其需要想象力来发展他的理想，然而他最需要的是含蓄和谨慎，这样才能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
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在经过世代相传之后，也许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并非成年时期。现在已获得了一种明确的进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除非那些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但我们不能断言的是，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会怎么样。对于被看做包括全人类产业组织的研究，在中世纪后期已略见端倪了。并且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随后各代所看到，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阔地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而且我们所能预测出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上世纪初，阶级特权为一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所辩护，他们觉得易于被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并且常常自称是经济学家。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有人以这个头衔自称，他们都反对把大量费用花在普遍的教育上面，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实质上是一种节约。当然，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拉斯金和卡莱尔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然而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并且容易为人的热诚所感动。他们很少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反对。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以防止它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者心中以及防止它在他们家庭的流毒；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拥护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在勇气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但又是谨慎、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富有想象力的人们的信心和希望，而没有得到知识的保障，也没有受到艰苦思想的训练。
也许他们的谨慎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有先见之明的伟大先知，在某些方面也比不上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目前，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一般认为环境对于人性格形成的影响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现在经济学家已经采取了一种较为远大、较有希望的观点。他们相信，如用谨慎思想来指导的话，人类的意志就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新的生活状况。和过去一样，现在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并没有尊重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但是，一些人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权力，他们是错误地以经济学权威自居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到：细心的经济研究趋向的依据，是以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因此，负责的人应做的事是谨慎地、尝试地改变或废除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