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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莽这个人，本章上节中已经多次提及。由于他关系到本书主人公成长的时代背景，故在这里有必要再特别做出较为系统的介绍——
西汉自宣帝之后，元帝、成帝、哀帝，一代不如一代。元帝“柔仁好儒”，其父宣帝生前便曾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他酷爱音乐，不亲政事，专任宦官，把整个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由此“孝宣之业衰焉”。成帝是位“湛于酒色”的荒淫君主。他宠幸赵飞燕姐妹，奢侈淫逸，把朝政交给外戚王氏，使政治更加黑暗。史家评曰：“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朝政自此乱，外戚之势自此成，汉事遂不可为矣”。哀帝嬖幸美男子董贤，两人甚至同床而寝。董贤除仪貌漂亮外并无实际本领，却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三公，权倾当朝。在这样一个心理变态、颇具同性恋色彩的皇帝统治下，国家的命运可谓糟糕到了极点。西汉王朝经过如此三代昏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瞎折腾，早已气息奄奄、名存实亡了。然而就在这时，却又冒出来一个貌似正经而实际更能瞎折腾的人物，他便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自称是黄帝的后代。他的亲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因此他家也算是正宗的外戚。不过，他的父亲死得较早，也未曾封侯，家境相对孤贫一些。这样的客观环境，使他养成了一种既折节恭俭又自我奋斗的性格，同时还练就了一套善于察言观色、曲意奉迎、伺机钻营的本领。他曾拜沛郡（今安徽淮北市西）人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对外广交“英俊”；在族内悉心“事诸父，曲有礼意”。成帝阳朔年间，王莽的伯父，权倾当朝的大将军王凤患病。他觉得这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现状从而使自己飞黄腾达的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于是下大力气精心护理这位生病的伯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不想这一手还真灵验，王凤终于被感动，临死前把他推荐给太后和皇帝。那太后王政君，就是王凤的亲妹妹；而皇帝（汉成帝），则是王凤的亲外甥。他们对王凤举荐的人，岂能不用？于是乎王莽由此步入仕途，先拜黄门郎，不久即迁官射声校尉。
永始元年（前16年），30岁的王莽继承了补授给其亡父的新都侯的爵位，并担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的官职。随着官爵的升迁，他更加以谦谨的方式来“匿情求名”。“散舆马衣裘，赈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果然，又有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原来太后姊子淳于长，与王莽一样也是个极善于钻营的人物。由于他为立赵飞燕为皇后之事卖过力气，所以得到汉成帝的赏识，不仅受封列侯，而且位居九卿。然而此人显贵之后，“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十分猖狂。王莽对他一直看不惯，尤其嫉妒他的官升得比自己快，地位比自己高。于是王莽便“阴求其罪过”，即秘密搜集淳于长的过错乃至隐私，通过大司马曲阳侯王根向太后告密，并最终置之于死地。这样一来，王莽不仅铲除了竞争对手，而且获得了“有忠直节”的好名声，真可谓一举两得。绥和元年（前8年），王根上书告老“乞骸骨”，并推荐王莽接替他所担任的大司马职务，被汉成帝批准。如此，王莽终于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高峰，时年38岁。
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人，便口含天宪，手握大权，应该说是人生的极大成功。不过王莽此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继续付出代价。“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就这样，王莽小心翼翼地辅政一年多时间，一直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不想成帝这时却撒手人寰，而继位的哀帝似乎对王莽不感兴趣，再加上外戚间的复杂斗争，王莽被罢官，回封国杜门自守。此时，他更加小心谨慎。一次，他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隶，他便毫不客气地责令其自杀。这件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多年来王莽恭俭、克己给人们留下的好印象，所以他在封国的三年之中，“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年），刚巧发生日食，参加对策的一些贤良也乘机颂莽功德。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哀帝不得不把王莽征还京师。岁余，哀帝驾崩，无子，而莽的主要政敌傅太后、丁太后等皆先期死去，如此，汉廷的大权又全部落入太皇太后王政君及其侄王莽之手。
此次王莽重新上台，完全今非昔比。他先诛灭了哀帝的宠臣董贤，接着迎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将其作为傀儡，自己则以辅政大司马的身份掌握着实权。“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要害部门，层层加强控制。当然，王莽毕竟是王莽，他的所作所为有其非同一般的特点。“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显然，王莽的政治手段较其他人要更为隐蔽狠毒，他的权术手段较其他人也要更加阴险狡诈。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便向着一个更高的目标挺进了！这样，在西汉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遂上演了王莽代汉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晋位安汉公，宰衡，加九锡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示意益州塞外的夷族自称越裳氏，重译到汉廷献白雉。那么，为何要搞这种名堂呢？原来《尚书大传》里讲，交趾的南面有一个越裳国，当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之后，他们曾骑着大象，带着几重的翻译，到周朝来献白雉，以歌颂周朝出了圣人。这就是所谓的周成白雉之瑞。而今，祥瑞重新出现，那王莽就是活脱脱的周公了。周公托号于“周”，王莽也当托号于“汉”，于是乎拥莽的群臣强烈要求太后给有定国安汉大功的王莽赐号“安汉公”，以顺民心。王莽假惺惺地推让一番之后，便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安汉公。
居位安汉公后，王莽的权力欲并未就此满足。元始四年，他又耍了一些手段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以强化其权势。这时，太保王舜等向太后奏言，称赞王莽是至德大贤之人，生当有大赏，死当为宗臣（配享太庙），应该像殷的伊尹称阿衡、周的周公称太宰那样，有更高的尊号才对。民众中附和者八千多人，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这么做。太后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从“阿衡”和“太宰”中各摘取一字，赐王莽以“宰衡”的称号，以表示他更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加增了他在新野的封地。王莽接受了宰衡的称号，却推辞了增加的封地。不料这么一来，又让他扮演了一回周文王却虞、芮之讼的角色。原来传说周文王多行善事，诸侯之间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请他评判。一次，虞国和芮国的人发生了官司纠纷，便来找周文王决平。谁知他们一进周的国界，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尽管还没有见着文王，自己就先惭愧起来，彼此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如此，这纠纷也就解决了。王莽辞封地之后，果真就有蜀郡男子路建等撤销诉讼自称惭怍而退的事情发生。王舜等又赶紧上奏，着实把王莽大加吹捧了一番。
那时候，为王莽不受新野田地之事而先后给朝廷上书诉不平的“吏民”多达487572人（请注意：史书记载的就这么精确），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也都叩头进言，纷纷要求加大对安汉公赏赐的力度。而王莽呢，却是一个劲儿地苦苦辞谢。太后一看这架势，只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暂且听从王莽“不受赏”的意见，另一方面让群臣议“九锡”的典礼
，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把这种相传的古代最高赏赐授给他。很快，以张纯为首的902位大臣便根据《周官》《礼记》的有关记载，议定了“九锡”之礼，王莽也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了这项特殊的恩宠。
第二部曲，居摄，称假皇帝
元始五年，汉平帝已经14岁。随着平帝年龄的增加，王莽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尽管一年多以前，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亲儿子王宇为代价，铲除了平帝生母卫姬的家族势力，阻止了朝中一些大臣策划归政卫氏的企图，但是眼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平帝，他似乎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于是决定加快代汉的步伐。
是年冬天，平帝生病了，王莽认为除掉这颗眼中钉的机会到了。他一面故作姿态，以周公为榜样，依样画葫芦地请命于泰畤，声言愿代平帝而死，并将策文藏于前殿，有意命令大臣们不得向平帝走漏消息；另一方面却利用腊月“上椒酒”祝寿的机会，“置药酒中”，毒死了平帝。事后，他又大卖关子，宣布全国实行大赦，命令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服丧三年。当时元帝的嫡嗣至平帝已断绝，而宣帝的曾孙封王并健在的有5人，封为列侯的尚有48人。王莽见他们均已成人，难以驾驭，于是打出“兄弟不得相为后”的旗号，将他们统统排斥在外，却从玄孙辈中挑选了年仅2岁的广戚侯子婴为平帝的继承人，借口是这个孩子的“卜相最吉”。
就在这时，前辉光郡（当时京师辖地分为前辉光、后承烈二郡）郡守谢嚣上书，说武功（今属陕西）县长孟通挖浚水井时，挖出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面有一行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们赶快把此事上报给太后。不料太后听罢立刻表态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见势不妙，连忙劝谏道：“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太后一听这话，也意识到自己侄儿的羽翼已丰，想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听许”。在王舜等的催促下，太后降诏：“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为了自圆其说，又特别把武功县“白石”上的“为皇帝”解释为“摄行皇帝之事也”。这样，王莽便开始名正言顺地代表汉天子临朝听政，做了“假（代理）皇帝”——臣民则称之“摄皇帝”，并改年号为“居摄”，而把子婴立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第三部曲，即真，建立“新”朝
王莽做了假皇帝后，总感觉这个“假”字特别别扭，一心想要尽快当“真”皇帝。西汉后期盛行图谶、符命，王莽在当假皇帝前所做的武功县丹书白石，使他尝到了玩弄这类把戏的甜头，于是乎“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居摄三年（公元8年），又出现了几宗符瑞。一是广饶侯刘京所言齐郡新井。原来齐郡临淄县有个名叫辛当的昌兴亭长，一夜里几次做梦，梦见一个人向他说：“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果然发现亭中有口新井，深且百尺。二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报告的巴郡发现了石牛。三是太保属臧鸿奏报的扶风雍地（今陕西宝鸡境内）的石文。而且石牛、石文都被送到了长安，王莽、王舜等去看时，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待风停，石前竟有一幅铜符帛画，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王莽立即将此事上奏给太后，大讲所谓汉的“三七之厄”
，天命不可不畏。从此，这位摄皇帝便去掉了那个“摄”字，并改“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
。
当王莽为如何进一步去掉头上的“假”字煞费苦心的时候，正在长安游学的广汉郡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见有机可乘，便精心伪造了一个铜柜，内放两个书简：其一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表示是上帝的命令；另一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指汉高帝的名字，书谓高皇帝刘邦授意应该把帝位让给真命天子王莽，皇太后应该顺应天命转移国祚。图书上还写明八个在位大臣和哀章本人以及杜撰的王兴、王盛等11人的官爵，作为新的真命天子的辅佐。这位哀章尽管品行差劲好吹牛皮，但却极善于揣测王莽的心理。他听到“齐井、石牛事下”，遂于当天黄昏时候，身穿黄色衣服来至高庙，把所带的铜柜交给了那里的负责人。王莽闻讯如获至宝，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亲临高庙拜受这上天赐予的金匮策书。他以应天承命为名，逼使太后交出了传国玉玺，终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其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年号为始建国。然而，直到这时王莽仍不失其一贯的风度，他亲切地拉着被废的孺子婴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人意！”其表演情真意切，令在场的“百僚”“莫不感动”。
至此，王莽总算借投机家哀章一手炮制的上天符命，完成了他代汉的三部曲。
王莽登上新朝皇帝宝座后，面对长期以来积累而成的天下汹汹、民怨鼎沸的社会现状，为证明新朝政权是承天受命、顺应民心的合法政权，他本人是能解民于倒悬的真命天子，遂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托古改制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王莽决然从当时社会最为关注但又最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着手，宣布实行所谓的“王田”“私属”制。这是新莽改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全国田地均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作“王田”。
2．凡一家有8个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900亩。
3．原有田地超过规定亩数的，即一家男丁不够8人而田超过900亩者，将超过部分分给宗族或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
4．无田之家，应按有关规定从政府受田。
5．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
6．凡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他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大凡对汉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沦为奴隶，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一批官僚，曾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建议，以缓和社会矛盾，却未能实行。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可视为当年师丹建议的延伸和扩展。据著名秦汉史专家陈直教授考证，王莽的“王田”制曾部分实行过。然而，由于大地主和中小地主的联合抵制，此制无法进一步推广，并引起“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广泛反对。这是因为：首先，以土地买卖为杠杆的土地私有制，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运作的主旋律，至秦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也基本相适应，绝不是任何个人的一纸空文能够取消得了的。其次，农民既是土地私有制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们受土地买卖天公地道时代观念的束缚，从来也没有正式向土地私有制发起过挑战；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对土地的拥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制。第三，王莽推行土地改革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的土地税征收，以维系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从来也没有真正顾及农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仅无法扭转历史，反而空自招来地主们的不满与反抗，加之希望落空的农民的怨恨，也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两面夹攻的绝境。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当中郎区博进谏痛陈利害后，王莽不得不被迫宣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至此，王莽改制的重头戏“王田”“私属”制正式宣告破产。
除土地、奴婢方面的改革外，币制改革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为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便曾推行过币制改革。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错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钱”三种钱，与西汉原有的五铢钱一块儿在市场上流通。由于新发行的货币质量低劣，远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这种劣质钱兑取百姓手中的五铢钱，从中渔利，结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乱，而且造成了民众对新货币的不信任。人们拒绝使用新货币，王莽就用严刑酷法强制推行，以致出现令“民人涕泣于道”的情景。
新朝建立后，在以往货币改革所造成的严峻事实面前，王莽不但丝毫没有醒悟，反而突发奇想，硬是要给经济现象赋予一种想当然的政治内涵，企图通过改变币制，抹去汉朝刘氏天下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记。繁体“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构成，这与货币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在王莽的眼里，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认为，金、刀就是当时流通的五铢钱、大钱、契刀、错刀等货币的代称，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们，不就等于抹去了人们头脑中汉朝刘家的印记吗？于是乎在始建国元年、二年（公元9年、10年），王莽又进行两次币制改革，颁行“宝货五品”，把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种不同的币材；六名是六类货币的名称，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二十八品为28种货币的交换比值。如此混乱的币制，同时在市场上运作，连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该怎么折算。因此时过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龟、贝、布之类的货币，只准流行“小钱直（值）一”和“大泉五十”两种。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重申金、银、龟、贝币可用（价值有所增减），废除大小钱，以重五铢值一钱的货泉和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钱的货布两种并行。王莽多次的币制改革，使社会经济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有五均赊贷和“六筦”。王莽为了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采纳国师公刘歆的建议，于始建国二年（公元9年）下诏，声称根据《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的记载，以及《周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的原则，特推行这一改革措施。
五均为平抑物价，其主要内容是：
1．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都”，设五均官。具体做法是，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2．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3．工商各业，按其经营情况向市中申报，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按时向他们征税。
4．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中月”即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把所控制的物资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物价低于“市平”，则听任自由交易。人们如有卖不出的五谷布帛等物，司市可按法定价收买之。
赊贷即向民众贷款。其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借贷。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纪限三个月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收取1/10的年息或3％的月息。
六筦指由国家管理的六种经济事业，具体是：国家专卖盐、铁、酒，政府铸钱，官家管理山泽，再加五均赊贷。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用以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搞的五均赊贷及六筦，和当年汉武帝的举措存在某些相类似的地方。这种看起来确乎是造福于民众的措施，但由于其本身的空想性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失当——特别是用人不当，反而使其变为大商人、富豪掠夺财富的新手段，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人民大众。所以，当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公元22年），便不得不下令废除这些政策。
王莽在进行上述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官爵制度的变更。
从前文所述可知，王莽是学礼出身，所以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总企图给臣民以唐虞再世的新印象，于是煞费苦心地以《周礼》为蓝本，来改革典章制度。他在西汉典制的基础之上，根据“五德”、符命和杜撰出来的古史系统，采用一改变二增减的办法，即改变原西汉的大批官名和秩禄之号，同时增减许多官职，从而建立起新朝的官爵体系。
王莽初即位时，曾依照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辅臣11人，即“四辅”“三公”“四将”，合称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发展为所谓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为公、侯。还根据《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禄之号：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则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计10种。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长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周制对诸侯授茅土裂地分封。可事实上，他连分封的图册都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实际分封土地。于是被封的2000多人，只得暂住京城，每月每人给几千钱花销。在物价飞涨的长安，几千钱根本不敷用度，害得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新莽变易汉官制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增加新官职，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司命等官；地方则设州牧副、部监副等。其二是改易汉官名，如将中央官大司农改为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改中尉为军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称大尹，又名卒正或连卒，县令、长则改叫宰，等等。
王莽还对州郡县名称和区划，首都、宫殿以及城门名称，均做了较大的变动，如改长安为常安、长乐宫为常乐宫等。不仅如此，他对匈奴及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名称和官号、玺印也进行了更变，如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之类。这一轻率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招致双方兵戎相见。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换来的却是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纷乱如麻。这里，历史和王莽开了一个特大的玩笑，他“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王莽代汉，不管人们如何加以贬斥，其获得了成功，总归是事实。然而他的改制，不论人们如何为之辩解，其遭到彻底的失败，同样也是事实。历史是最无情的。它不会像自然科学试验那样，给你失败了再重来的机会。就在王莽改制的阵阵失败声中，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朝，也迅速走向灭亡。而奋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军，正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改制之苦最深重的农民大众。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就在王莽“复明六筦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试图把他的不成功的改制继续坚持下去之际，直接发端于农民阶级的反新莽武装斗争便拉开了帷幕。这之中，起事最早者为瓜田仪、吕母及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
有关瓜田仪的情况，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这里的“盗贼”，是统治者对造反民众的诬蔑之辞。西汉临淮郡，其地在今苏北洪泽湖一带，郡治徐县位于今江苏泗洪南。古代注家认为瓜田仪“姓瓜田，名仪”。从此人以“瓜田”为姓，不难推知其非上层人物。会稽郡包括今苏南、浙江及福建一带；据颜师古注：“长州，即枚乘所云长州之苑”。如果把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大体可以看出，瓜田仪这支农民义军自临淮起事后便向南发展，在会稽的长州之苑与新莽政权抗争。
吕母的文献记载，相对要多一些，不少地方还颇具故事情节。天凤元年（公元14年），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有一被称作吕母的人，她的儿子育任职县吏（或说为游徼），犯了小罪，结果被县宰杀掉。吕母十分怨恨县宰，于是秘密聚集宾客，一心谋划要为儿子报仇。吕母家一向较富有，“赀产数百万”。她大量酿造醇酒，购买刀剑衣服。凡青壮少年来买酒的，都赊账给他；对于那些看起来贫穷有困难的，立即借给衣裳，从来也不问多少。数年之后，吕母财用稍尽，那些领受过她的好处的少年纷纷还账给她。吕母满面泣泪说道：“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们认为吕母的意向非常伟壮，平常又都受过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许诺。其中宾客徐次子等勇士还自号“猛虎”。这样一下子就聚集了数百人，他们与吕母一块儿入海招合那些准备造反的人众，很快队伍便扩大至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率兵还攻海曲，破城后活捉了县宰。当时县中诸吏，纷纷叩头为县宰求情。吕母拒绝道：“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于是斩杀了县宰，并用其首级在自己儿子的坟墓上举行了祭祀典礼。事后，吕母带着她的人马，又回到了海中。
关于吕母这支人马的性质，史学界颇有争议。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像吕母这样一位“赀产数百万”的人，能否算作农民？而仅仅出于为子报仇之目的聚众造反，能否算作农民起义？诚然，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回答都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显然还不能只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进行简单的推断。这里，我们需要把历史行为放在该时代发展的长河中做全方位的辩证考察。一个人虽然出身有产阶级，但只要他的行为符合了他所在时代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并确有所贡献，他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成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和领袖。那种形而上的唯成分论，是不对的。历史上那些被称作革命的伟大事件，追溯其最早的起因，都是非常具体的，有些甚至是极其琐碎的，而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神圣。如果我们持这样的史观来看待吕母领导的造反活动，可能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了。实际上，吕母事件开启了今山东地区人民群众反对新莽统治斗争的先河。日后的赤眉农民起义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可视为吕母抗暴斗争的继续和扩展。对此，后文将进一步做出论述。
如果说以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农民起义性质，或多或少还需要加以辩证分析方可明了的话，那么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其农民起义的色彩则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据《后汉书·刘玄传》载，王莽末年，南方闹饥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泽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饥，人多性杂，不免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大家平理争讼，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举为首领，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起义队伍。于是原本准备造反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前来加盟。他们共同攻打四周的乡聚，平时藏身于绿林山中，数月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调集大军两万人进剿义军。王匡等率众迎战于云杜（今湖北京山），结果大破官兵，杀敌数千人，尽获其辎重，并进而攻克竟陵（今湖北天门）。接着义军转击云杜、安陆（今湖北云梦），多有收获，然后还入绿林山中。这时义军已增至五万余众，新莽地方政权对其已经无可奈何。与王匡等同时起义的还有南郡（郡治江陵，今属湖北）的张霸、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们各拥众万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义军（统治者认为是所谓“盗贼”），使者回来汇报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闻言大怒，立即把这位汇报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则顺着王莽的心思大讲“民骄黠当诛”，或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便非常高兴，立刻就给这些人升官。
综上可知，绿林军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饥民。他们栖身的绿林山，位于今湖北宜城东南，其被称为绿林军，系以山为名。王莽所遣“使者”转述的那段起义农民的话恰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是民众之所以造反的原因。
史载，就在前述吕母起义后不久，接着又发生了赤眉军起义
。其首领樊崇，字细君，也是琅邪郡人，最初起兵于家乡莒县（今属山东），有众百余人，后转入太山，自号三老。当时青州、徐州一带闹饥荒，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造反，大伙儿认为樊崇勇猛善战，都归附于他，一年的工夫义军就发展到万余人。樊崇同郡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逄安（字少子），东海郡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徐宣（字骄耭）、谢禄（字子奇），以及该郡的杨音，亦各自起兵，合计总兵力达数万人。他们也都归从了樊崇。义军进攻莒县，没有攻下，转而北至姑幕（今山东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汤侯田况进行了一场恶战，大获全胜，杀敌万余人。此后，义军便北入转战青州地区。其后义军还至太山，留屯南城。起初，樊崇等因为困穷而造反，并没有什么攻城徇地的计划。直至队伍发展壮大后，才制定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规矩。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前往镇压，樊崇等积极迎战。为了防止自己弟兄与莽兵混淆，义军“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双方交战的结果，赤眉军杀敌万余，大获全胜，直追击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廉丹战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义军十余万，回师包围了莒县，达数月之久。有人劝樊崇道：“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于是义军解围而去。这时吕母病死，其部众分别并入赤眉、青犊、铜马义军之中。此后赤眉军转战东海郡一带，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战斗中失利，死亡数千人。义军只好退去，经楚、沛、汝南、颍川等地，还入陈留郡，接着攻克鲁城（今山东曲阜），复转至濮阳（今河南濮阳南）。
赤眉军的领袖樊崇与吕母同为琅邪郡人。汉代琅邪在今山东东南沿海一带，郡治东武即今诸城。这里的民众反抗斗争，由于吕母已开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础。从赤眉军的组织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支军队依旧保持着农民朴素的本色。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们制定了虽然简单原始但却相当实用的纪律，而他们“皆朱其眉”以与敌人相区别的做法，应该说是农民阶级的一项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当吕母死后，其余众分头归入赤眉等义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吕母义军和其他义军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前文我们讲赤眉军是吕母抗暴斗争的继续和扩展，也正是基于这种史实。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广大农民群众，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之中，绿林军与赤眉军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两支武装力量。
其实，早在农民阶级起来反抗新莽政权之前，以反对王莽篡汉为号召的武装反莽斗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
公元6年，也就是王莽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谋划，认为：“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于是率众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却打响了武装反莽的第一枪。
翌年，东郡太守翟义利用都试兵马的机会
，发动了反王莽的武装起义。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传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的丑恶嘴脸，号召“共行天罚诛莽”。很快，反莽军拥众十余万人，声势颇为浩大。如果说刘崇率百余人攻宛，虽令王莽大吃一惊却是惊而无险的话，那么这次翟义的起事倒着实让王莽深感危机的严重了。他“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一方面急调大军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则仿照《尚书·大诰》作了一道策文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辅地区
听说翟义起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立即响应。一时间，东起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西至汧县（今陕西陇县），共有23个县的人几乎同时并起。赵、霍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及斄令”，聚众达十余万人。他们趁长安空虚，直逼京师，“火见未央宫前殿”。当时，长安城中风声鹤唳，一片混乱。
是年冬末，翟义军失败。转年春天，赵明与霍鸿也战败身亡。王莽眼看着度过了危机，颇为得意，除了对叛逆首领施行掘祖坟、诛种嗣、灭三族的严惩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参与起事的三辅吏民的尸体，分别堆放在濮阳、无盐、圉（今河南杞县南）、槐里、盩厔（今陕西周至东）五地的通衢大道旁，立木表，上书“反虏逆贼鳣鲵”六字，以威吓天下。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朝中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试图密谋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行为帝的事件。此事虽因计划不周，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但却表明人们并未被王莽的高压政策所吓倒。
王莽即位之后，武力反莽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当年的初夏，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在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刘快率众进攻即墨（今山东平度东），还很有些声势。这年冬天，真定的刘都等又密谋举兵反莽未遂。由于接二连三发生此类反叛的事件，结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极不稳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题发挥。如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类。始建国二年十一月，新莽立国将军孙建奏言中所陈述的两件事，更生动地反映了那时社会的真实情形。其一是转呈西域将但钦上报的一则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其二为孙建本人的亲身经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讲的一起边防军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师人冒充汉帝儿子的诈骗案，充分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十分高涨，而且反莽的活动已经蔓延得相当广泛。尽管它和之后的绿林、赤眉这类农民起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反对新莽这一点上，还是有其共同目标的。
这里应当看到的是，上述频繁的武装反莽斗争基本都是由刘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层人物发动的。像首举武装反莽义旗的刘崇，乃长沙定王的后裔，说起来与本书的主人公刘秀还是同宗呢！再如反莽声势、影响最大的翟义，系成帝朝名相翟方进的儿子。他们的反莽，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特别是刘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汉对他们的打击最为沉重，故而他们也就必然成为反莽的急先锋。当然，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刘氏宗族中亦不乏拥护王莽的，有人甚至还充当了王莽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像本章上一节所讲的改名为刘秀的刘歆，便是一个适例。本节前文所说的那位向王莽报告齐郡新井的广饶侯刘京，也同样堪称典型。还有兄弟俩一个为汉一个为莽的。前述之徐乡侯刘快，系胶东恭王子，其兄刘殷为汉胶东王，新朝称扶崇公。快起兵反莽后，便向殷所在的胶东国都即墨城进攻。殷则站在新莽的立场上，紧闭城门坚决抵抗，并“自系狱”以表白忠心。王莽对刘殷的做法，大加赞赏，夸他“知大命”，不仅没有加罪，相反倒给予重赏：“益其国满万户，地方百里”。这类的实例虽属个别，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社会构成的复杂性。
在上述社会大背景下生活着的具有刘汉皇族血统的刘秀，对于刘、王两姓的政治消长，具有特殊的兴趣；对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地要给予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前文已经说过，刘秀自长安返乡后，即避吏新野，并经常来往于新野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的生意。表面看起来，他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甚至当姐夫邓晨用话激他促其表态时，也只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过没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需要继续寻找一种合适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通的人以图谶来游说刘秀了。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家里世代经营工商业致富，为当地的著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即使在家里也和在官府一样丝毫不苟。他起初跟随刘歆，喜好天文历法谶记，后官拜新莽宗卿师。因为父亲这层关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县丞，以能干而著称。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纷纷造反。李通经常听父亲讲图谶时提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这句话，便把它牢牢记在了心中，希望有朝一日变为现实。由于家境富逸，雄居地方之首，所以他对于做那么一个小小的县丞并不感兴趣，于是就自求免职回到家乡。当时，由绿林农民军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
，正向四周扩展，南阳亦屡有骚动。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通的从弟、“素好事”的李轶提议说：“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李通听后，笑着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刚好这时刘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带，李通得知此讯后，立即让李轶去请刘秀。而刘秀也早就耳闻李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士君子，十分倾慕。照理说双方相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一件不愉快的往事的干扰，却使刘秀处于既想相见又不愿相见的尴尬境地。原来李通有个同母弟申徒臣（或曰同母兄公孙臣），会医术，也有点小名气。一次，刘秀的哥哥伯升去请他，不料他却百般刁难。前文曾经介绍过，伯升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将对方杀了。刘秀心里总惦记着这件事，担心李通伺机报复，所以便把前来相请的李轶拒之门外。谁知李轶这人还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请。无奈之下，刘秀只得勉强与之相见。李向刘转达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刘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会李通并相互交结的意愿。这样一来，双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沟通。不过刘秀的心里总感到不太踏实，于是便买了把刀藏在怀里，作为防备措施。
刘秀应邀如期来到李通家，李非常高兴，连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的手，不想刘藏在怀里的刀却露了出来。李见状即对刘说：“一何武也！”意谓多么好武呀！刘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苍卒时以备不虞耳！”“苍卒”即今“仓促”之意，即是说遇到突发事件以备不测。如此一个开场，反而把双方原有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彼此交谈之后，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乘势把“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讲了出来，言下之意是说，复兴的刘氏就当应验在你刘秀身上，而为辅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听之后，刘秀显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不敢把自己去比作谶文里的刘氏。当时李通的父亲李守在长安，刘秀遂用试探的口气问李通道：“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也就是问对于宗卿师应该怎么办。李通回答说：“已自有度矣。”这里的“度”，是“计度”的意思。紧接着李通把他的打算与安排，向刘秀做了详细介绍。刘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图，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约结，定谋议”。他们计划仿效当年翟义利用都试起兵反莽的做法，约定在立秋都试骑士那天，劫持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发动反莽的武装起义。确定计划后，刘秀与李轶立即动身回舂陵，在那里组织人马，“举兵以相应”；同时，李通派遣“从兄子”李季赶赴长安，将此计划向父亲李守汇报。就这样，又一场武装反莽的斗争，在紧鼓密锣地筹备着。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有疑问，以往刘秀对于反莽之事始终不露声色，甚至姐夫邓晨逼问他时也只是笑而不答，为什么与李通仅仅相见一面，便相互约结了起兵反莽这等冒杀头风险的大事？此中的奥秘究竟何在？诚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谶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是最不容忽视的。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有关“谶”的问题再做一些简单介绍——
所谓的“谶”，即预言。古人喜欢发表预言，也最肯信预言。据说有一种预言，是上帝传给人们的，便称作谶。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一次赵简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医扁鹊诊视后说：过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过来。苏醒之日，穆公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并藏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秦谶”。日后晋献公之乱、晋文公之霸，以及晋襄公败秦师于崤，归国后放纵淫乐，便应验了穆公所听到的这些话。现在主君的病与当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会好，那时他也必定会有话要讲。扁鹊说罢这话后两天半，赵简子果然醒了过来，他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动，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臣下把这些话记下并藏起来，当然就成为所谓的“赵谶”了。后来赵简子灭晋世卿范氏和中行氏，应验了梦中射死一熊一罴之事；他的儿子襄子灭代国，则应验了赐翟犬的梦兆。上述“帝”告诉给秦穆公和赵简子的变相隐语，就是谶。此外，还有一种和谶的含义差不多，但较晚出现的“纬”。原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大盛，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附会儒家经典，从而产生了许多解经的著作，便叫作纬。此类纬书和谶一样，都是变相的隐语，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人们一般把谶与纬连称作“谶纬”。由于谶纬一类的书籍，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故其名称亦多种多样，或曰“图书”，或曰“图谶”，或曰“谶记”，或曰“纬书”；又由于《尚书纬》中有数十种名为《中候》，故又称作“纬候”。
据前引《赵世家》，秦谶最早出现于秦穆公时。及秦代，谶一类的预言已经很常见了。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归来后，“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图书便是谶。前211年，有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经查考，那块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沉入江里的。此处的“今年祖龙死”，同样也是谶言。后来，人们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联系起来，把“祖龙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乡）相联系，以证明谶言的应验。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自然是不足为信的；那些披着神秘外衣出现的谶言，实际上正是各种反秦力量所发起的反抗活动。不过，时人普遍相信这种东西，所以它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也需要在鱼腹中塞进书有“陈胜王”的帛书，显示谶言效应，以树立陈胜在起义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西汉初，谶仍然流行。贾谊《鵩鸟赋》所云“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是其例证。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学阴阳五行化，构成系统的理论，为谶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武帝之后，随着西汉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较前又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昭帝时，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说这意味着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明之用。这部书，时人即称为“谶书”。特别是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遂使谶纬大肆泛滥。前文介绍王莽时所述的那些符命、瑞应，皆属谶纬一类的把戏。生活在如此大环境下的刘秀，自然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他笃信谶纬，而且还是真心实意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记得，前文说到刘秀等同蔡少公宴饮闲谈，少公提到“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而有人认为是指国师公刘秀（刘歆）后，刘秀当即反诘“何用知非仆邪”的细节。这表明蔡少公所讲的谶言确乎已经使刘秀动了心，不过两个刘秀并存的现实却使他不得不继续寻求精神力量，以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讲的谶文，正符合了刘秀的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这就是为什么刘秀与李通仅仅相见一面，便能够结约起兵反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图谶在此显示了其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