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人都对钱向而往之，但是对有钱人的态度恐怕就千差万别了，甚至多数是颇有微词的。讨厌有钱人的无非是两种：一是觉得有钱人“饱暖思淫欲”，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二是因妒生恨，并催生了“仇富”一词。

其实，孔子他老人家早就为大家指引了一个方向，《论语·述而》里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也就是说，如果发财致富可以追求得到的话，就是从事再低微的差事，我也干；如果追求不到，那我就做愿意做的事。

商业、商人的起始，还要从4000多年前说起。商部落里第七任首领王亥，用牛车把部落中过剩的物资，转运到其他部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商部落首创了这一对当时人来说稀奇新颖的行为（称其为首创似乎略显牵强，试想，原始部落时代，私人间以物易物必定早已存在，可是因为身份特殊，历史只重点记载了王亥），从此，人们便把从事买卖贸易的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作“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作“商业”。这便是“商人”“商业”“商品”三个名词的由来，王亥也被尊为“华商始祖”。

殷商时期，人们乐于从事商业活动。周兴之后，认为殷商之亡，是民众太过醉心商业，而荒废了关系国家根基的农业，开始逐渐轻视工商。

在儒家思想没有一统天下之前，“轻商主义”虽然已经存在，但是从商还不至于被整个社会视作“贱业”。春秋战国时期，从商人转而成为政治家的就有管仲和吕不韦。到了西汉，仅《史记·货殖列传》就罗列出了21位有名的大富豪。文景之治时，甚至把国家的货币制造权交给了商人邓通。可见那时候的商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是，对世家豪强的兴起深感不安的王权和对商人商业抱有偏见的儒家学派结合了。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西汉王朝迎来了第六代君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年仅17岁的刘彻一登基，就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儒家学说成了国家给国民定制的唯一“思想”。儒家觉得商人“重利轻义”，是最容易违背“仁义”准则的人。亚圣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对请教他的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下来，在《孟子·公孙丑下》里，孟子更直接把商人称为“贱丈夫”。《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也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

另外，当权者还觉得商人有了财力，如果再拥有社会地位，就会对王权产生潜在的威胁，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商人都不会受到当权者的欢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即官僚阶层中不允许有商人存在。

这些都大大助长了“轻商主义”。商人不仅在政治层面受到打击，在道德说教方面儒家也加了一把力，逐渐地，中国人养成了羞于言“利”、耻于谈“钱”的习惯，与之相连的商业也被波及，逐渐沦为“贱业”。“轻商主义”扎根在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甚至衍生出一个极端的思想：金钱总是和道德对立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了金钱必定会在道德层面上有所缺失。

在精英社会圈，国人的“精神教科书”更是摆明了姿态，亮出了态度。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商人做到宰相级官员的，从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吕不韦，到元朝的阿合马、镇海和桑哥，再到民国的宋子文和孔祥熙，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人，可见“轻商主义”传统之深。

在一般社会阶层，“轻商主义”亦是弥漫四溢。读不懂那些圣人典章的小民百姓，用另一种方式继承着对商贾的鄙视，一句“无商不奸”似乎是人人都能随口说出的熟语。只要是商人，统统贴上“坏人”的标签。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好汉”“好人”大多没商人的份儿；“坏人”“坏蛋”，如西门庆之流者，却大有人在。当然了，坏人大多时候还是“有钱人”，不是说人有了钱肯定就会做坏事，而是富人做坏事的能力更强一些，影响也更大，没有足够的金钱作支撑，就算想做坏事也是力有不逮。

自西汉之后，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出现几个像样的大商人，沈万三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有其时代因素。

跨烈马、扬弯刀的蒙古人，呼啸而来，践踏了大半个地球，衰弱的南宋自然是不堪一击。用柏杨的“酱缸理论”来比喻，蒙古人的到来，无疑是给中华大地这口淤沤僵臭的酱缸注入了一股清流。前面已经说过，商人为官做到宰相级别的不多，可是，只有不足百年历史的元朝就出现了三个。

蒙古人看重财富和土地，他们没有受到儒家那一套“道德规范”的束缚，中原人的“精神教科书”对他们完全失效，他们更像是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重视实际利益，做事大刀阔斧，充满冒险精神。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蛮干”，无法和汉家文化融为一体，不足百年，就被朱元璋为首的群雄驱赶，黯然离去。

尽管蒙古人没有像270多年后，另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清朝那样“国祚绵长”，但是，他们带来的社会变革还是巨大的。在蒙古人统治期间，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活动空间剧增。商人敢于做大，国家也默许商人做大。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疆域助长了国际贸易，很多商人不再把自己的足迹限制在中原地区，而是越洋跨国，大做海外贸易（沈万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元朝政府只做一件事：变本加厉地收纳赋税。在这之前，历朝历代都是打击“豪强”——须注意一点，不管哪个朝代都不反对商业，而是反对可能对朝廷的权威构成威胁的商人。蒙古人似乎不理会这一套，只要你不公然造反就可以，沈万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以发家致富的。

有关沈万三的记载，正史如《明史·高后马氏传》，多处提到沈万三，野史如《五杂俎》《蓬窗类记》《云蕉馆纪谈》《元明事类钞》《吴江县志》《周庄镇志》等，也都有记载。甚至连万历年间刊行的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也曾两次引用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金瓶梅》成书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托言北宋，实际上是写明隆庆、万历年间的社会世态，书里居然出现了以沈万三为喻的谚语，可见，那时候沈万三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社会名人，可称其为明朝的“马云”，是财富和有钱人的象征。后来演变成了“沈财神”“活财神”，甚至被当作了“金钱图腾”来崇拜，影响至今不衰，其家乡周庄也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相关的纪念活动。

不管沈万三的死亡时间是元末还是明初（明史学者顾诚主张，沈万三在元末就已经死亡），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人，而他一生的财富传奇是真实的，他创下的亿万财富是可信的，这就足够了。

沈万三的成功固然有时代因素，但是和他个人的努力肯定是分不开的，如果他不主动去追求财富，金钱是不会自己送上门来的，所以，大时代是一个原因，个人的出色表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沈万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他本人的性格特征，历史上少有记载，只知道他大方、豪迈，为人精明，巨富之后不仅做了很多慈善事业，似乎还喜好文事。他的儿子——沈达卿和明初的许多文人都有交情，如明成祖倚重的谋士姚广孝、明初翰林刘三吾等人，沈达卿本人也是地方上颇有名气的文人。

财富注定和权力有瓜葛，无论从哪个方面解释，想在那个时代拥有这么多金钱财富，没有政治层面的支持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他要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起码应该和管理地方的官员们有交往。

为了拥有一个发展空间，沈万三一直不遗余力地结交有政治背景的权贵，希望能在乱世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曾资助过张士诚、朱元璋，据《明史·高皇后传》记载：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筑都城之后，还觉得巴结得不够，更准备再出银子替天子犒劳军队，但是遭到了朱元璋的斥责，甚至差一点丢掉小命。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觊觎沈万三的财富，找了个借口，把他发配到了云南。不管怎么说，沈万三想结交、攀附政治势力，却是实情。

还有记载说他向朱元璋献上1500万两银子，用来建造廊房600多楹，给1000名军士提供甲马。

从这些点点滴滴的记载来看，沈万三善于交际，更善于结交有权有势的实力人物。试想，在等级森严、资讯又不发达的明初，一个富民能越过一层层官员，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最高统治者——朱元璋身上，能和皇帝“搭上线”，如若不是在官僚阶层中广结善缘，有一定的人脉做支撑，是很难做到的。不然一个商人，就算富甲天下，但在官场中没有一定的影响力，就算想巴结逢迎君王，也是见不到皇帝的，皇帝更见不到他。

沈万三不仅结交政治势力，他的后代还做了官。据《吴江县志》载：

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为户部员外郎。

没有送大米到燕京，没有交到权贵手中的金银，没有和政治势力结合，他的儿子能被“征用”吗？显然这是一笔权钱互易，名义上是“良民急公好义，朝廷适才录用”，其实就是权力和金钱的联姻。

再大的家业，再多的金银，都不堪大权在握之人的一根指头。沈家依靠政治权力发家，最后也因权力而家败人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举世震惊的“蓝玉谋反案”爆发，沈家牵涉其中，杀的杀，坐牢的坐牢，从此一蹶不振。从中可以看出，沈家当时对权力的介入已经很深了。王权之下，玩权力和金钱的游戏是要付出代价的。

通过本书，我想把这个从默默无闻的小民，到举世瞩目、留名后世的巨富，这些兴家、败家的故事摆出来。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状写出“中国式商人”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冰山一角，当然，这个很难。

沈万三这部书稿写了一部分之后，友人借去一观，疑惑地问我为何要把沈万三写得这么“世故”“圆滑”，这么略显“病态”地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我没有回答，其实心里想说的是：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想成为沈万三那样的国家级富豪，这些特点都是必备的。儒家文化熏陶出了精华，但是也跟着产生了糟粕，这就是糟粕的一面，我只是把它展现出来而已。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了《红楼梦》中那首发人深省的《聪明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

叹人世，终难定！

这首歌，勾勒出了多少富家大族的起起落落，沈万三和沈家“富二代”“富三代”兴业、息业的故事亦是如此。

叨叨赘言，以为书正，亦以为序。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午夜两点
李蒙 3k8Npb6wg6m7A20URbAEUfGdv0CbzX/gfnONTjhAv9jZ0samEihiB920wCX6C5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