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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构想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但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则是其产生巨大影响的真正来源。“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揭示了曾经的辉煌，也揭示了创造辉煌的规律，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战略的深远影响，人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得越来越清楚。
说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提出过全球性发展战略主张。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断和邓小平“东西是和平问题，南北是发展问题”的有关论述，都触及到问题的一些本质，但由于中国与世界所处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也由于中国在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也没有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地位，缺乏相应的条件提出更有针对性更具有发展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转型的条件下，“一带一路”构想应运而生，无疑具有以下三个开创性的现实战略特征。
这是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历史，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的合作战略展示。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其战略核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08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紧密关系，共同发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有效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
这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从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从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到格雷厄姆的“太空权论”，无一不在遏制与战争里兜圈子，程度或有不同，但他们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平等与争夺的深深的烙印，甚至使“战略”等同于谋取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的同义词。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在别国发展利益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一带一路”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中回归的真切，更加切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这也是在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关头，各种国际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深刻演变调整时期保持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当前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复杂化，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宗教、文化诸多领域，许多正常和不正常的因素相互纠结，相互影响，但在各种变化不定的因素里，经济依然是发展之舟的“压舱石”，而发展也是国家安全的“总钥匙”，是最终能够摆脱世界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各种矛盾的唯一选项。战争威胁与武力对抗，抗不出世界经济繁荣，只会让少数军事技术优势国家和其军工寡头得利。那么，走富国富民和平发展的丝绸之路好，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战略的最重要的分野，也是人们最终思考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是中国的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但并不意味着丝绸之路是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专利。它是彼时亚欧各国共同贸易的地缘发展财富，也是世界的现实和未来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共同地缘发展财富。李希霍芬在彼时发现了它，引起中国学人的注意与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升和“复活”它，也必然引起相关国家的认同。真理有时就是那么简单，咫尺天涯，可以熟视无睹，也可在深思熟虑中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