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特征

仅仅是不能忘记的文明发育的基因，依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丝路的可以再次复苏的可复制性，真正使它再次活力四射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是丝绸之路与生俱来的明显的历史特征。

一是丝路贸易的对称性。在古代历史上，无论是陆路贸易还是海上贸易，都是以亚洲主要是东亚与欧洲主要是南欧为起点与终点的，在汉代主要是长安和罗马，在隋唐则是长安和君士坦丁堡，在元代是大都与大不里士。这是一种地理的对称性。从最终辐射面和影响面来讲，则是当时的东方和西方即亚欧的地理对称。从直观上看，两端并没有从丝绸贸易的活动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贸易产生的超级利润几乎全被中间环节拿去，但并不能由此低估丝路贸易带来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推动效应。

在汉唐，长安城与罗马、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城市，这种繁华来自于各自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也与丝路贸易的频繁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罗马帝国商业传统和商业机制是相对成熟的，只是苦于找不到足以对冲的商品，只能拿出大量的黄金，不得不处于长期出超状态，以至国库空虚国力降低。但汉代特别是唐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丝绸商品交换的因素并没有引起对经济基础产生冲击性的变化，依旧以农业立国，手工业作为补充，依旧在农业和农民上交赋税及农民担负沉重的徭役基础上维持帝国的统治。假设盛唐一代认识并抓住丝路贸易的机遇，历史就会重写。因此，即使那时已经出现了以长安和以广州与东部城市为起点的陆上、海上丝路贸易，向西抵达地中海，向东抵朝鲜、日本，向南到东南亚、南亚转向阿拉伯世界和南欧，形成了事实上的贸易循环圈，但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大的冲击，也没发生有多少影响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内生因素，倒是出现了长安、扬州、凉州一线城市的畸形繁华，而这也是许多经济历史学者早已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的商业因素，却没有发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原因之一。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打开了通向外域的广阔天地，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文化流，并推动了古代经济产业的某种分化，促进了古代商业城市的发育，形成了中国西部和中亚、西亚的以绿洲经济为特征的一系列跨国贸易城镇和东部的贸易重镇。这些城市有的后来衰落了，有的依然是现今的商业重地，前者如已经消失了的楼兰、中亚的图兰与马雷和西亚的泰西封等，甚至还有中国的敦煌和古凉州武威，后者如中国的扬州、洛阳、西安、伊犁、喀什，中亚和西亚的撒马尔罕、赫拉特、伊斯法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和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以及罗马等。这是拜丝路所赐的亚欧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是早期丝路贸易发展奠定的重要城市化基石。

古长安的以丝绸交易为代表的陆上丝路贸易，既有规模，也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在唐代，有形市场分为东市和西市，东市相当于当时的内需市场，并以上层人士消费为主，西市却有外需市场的特征，设有六品长官管理的和七品级的“平准署”、“市署”，负责物价、度量、质量、交易时间和禁止非法交易方面的管理。长安和广州是陆海丝绸贸易的国际市场，瓷器和茶叶也先后在这里集散，西亚的香料、珠宝和中亚传来的原生农产品也在这里流转。据有关史料转引的唐人韦述的《西京记》记载，西市在隋代叫“利民市”，“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后来为避李世民讳，改称“金市”。朱温代唐，西市尽毁，到了元代，长安西市只剩“故市坡”的地名。唐代西市的遗址已被探掘并经考古确认，一些街道和桥梁、排水沟也在商业文化层里陆续发现。陕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建设古西市博物馆就地保护遗存的同时，开发了古丝路商业文化风貌的“大唐西市”，再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支撑丝绸之路贸易走向繁荣的枢纽市场。那时的丝绸品类众多，锦、绣、绫、绮、罗、绢、缣、缬、绸等，可以作为货币流通。丝绸作为等价物，一直影响到元明时代的商品交换活动。

从古代商业链发育的角度考查，中国虽然在输出具有超高附加值的丝绸产品中没有获得直接的巨大利益，甚至还做了“赔本买卖”，但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更加无法计算。养蚕、缫丝、织造丝绸、烧瓷、制茶和开发各种动植物香料的技术的西传以及后来四大发明之火种点亮西方文明，这种利益的相对不平衡，最终带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平衡。现在，当人们回顾这段横跨亚欧的丝绸贸易历史，无论是当时的西方还是东方，在最大限度满足贸易需求和推动物流和人文的交流中，其整合经济、传播科学技术的效应是人类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即以丝绸这个具体的产品和商品来讲，大约在唐代不久，已经传到小亚半岛，伊斯坦布尔，也即当时拜占庭东罗马首都东南200公里处，至今还有一座又名“丝绸城”的古城布尔萨，那里是中国古代丝绸西传的重要节点，也是小亚和欧洲最早引进技术生产丝绸的地方。

从商业经营人才的养成和跨国商业活动的形成去看，丝绸之路同样有功于世界。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商业人才，如汉代的卓文父女、巴寡妇清，商业活动与西南丝路有关，唐代的大贾窦乂、宋清，还有入籍长安由“兴贩”而家资巨富“比王侯”的粟特史姓大贾出现在长安，他们都是司马迁《史记》里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韩愈、温庭筠笔下的人物。古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郝里夏勃兹地区，粟特“昭武九姓”的经商者有不少融入中国姓氏。粟特商人群体和后来的阿拉伯商人群体是长期从事丝路中转贸易的一代商业奇才。

在丝绸之路的舞台上，中国扮演着商品“批发集散”和东方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是那时候的高档商品制造业大国，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处在技术的高端又处在贸易链的低端，几近于今天的“垂直分工”。因为中国商人并非直接交易者，从一开始就是付出大于收益，投入贡献大于回报，而贸易历史的这种“不对称”或者说“双峰驼型”的曲线收益，是陆路贸易历史形成的一幕。

海上丝路具有一些不同的历史特征。在中国汉唐和宋元前后时，虽然有直接贸易，但更多的是经由西南丝路由印度商人中转，出现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厄里特利亚贸易，但在明清以来的“马尼拉—盖普贸易”中，中国的福建商人进入直接贸易环节，用丝绸、瓷器交换白银。表面上看，白银出超，但他们用来交换的白银是从新大陆廉价得来的，因此从成本上讲还是总体平衡。但在海上列强殖民时代，掠夺性的贸易与征服性的战争如影随形，形成了一些西方贸易大国在近代出现的贸易扭曲和思维惯性。比如他们把“鸦片战争”称为“白银战争”，认为是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白银入超引起的。其实，在银本位出现之前，丝绸也曾经是一种“硬通货”，其间的“入超”“出超”有谁去计算过，白银成了“硬通货”，除了用它来计算交换价值，难道还有用毒品为单位进行计算的道理？

殖民经济的终结，迎来了平等互利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平等贸易开始成为一种可能。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平等贸易、互利互补是新丝路贸易的基本取向，对称贸易成为丝路贸易的新特征，双边与多边的稳定的长期经济合作以及丝路国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比较利益中的综合平衡赋予其广泛丰富的内涵，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具有了更大的可持续性。

二是丝路贸易的历史包容性。丝路贸易是和平竞争的贸易，也是相互包容的贸易。和平竞争是由商业发展规律决定的，包容则是文化发展规律决定的。开放就是具有包容性和非排他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分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都有经济的互补性，都有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广泛机会，都能一视同仁地贸易往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不强加于人。融合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和自由贸易的双边与多边协定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去横加干涉和另设条件，让流动的生产要素长入各合作共建地区经济，为其带来发展的福祉。不论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异同，都应当开展合作，均衡则是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下的发展机会均等。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贸易不论是陆路的还是海路，都有这样包容、融合、化解与相对均衡的和平的特质，这种传统还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由于“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视野兼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关系，这应当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条件下的一个全球视野的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对于这个全球视野的经济合作发展战略，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在习近平提出构想不久，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并称之为“中国的首个全球战略”。而这是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适应的。由于这个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构想所具有的和平特质和平等互利的特征的对象的普遍性，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世界首个具有和平贸易完全色彩的全球战略。

就中国来讲，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认同。从历史上讲，中国的隋唐时代，是一个很国际化的时代，连皇族多少都有些胡人的血缘，彼时的长安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都市，胡人的数量约有十万计，东西方的各种宗教安然相处，经商贸易也很便利，文化艺术的发展在跨国交流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丝绸之路带来的繁荣已经刻入了历史记忆之中。这种连通中亚、南亚和西亚，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陆海文明交流，虽然并未被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及时总结出来，也没有上升到后来地缘经济规律的高度，但规律却是永在的。当规律再次被揭示，也就会成为基本国策，得到迅速的认同。丝绸之路是一个跨国跨洋存在，它不仅是中国地缘商业财富和地缘科技文化交流财富，也是当时世界的地缘商业财富和科技文化交流财富。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对这个文明交流之路做出了各自巨大的贡献。因此，丝绸只是它的一个美丽的符号，它属于文明，属于世界，对它的认同感也会来自世界。

在古代丝路贸易中，确有时而畅通时而相对闭锁的历史现象，但不能作为丝路贸易不稳定和难以持续的一种解读。2000年来，丝路贸易在总体上一直是贯通的，所不同的是，影响力程度大小不同，贸易规模和具体走向与具体路径有不同。在汉代，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南道和天山南道，然后才出现了天山北道。在唐代甚至元代，大南道没有废弃，马可·波罗进入中国走的就是大南道。贸易路线后来主要转向了天山南道与北道。与此同时，在中华多民族的历史视角里，西南丝路和北方草原丝路也同时存在。这不仅是应了“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句大实话，也说明“通罗马”的大路原本就有多条，在多种因素下，哪条路径出现了不便利，必然有另一条路径取而代之，丝路贸易依然一派兴旺。此其一。其二，陆上丝路贸易真正出现危机，是在18世纪西方列强大规模推动跨洋贸易之际。在那之前，欧洲商团也还进行过对近东的“黎凡特贸易”，希望从西打通向东的“贸易”路线，但由于大规模航海贸易带来的便利和与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纷争，也就打消了贸易陆路东进的念头。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亚欧腹地的征服，转而用探险、考古等文化手段与外交上的分化拉拢实现其目的。“世界岛”、“新月形地带”理论和后来的“边缘地带”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陆上丝路贸易的相对衰落是与海上殖民贸易的东来同时发生的，与陆上丝路贸易内部结构变化关联不大。

或许，一些西方史学家怀着很深的疑虑在审视着丝绸之路的另一面，即历史上中东、西亚包括地中海地区和中亚地区，发生过多次战争，甚至被视为所谓“黄祸”的源头和“黄祸”的中心舞台，被视为“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方向。在他们眼里，要说中亚、西亚曾经是和平的，还有什么地区比这里更不宁静？

诚然，这里是历史上多个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迁徙的大通道，因此也是历史上冲突较多的地区。中亚的亚洲十字路口的位势，决定了南北东西的不同的迁徙方向与碰撞，因此也兴起过许多匆匆而过的帝国与王朝。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的东进再到阿拉伯大食的东扩；从雅利安人的西进南迁和塞人或斯基泰人部族、古月氏部族在中亚地区的迂回以及贵霜王朝的开疆扩土，还有短暂的帖木儿帝国的称雄，从匈奴、突厥西迁与辽的耶律大石的西走，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大军横扫亚欧、奥斯曼帝国与中欧诸国的纷争，无不显示了这样一种历史状态。

但是，每一次战争的起因各不相同，多数战争与争夺丝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与中国的关联度更不高。成吉思汗的西征，直接的导火线是派向当时里海东岸的花剌子模国的庞大贸易“代表团”成员全部被杀，虽然这个借口与后来西方列强从海上先后进入新大陆与亚洲地区的理由没有什么两样，其中的残酷杀戮也为后人所诟病，但成吉思汗西征之后，客观上彻底打通了丝路特别是草原丝路贸易，其情其景又是马可·波罗这样的跨国商人与旅行家所见到的。

一般地讲，彼时的游牧民族和部族因为经济形态的单一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转变为商业民族的概率很大。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古代地中海的城邦经济，他们同样需要在经济互补中求得生存权与发展权。当贸易受阻或不足，劫掠与战争的概率便会增大。中国则不然，中国在史前已经开始跨入农耕的门槛，当它与更多更大的部落联盟国家相遇时，已经是成熟的农业国家。自给自足是它的基本经济特征，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眼里，只有能够耕种的土地才是财富，因此也就出现了以防卫为主的惯性策略，这也可以解释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版图大而汉族控制政权时版图相对小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许多朝代都要修长城。把长城看作是护卫农耕家园核心区的内墙，至于外墙，也只能用塞障、用烽火台形成的边防连接线去标识。这也是过去一些望长城而生义的“学者”难以理解的。他们忘了，在他们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之初更加是城堡如林的呀。

重于自卫也长于自卫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这也是勇于维护主权也永远爱和平的国家的必然的行为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丝绸战争、瓷器战争和茶叶战争，更不会为了销售鸦片抵冲由茶叶贸易带来出超而去发动侵略战争。在唐代，倒是有一次应羁麋州之请而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唐将高仙芝败于刚刚兴起的大食军队，其结果又有些戏剧性，即被俘的部分军士会打井会造纸，这些“高技术”便从此传入撒马尔罕，传向巴格达，他们用当地盛产的亚麻和桑科植物纤维造出中亚和西亚的第一批纸张。之后又传入欧洲。据学者考证，纸张的西传，影响到绘画艺术发展，使16世纪伊朗萨非王朝细密画风格艺术进入鼎盛，并为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欧洲国家历经的文艺复兴准备了信息文化传播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兴起并开始进入扩张期，揭开了海上丝路替代陆上丝路贸易的新的一幕。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总体发生历史逆向变化的真正原因。

时移事易，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已成了主权国家，发展成为各国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新条件下，重走丝路，重新联手，双向互动地建设新丝路和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丝路上有没有竞争？自然会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很正常。把竞争看作是一种斗争，如果不是弄错概念，便是有些难言之隐。

丝路贸易是和平的，也是多元主导的，恰如邻里街坊门前的大路，共同拥有，共同行走，是共同的固定资产。丝路开放也是互动中的开放，在历史的丝绸之路上，从未排斥过谁，也没有偏重谁，一切在自由交换的贸易中发生。新丝路一如往昔，一切都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引力场中发生。因为丝路是开放的包容的，不同体制和治理模式的经济体都可以进行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无论是欧盟国家、东盟国家、海合会国家，还是北美经济区国家或者新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成员。

“一带一路”构想是高度兼容的，足以也应当容得下各种共同市场、各个经济圈。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上提出了丝路精神。什么是丝路精神？那就是和平协商的精神，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精神，包容与互鉴的精神，自由贸易的精神，互惠互利的精神，贸易投资便利深度合作的精神。这种包容是丝路贸易的灵魂，也体现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商业运行规律的内涵：一切文明传统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一切国家都有基于自身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一切经济合作都要遵循平等交换的商业规律和市场规律，一切正常商业活动都来自包容与和平。

三是包容性与开放性。丝绸之路的交易者、参与者、商品运输者、从事转手贸易和长途贩运者，甚至为丝路贸易服务的各种行业，应有尽有。上文提到的长安西市是一个缩影，凡交易者必入市，居然有一百二十行之说，“行头”、“牙子”、“估客”、“居停主人”、“肆长”这样的贸易服务业大量出现，带来形态多元的经济业态，“质库”、“金店”、“柜房”乃至类似后代票据的“飞钱”的金融服务大量出现，类似货栈的“邸店”、“波斯店”、“波斯邸”也大量出现。西市还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和时尚娱乐中心，生活娱乐设施俱全，因此也是彼时的商贾与文人游玩的去处。李白的《少年行》中“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直接反映了这样的商业化社会生活。西市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居民结构多元特征，“胡商”云集。在唐太宗时期，东突厥内附迁入长安，一次安置突厥人口近万家，占到长安万年县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新移民已经融入长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历安史之乱也“安居不欲归”。居民来源多元带来宗教信仰多元，除佛道之外，景教和摩尼教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在广州常住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口约20万人，主要从事商业贸易。这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参与丝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古代部族甚多，几乎囊括了大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以及地中海周边的国家，构成全方位“跨国贸易”的主流，是彼时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更重要的是，丝路贸易从来没有贸易之外的前置条件，不问人种与族别，不问宗教信仰，不问治理体制，不问文明发展的源头与特征。这样的贸易开放必然带来海陆运输的繁荣，带来围绕商品交换出现的交通、流通和多种商品生产的巨大进步，带来一次次古代的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原动力。

四是新丝路的通透性。新丝路具有明显的通透性。习近平“一带一路”发展构想来自于对古丝路贸易的历史思考，也跳出古丝路海上、陆上各不相属的考察局限和思维格局，把历史记录中曾被视为彼此消长的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联系在一起，整合在一起，着眼于海洋和陆地广阔的空间和地缘联系，形成了丝路贸易前所未有的通透性。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透彻地点出经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所在和丝路经济海陆兼通的思维愿景。事实上，拨开历史地理的迷雾，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原本是曲折相通的，正像陆上丝路通过地中海辐射到欧洲大陆，海上丝路也通过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厄立特里亚海贸易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但人们认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仅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付出了哥伦布至死把新大陆当成中国和印度，麦哲伦环球航海在菲律宾死于非命的代价。

新丝路的通透性还在于将贸易与投资、经济合作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连接在一起，产生更大的发展联动效应，更大的经济影响半径，这样一个惠及世界惠及长远的发展构想，高度契合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追求，高度契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必然引出广泛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推动各国经济向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方向良性发展。

“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在于，与多极化经济世界建立全方位经济关系，具有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地缘和经济合作关系紧密的国家共享发展成果，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也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时与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建立新的经济平衡，走上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nCj0utTnjGXa/iovdnswUGAWmueMIqz/T0xLN1y0xNS1PyTIzvFciMhVJoJAbo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