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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构想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除了构想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本特质与内涵，也是因为这个构想来自人们内心深处对文明进化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成为历史基因，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就会破土而生。
人类文明特别是四大文明发源地出现在六七千年前，但古代文明发源大多时候是点状的相对闭锁的，而且主要体现在农耕文明发生之后。真正开始发生规模交换，乃是近两千年前的事，而且都是从资源相对贫乏的文明边缘区开始的。伴生于农业的手工业为规模交换创造了等价交换的条件，商业流通和产品的稀缺性也提升了其附加值。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探寻交换贸易之路。在中国，规模贸易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但不意味着东西方贸易在此前没有发生。中国商代君王的先祖王亥就是一个从中国北方草原往来贩牛的大商人，春秋时代救郑的商高大约也是商人的贩牛一族，中国人对交换者的称呼十有八九也自然来自最初的商部落。他们的地位并不比现在的大汽车品牌业主低多少。商汤代夏绝非偶然，是有其经济基础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类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和富可敌国的陶朱公，从商者成功者不绝于书，但他们当时经商的半径有多大，是无可考的。贩牛而非贩马，方向是北方草原，但中国玉文化的更早出现，也指出了西向的贸易交换的路径。大约在子贡之后不久，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出生在小亚半岛的哈利卡纳苏斯这个小古城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也以商人身份游历了埃及、巴比伦尼亚、波斯和中亚的斯基泰人地区，并在《历史》一书中记录了东至印度河西至摩洛哥地区的古代景象。记录涉及阿尔泰山的黄金生产交易者，从其所处的位置和特征来看，颇类中国《山海经》中所讲的“一目国人”。“一目国人”并非一只眼，或者如一些学者推测是为了射箭瞄得准，必须弄瞎一只眼，从遗存的岩画看，更可能是神灵图腾。这也如同另一部同样可疑的非信史古文稿《穆天子传》所记的西王母，“披发戴胜”形状如虎，同样有图腾的意味。但即使这是一个神话与伪托，也记录了魏汲塚发现以前人们对西域的认知信息。至少那时已有玉石交换，而早已被考古发现的安阳妇好墓里的和田玉器，说明这种交换发生的时间更早。不论怎么讲，希罗多德还是权威的。他的记录要比第一份世界地图（即“埃拉托色尼”世界图）早200年。至于15世纪前被西方航海家认可的“托勒密地图”就更晚一些。因为托勒密是公元前168至前83年的人，他比张骞晚生4年，也晚死31年。可惜他们无缘谋面，否则“托勒密地图”就是另一个模样，而且陆上丝路也会在地图里约略标出，而后来的西方探险家们也不至于大费周章地去寻找“丝国”与印度。中国的史书明确记载，张骞曾派他的副使到地中海东岸，但当地人大概出于对丝绸贸易垄断的原因，诡称向西无人，副使也就无功而返。若非此，张骞当时直接可通的不只是西域而是地中海与希腊、罗马了。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吊诡。
从航海贸易上讲，从西方的视角，航海贸易的区域发展顺序是，从地中海贸易到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印度人互动的厄立特里亚海即印度洋贸易，然后才是西欧人前仆后继的大航海。大航海的最终结果，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发现太平洋。麦哲伦虽然死于与菲律宾土人的冲突中，但也开创了后来的“马尼拉—盖普贸易”。所谓“马尼拉—盖普贸易”，其实是中国商人与欧洲商人以马尼拉为第三地转口贸易的古代贸易方式，中国的福建商人运来丝绸、瓷器和漆器，葡萄牙与西班牙商人运来从新大陆掠来的廉价白银，在“马尼拉—盖普贸易”中参与交换的商品还有东南亚的香料与象牙。因为中国贸易规模有影响，被称为“盖普帆船”的两千吨的大船也被称为“中国船”。为什么福建人下南洋那么多那么早，其因盖出于此。接下来的事无须多讲，那就是红了眼的列强依仗着蒸汽机造成的商船与战舰，取代“盖普帆船”，打开中国的海门，开始了半殖民贸易活动。
西方贸易最早发生在地中海是必然之事，罗马城里的100万人口要仰仗埃及的近半粮食补给，贸易已经成为地中海国家的生命线。但地中海相对封闭，一年中有三个月无风的气候条件，也决定了航海技术的简单化。即便是在西罗马时代，罗马人对于丝绸也趋之若鹜，形成消费时尚，但都是从转手贸易中得到的。埃及“艳后”据记载也是中国丝绸的“拥趸”，主要是亚历山大港丝绸贸易所致。陆上丝路贸易，转手的粟特商人一般会保密其来源，以确保他的自然垄断性。海上的厄立特里亚贸易也即印度洋贸易，这在“托勒密地图”里已有反映。在希腊语里，厄立特里亚是“红”的意思，是红海的亚丁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及印度洋沿岸的泛称。由于从海上通向东方的贸易之路受“普罗喜斯信风”影响，一般的地中海单层船底的帆船是承受不了的，因此对希腊、罗马水手来讲，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既有普罗喜斯人发现印度洋的信风规律，也就有不畏艰难的阿拉伯商船来往于红海和印度南部，因此印度商人是中国丝绸的又一个大的转手贸易商，这让西方世界隐约知道东方还有一个遥远的“丝国”。今天回顾丝路历史，不仅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西域贸易大规模开通时，西南丝路已经开通，同时也得出另一个推断，在两千年前，“一带一路”已经有了历史的初型。
张骞出使在大夏发现蜀邛杖，想必也见到了丝绸，他判断印度东部还有一条通向印度的陆上贸易之路，是因为商品的原产地在中国四川，而四川也是中国丝绸的中心产区之一。因此，西南丝路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印度商人也是丝路贸易的更早参与者，中国循西南丝路甚至通过雪域高原向南辗转输出丝绸，并非推测。对丝绸服装的喜爱，不仅在处于草原丝路的蒙古民族中至今保留，雪域高原的藏族同胞也如此，这同样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信息。
从地中海贸易到厄立特里亚贸易，海上丝路贸易进入发展高峰，是与彼时修建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城市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有关的，亚历山大在占据埃及的同时，也开始在红海的亚丁湾设立海港，最盛时每年有120艘商船往来于“厄立特里亚海”。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中期，亚历山大大帝的陆上远征到达印度河上游，客观上造成了亚洲西南的“希腊化”，但最终没有打通一直向东的道路。一直到西罗马时代，这项历史使命才由中国的汉武大帝完成。汉武帝不仅推动了亚欧的陆路贸易，同时推进了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这就是《汉书》记载的公元前111年到前87年，汉朝派遣“黄门近侍”的海上贸易活动，主要沿着印支半岛进行。在罗马的古地图文献里，东部有“赛利卡”即丝绸之国，南部是“锡纳亚”，而“锡纳亚”是古印度给出的地理信息，因为印度人将秦发音为“锡纳”，这是关于“支那”称呼的一种更靠谱的解释。及至中国的隋唐，阿拔斯帝国兴起，不仅再次复苏了以阿拉伯商人为主导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并直接扩大到中国的广州。在中亚方向的陆地丝路上，阿拉伯商人也渐次替代了粟特商人。那时的阿拔斯帝国的首邑巴格达已是拥有150万人口的国际商业城市。要说贸易城市的规模对等，在中国的汉代，长安对应罗马与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在隋唐，对应的则是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阿抜斯王朝的邮政长官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有一本《道里邦国志》，记录了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道路网与930个驿站，还有从波斯湾巴士拉到广州的航线，还提到了“坎茨”（即中国的扬州）和东北亚的新罗与“瓦库瓦库”（即日本）。以阿拉伯商人为主导的海上贸易景象，可以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得到文艺作品的印证。而其书讲述的水手辛巴·达则实有原型，是一位阿曼水手，曾经驾着单桅船，历时两年到达广州。这个时期也是大批阿拉伯人移居中国的时期。
如果说，汉代是中国古代“一带一路”海陆贸易的第一个高峰，唐代是第二个高峰，元代的起于大都经由运河始发泉州的海陆贸易是第三个高峰，明代的郑和航海则达到第四个划时代高峰。郑和的旗舰宝船载重数千吨，船队有200余艘，成员有2.7万余人，其中包括阿拉伯海员。船舶性能规格远胜阿拉伯商船。郑和航海前三次远航在印度洋的卡列会特港，第四次到达霍尔木兹。在元代，中国的航海对世界航海技术有决定性影响。阿拉伯传统的横帆与中国三角帆结合，单桅杆变为三桅，中国火药的西传也提高了航海安全系数。即便在明末清初，中国也没有失去应当持续保有的海陆贸易主导权。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伴随着中国也伴随着亚欧的发展历史，从古代走到了今天，在心底里一直没有被人们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