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侵吞满蒙，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这是日本田中内阁1928年制定的“大陆政策”。关东军是实施日本这项基本国策的急先锋。关东军中的少壮军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疯狂鼓动武装侵占东北，并于1931年6月秘密制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柳条湖铁路爆破计划”。
九一八前大批东北军的精锐部队接连入关，严重削弱了东北地区的防卫力量，这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1930年9月，张学良为助蒋平定阎、冯，派10个旅的精锐部队入关。1931年7月，拥兵6万的石友三在冀南邢台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挥师北进，企图先占领平津，再夺取东北，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为平定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又从东北抽调4个旅进关参战。九一八前，东北军入关部队已达20万人左右，且都是精锐之师；留在关外的10万左右东北军，大多是装备较差的省防军。
张学良1931年5月从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后回到北平，因患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有关东北的军政事务，他委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代为处理。这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事变的蛛丝马迹已日益显露。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7月11日复张电中说：日本阴险狡猾，但现在不是我们抗日之时，劝张“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自幼即痛恨日本侵略，后又结下杀父之仇，誓与日本不共戴天。但他当时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仅靠东北军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败。他1928年“易帜”，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他很容易接受并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形势吃紧后，王以哲等部分东北军官员建议从华北抽调部分东北军充实东北防务，张学良不予采纳。日本在东北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先后发生“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引起国人极大愤慨。蒋害怕群众掀起反日浪潮，7月23日发表告国人文告，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
9月初，荣臻、臧式毅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的危急形势，张除将情况转报南京外，嘱咐来人说：东北的大事请张作相、臧式毅、荣臻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9月6日，张学良致电荣臻，指出：对日外交“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作相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张学良向他发出特急电报说：“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因为事先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同时也因为他对日本的判断有误，正如后来他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向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反复解释的那样：“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的判断是日本的军人实在是无能，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假如他们真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设我是日本人，我决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对日本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
张学良在向历史学家做口述历史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九一八时“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日本从来它也不敢这么样的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敢？！那么，我也判断：这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样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迷信什么‘九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这些玩意儿，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么站脚？”
张学良的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他的部属。尽管当时东北形势已危急万分，可是东北当局丝毫没做应变准备。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其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为其父祝寿，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驻沈阳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内，两个团长也回了家。枪响后，团长王铁汉才匆忙赶回北大营。由于事先毫无准备，部队指挥失灵，在遭受较大伤亡后，被迫退出北大营。当晚，沈阳即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一个戏院里陪英国公使看京剧，当他得知荣臻来电话报告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急忙赶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荣向他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并说根据南京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没有抵抗。
张学良连夜在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开会。张对大家说：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我们应速报中央，听候处理。如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义不容辞。张不想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殃及全国。
第二天，张学良在北平先后召开东北外交委员会会议和部分学者、名流、政客和部属参加的座谈会。他在这两个会上都强调要听命中央，依赖国联。23日，张派万福麟、鲍文樾专程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去九江，督促对江西的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9月21日赶回南京，召集党政军各界要员商讨对策，强调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主张把日本的入侵提交国联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处理。他在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告诫民众要“严守纪律，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22日，蒋介石对南京参加抗日游行请愿的学生们也发表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讲话。蒋在接见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鲍文樾时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不过1万多人，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10余万人。仅就沈阳而言，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军几倍，占绝对优势。但在不抵抗命令束缚下，东北军不抵抗，日军的突然袭击得手，在一两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丹东）、营口、本溪等地。不到一个星期，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方相继陷落。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和担心引起国际干涉，特别是害怕黑龙江对岸的苏联干涉，才没有立即向黑龙江发起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请其制止日本的侵略。国联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东北并撤兵，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1月，英、美、法等国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撤入山海关，日军停止进攻辽西地区。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和向东北增派军队，假称同意英美等国建议，由其驻华代办矢野出面与张学良交涉。张学良、蒋介石为换取日本停止进攻锦州，决定接受英、美的建议，将驻锦州的东北军三个旅调往关内，锦州及大凌河右岸由公安骑兵总队维持治安。可是，日本接受锦州中立区的建议只是个缓兵计，当大批东北军从辽西撤往关内后，日本便将4万多部队部署在沈阳及其以西地区，准备进攻锦州。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向西进犯。此时，在辽西地区还集结着4万多东北军正规部队和公安部队，有人主张要拼死抵抗一下，可张学良仍不主张打。结果，1月3日锦州失守，日军1月10日前即进到山海关外。2月6日，哈尔滨宣告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被日军占领。
东三省的沦陷，主要责任无疑应由制定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来负；但守土有责、忠实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而招致领土丧失的张学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国人讥称他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仅导致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任人宰割蹂躏的亡国奴，也使他自食苦果。如果说，袓宗庐舍的被毁和万贯家财的流失还是小事的话，那么，10万守军溃散，东北空军彻底毁灭，流落到关内的26万东北军须依靠南京接济和施舍来过活，赖以雄踞一方的地盘丧失，由此而带来的声誉降低和政治地位的下降，这对张学良来说不能不是致命打击。实力的削弱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成为他人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