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延安会谈

李克农3月初与张学良第二次洛川会谈后，根据中共中央电报指示，于3月7日离开洛川，经延长、清涧的河口渡过黄河，径赴晋西，16日到达石楼。当天，李克农向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了解到张学良、王以哲的政治态度后，认为他们的抗日要求是真诚的，决定接受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当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王赠送的作战地图和书籍表示感谢。张、周会谈原拟于3月底举行，后因张患咽喉炎，延至4月8日举行。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再次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定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的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还对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从1935年末到1936年上半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他毅然摒弃了随蒋“剿共”道路，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促使张学良政治生涯“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张后来自己在回顾这段思想上和政治上转折的历程和原因时说：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忆记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2）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3）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4）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5）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6）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〇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军走上“死路”一条。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份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不见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张学良在台湾写这个回忆录是应蒋介石要求，为蒋写《苏俄在中国》做参考用的。当时张还身陷囹囫，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尽其所言，如指引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最重要人物杜重远，文中只字未提；但是，这几段文字基本上反映出他思想上、政治上转变的轨迹。如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倾轧、纷争，促使张学良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丢掉了幻想；陕北“剿共”的失利、损兵折将，使张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轻视，对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产生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及对东北军的争取，使他找到了抗日复土的真正朋友；东北军内部强烈的抗日情绪，不能不促使他走上放弃内战、联共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开始转向的情况下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的。

周恩来一行4月7日离开瓦窑堡，8日晚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由于当时天下大雨雪，所带电台与东北军电台联系不上。9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几个随从参谋、副官自洛川飞抵延安。下午6时，张派人到川口接周恩来、李克农等入城。会谈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举行，从9日晚8时开始，到10日清晨才结束。会谈开始，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四人参加。后来，张学良对周恩来说：上海来了一位名叫刘鼎的共产党代表，可以来参加吗？当时周恩来还不知道刘鼎就是阙尊民，说可以来参加。于是，刘鼎被临时通知来参加会谈。

由于双方都有抗日愿望，会谈一开始气氛就很融洽。周一见张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的。”周不解地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把他接受张伯苓劝告戒掉烟毒而拜张为师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对周说：“我和你是同师。”

由于张学良对会谈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会谈没有留下记录。我们今天探讨会谈的内容，没有原始记录可查，只能依据会谈后形成的文件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在50年代写的有关回忆材料说：

某夜，在延安天主教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谈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销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样。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抗日胜利后，共产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待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张学良写这个回忆资料时，手头没有任何原始材料可资参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具体细节不准确是难免的。然其基本精神是合作抗日，则确凿无疑。

延安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偕李克农、刘鼎离开延安返回苏区，行至川口遇雨受阻，为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会谈情况，遂将会谈情况分两次电告中共中央。依据周恩来的这两个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延安会谈的主要内容有五项：

第一，关于“停战合作，一致抗日”总方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张学良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对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他表示同意，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这样，双方合作抗日的方针和途径，张学良很爽快地就肯定下来，这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周原来设想在施政纲领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论，因此准备了几种方案，结果都没有用上。

关于红军出兵华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问题，张学良没有异议，但他不赞成出兵山西。此前，他曾就这个问题向李克农、刘鼎提出过，李、刘的解释没有说服他。现在张对周说，他和晋军打过仗，晋军防御力量很强。红军入山西，阎锡山能与部下结成一体，坚持苦战，甚至还会促使阎锡山和蒋介石联合起来，红军孤军作战，恐难立足。当时的情况是，红军东征初入山西，进展比较顺利。为避免中央军进入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人与阎锡山联系，并通过释放被俘的晋军军官给阎带信，表示红军将撤退，要中央军撤出山西。因此，周恩来肯定地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所以要兵出华北，不仅是为了我们抗日，还要带动群众一起抗日，这样才有力量。”周又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张说，红军入河北，他可通知驻在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4个师和红军联络，并说：阎锡山很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会后他想去太原与阎联系。

但是，张学良还是认为红军出山西阻力大，最好还是出绥远，先解决德王，再向东去察北，与日军接触。他还指出，去绥远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延长、清涧、绥德一线北上，二是绕道宁夏。他的理由是：宁、绥人口多，粮食多，红军可作为抗日后方；绥远靠近外蒙，易于取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代；红军和日军接火后，他即可公开打起联共抗日旗帜，否则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张还向周介绍说，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参加过鄂豫皖“剿共”军事，战斗力不强，兵也不多。周恩来认真听完张学良的意见后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周恩来谈到红二、红四方面军将要北上抗日。张学良有自己的情报组织，知道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大于陕北红军，他认为这是抗日力量，便说：“欢迎在川西一带的红军北上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第二，关于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统一御侮。他认为，共产党和法西斯都是强有力的政权。经过回国后两年来的实践和与杜重远、李克农、刘鼎交谈，他对法西斯道路已开始动摇，已开始从拥蒋武力统一转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此时仍未彻底抛弃法西斯道路，所以又对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对此，周恩来回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产物，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一点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张学良明白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从此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还提出了几个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问题，请周恩来解答。这些问题是：（1）日本会建立许多伪政权封锁中国沿海，使中国难以接受外援。（2）日军占领要冲地区屯兵固守，怎么办？（3）抗日战争一起，是否可以引起日本内部变化？周恩来解答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抗日则上下一致，汉奸反而少活动余地。我国领土广阔，从日本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封锁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军工器材，不仅可得之于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日本入侵我国后，如在占领了一定地域即实行固守的防御战略必然导致失败。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革命危机增长，可能引起日军哗变。”此前，李克农、刘鼎向他讲过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现在他听了周恩来的解答认为有道理。不久，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里讲课，就宣传持久战思想，反对唯武器论。

第三，关于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说他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在洛川会谈时就对李克农提过，现在又向周恩来提出来。他说：“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又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最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感情，领导力最强。而且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张也承认，在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因此蒋下不了抗日的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内部的一些情况、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恢复，宋就是因为反对打内战与蒋闹翻的；主张抗日和联俄联共的，不止有孔祥熙、宋子文，CC派的陈立夫、陈果夫也主张联俄，蒋的嫡系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再‘剿共’”；非蒋嫡系主张抗日或不“剿共”者更多，如唐生智、蒋光鼐等。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认为，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要经过艰苦努力。他说：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表示：“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

周恩来向张说：“中国共产党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讲完上述意见后，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共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第四，关于联苏问题。张学良希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从北伐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他估计苏联会援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为了从中共方面得到证实，还是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张学良派人经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关系去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派人先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后来中共中央派邓发经西安、新疆去了苏联。

第五，关于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有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并派人去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让东北军借口不北进，“如此推延一个月，看情势变化，再定以后行动”。以后有军事行动，双方事前要商妥。同年6月，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就是为了让东北军好向蒋介石交账。

周恩来向张学良提出：“抗日战争发动了，红军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和医疗设备，请东北军帮助采购。”张学良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事后张学良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等于东北军多装备一两个师。张还对周说：“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自购；红军所需无线电通信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可向红军赠送些弹药。

至于交通，张学良提出双方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周同意。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出“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第六，关于培养干部问题。张学良深感东北军内适应抗日需要的干部太少，所以双方在讨论互派代表时，张学良希望红军多多派人来，他则不派。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张请求中共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军中工作。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周建议张要自己培养干部，办军官训练团，在训练团上面办抗日大学，双方还可以联合办抗日大学。经过周反复说明，张懂得了要靠自己培养干部。后来，张自己在王曲创办了军官训练团。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将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并互勉“共同保卫中国！”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着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当时红军缺少地图，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周恩来曾长期把它留在身边使用。另外，张学良还向红军赠送私款2万银元，后又赠送法币20万元。这笔巨额赠款，对当时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不啻雪中送炭。此后，张对红军陆续有所接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在军需账目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项多达76万元。

对延安会谈，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一行在离开延安途中遇雨停宿，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周又向随他回苏区的刘鼎了解其在洛川同张相处的情况、东北军内干部情况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处安全不安全等情况，一夜未眠。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代表，继续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4月22日，周恩来托刘鼎带信给张学良，内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刘鼎4月下旬回到洛川见到张学良时向他报告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张学良对延安会谈也很满意。他对从陕北苏区归来的刘鼎说：“我同你来洛川等周先生，预想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树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张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并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多年后，他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时写道：“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

中共中央对张、杨两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原由毛泽东直接指导。延安会谈结束后，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4月14日致电周恩来，决定今后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由周恩来“统一接洽与指导”，可将进展情况随时告知他们，他们今后一般不再直接与其发生关系。

延安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达成默契，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有力地改善了红军在陕甘的处境，对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具有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这个机构的书记由周恩来兼任，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指出：东北军现在虽“还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但由于它的官兵处于亡国奴地位和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理由是：“东北军的最高领导者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与诚意。中下级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文件还指出，这种状况对中共在东北军中开展“救国的宣传与活动”提供了便利。文件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此确定了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两项原则：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既然中共的目的是“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文件规定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并互相配合” 。

在上述精神指引下，中共中央在争取张学良等东北军上层的同时，对东北军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进一步开展起来。凡与东北军部队接近的前沿苏区各县，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刚刚从东征前线返回陕北的叶剑英，7月从中央军委总部调到安塞，负责领导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召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负责人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的有关问题。各县下设若干办事处，负责做当地东北军驻军的工作。

在西线的陇东曲子镇，由张浩、张策等人负责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豫旺堡、固原一带争取东北军的工作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负责。

争取东北军合作抗日，除由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直接进行外，东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共产党员刘澜波，早在1932年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军中，后来中共北方局又陆续派孙志远、白坚、苗勃然、孙达生等共产党员进入东北军。他们又先后发展了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入党。1936年春，经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部长。东工委将各地来的共产党统一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收到了显著效果。他们和爱国将领黄显声、刘多荃、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以及团长吕正操、万毅、陈大章、康博缨、高福源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斌丞、杨明轩、韩卓如、卢廼庚（广绩）等有密切联系，这些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并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

东工委成立初期，由中共北方局领导。1936年7、8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来到西安，直接领导东工委的工作。

到西安事变爆发，东工委下属的总支、支部已达40多个，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有120多人，他们对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3e78uzL2qDuydWUQGviuBZW9dVNaIMD3XqgTSQZC7N/gKss8OVIo5t9ASmmBda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