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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待张学良的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中共对张学良一直持反对态度。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同年10月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都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并列为卖国贼。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张学良、东北军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敌对走向联合。
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岌岌可危，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学良本人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广大东北军官兵厌倦内战，希望打回老家去。当时在陕甘的红军不过1万多人，而国民党军队达30来万。红军要在陕甘站住脚并求得发展，必须尽力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力量；此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已衔命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因此，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的决议，集中目标反日反蒋，再没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并列在一起称为卖国贼。
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联合国民党官兵共同抗日，首先就从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开始。这是因为他们处于陕甘“剿共”第一线，对红军构成直接威胁；他们都是亡省亡乡之人，有强烈的抗日要求，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1935年11月，以毛泽东、彭德怀等九人名义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向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受日本侵略者指挥的官兵指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并郑重声明：“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个旅，战斗刚结束，毛泽东就于11月26日写信给该军军长董英斌，争取东北军调转枪口，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反蒋，信中说：“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个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中共争取东北军，通过教育和释放俘虏收到了成效。红军对在崂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俘虏的几千名东北军官兵，认真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不但一个不杀，还不搜腰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不打骂虐待。俘虏的食宿待遇基本上和红军相同，有的可能还要略好些。对被俘的120名中下级军官、特种兵和政训人员，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对所有俘虏，都进行政治教育，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讲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我们应该怎样抗战，讲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和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东北军应同红军合作抗日打回老家去等。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来说，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内容，他们深受教育和感动。经过短期教育后，红军向他们宣布：愿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欢迎；愿回原部队的，发给路费，开具路条，释放归队。那些释放归队的俘虏拿着红军发给的3元钱路费和一些宣传品回到东北军部队后，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通过他们现身说法的宣传，广大东北军官兵了解了红军的性质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于是更不愿意打内战，希望和红军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
红军通过教育和释放俘虏打通与东北军的关系，这其中高福源起的作用最为显著。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〇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祖籍河北盐山，1901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农村。其父因生活所迫，曾投身军旅。高福源少年时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被其父送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高福源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读书。1923年，他怀着从军报国的热忱，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翌年毕业后，在东北军中先后任连长、参谋、少校团附等职。他为人正直，性格刚强豪爽，对上司敢于直言进谏，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受到张学良的赏识。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时，任高为教育处主任。
1929年，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成立步兵教导队，时任该旅团副的高福源被委任为教导队队长。不久，又被调到东北陆军讲武堂军事研究班第三期深造。1933年初，高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深受军长王以哲的信任。在长城抗战中，协助王以哲指挥作战。1934年，六十七军由河北调往豫南，高福源已任六一九团上校团长。1935年10月，六十七军转移到陕北洛川、甘泉、肤施、鄜县一带与红军作战。高福源被派往榆林桥驻守，任务是确保洛川、甘泉一线交通畅通。10月25日，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负伤被俘，自忖必死无疑，便对红军第十五军团长徐海东说：“我是军人，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徐海东对他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现在东三省都让人吞了，不知道吗？你要有点骨气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的兄弟，见了红军枪都朝天上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来跟红军拼杀呢！”
听到这句话，高福源羞愧得低下了头。
经过在瓦窑堡两个月的学习和观察，高福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识到红军对被俘人员实行优待政策，尊重俘虏的人格；红军是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真诚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本质区别，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党。高在学习班里亲自听到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讲课，他们那忧国忧民的真挚感情，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态度，使他深受感动。
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开始围攻甘泉，守军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红军久攻不下，彭德怀便让把在瓦窑堡的高福源送到前方来。彭与他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谈了两天一夜，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让他参观红军部队，观看红军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对高福源提出的一些疑问，彭德怀都给以圆满解答。红一军团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周桓（东北人）也直接对高福源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经过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直接帮助，高福源对红军更加心悦诚服，表示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总指挥、东北军一〇七师参谋长刘汉东改变敌视红军的态度。彭德怀慨然允诺，派周桓陪高前往甘泉。高到甘泉后，向刘汉东介绍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向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高同时了解到，甘泉城内的东北军部队因久被围困，缺吃少穿，生活很苦。彭德怀从高福源的汇报中得知这些情况后，派周桓送去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并进一步向刘汉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回答了刘提出的不少问题，使红军与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关系进了一步。
经过与共产党人接触，高福源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
1936年1月初，他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够了解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能够与红军合作抗日的。高对彭德怀表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高接着问：“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彭肯定地说：“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高坚定地表示：“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彭则表示：“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
高福源急于说服张学良，与彭德怀谈话后第二天清晨就启程前往洛川。他经肤施到达甘泉，会见了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等，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六十七军代理参谋处处长佟道，请他向军长王以哲转达自己的要求。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密令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知高福源的情况后，当即派佟道去迎接高福源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高向王以哲和赵镇藩（六十七军参谋长）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有重要事情要向张副司令报告。王以哲立即将高福源回来的情况密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害，见到王以哲电报后第二天即赶到洛川。高见张后，将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和感受和盘托出。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希望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为考验一下高的胆量，勃然大怒道：“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毫无惧色，对张说：“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更有什么理由还去打人家呢？”
思想已经发生变化，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的张学良听了高福源的这一席话，感动得掉下眼泪，他马上站起来对高说：你回来很好，说得也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张向高明确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坐运输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再骑马到红军前方总部，周桓热情接待他。高对周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