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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隆重地安葬和祭奠了守城期间死难的近五万军民，之后便于12月初不辞而别，悄悄地离开西安。师长杨虎城的突然离队，左右均感愕然。参谋长蒙浚僧派人四处寻找，始知杨避居在富平、三原一带友人家中。
冯玉祥到西安后，任命于右任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统管陕西的军政事务。冯得知守城主将杨虎城出走，感到惊异。从靖国军时代即与杨建立了患难友谊的于右任、邓宝珊更加着急。
1926年12月26日，于右任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周诚送去。信中诚恳地说：“请弟回省、望即日命驾，共商一切。如弟不归，我即前来，此时非碰死在你面前不可。陕民痛苦极矣，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教我伶仃老弱之人做去，如何能改良，能进行。弟如是爱我者，弟应当速归。”
1927年1月15日，冯玉祥派姚维藩持函前往渭北，促杨回省。冯在信中称赞杨在守城中的功劳，指出“目今匪众虽溃”，但“元气已伤”，请杨“担任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以期早日削平逆贼，完成革命大业”。望杨“继续努力，协同右任、宝珊诸同志一致奋斗”。
2月4日，于右任又给杨虎城写了一封极其诚恳的信，派人送往三原，催杨虎城回省。于还手抄了一份“总理遗嘱”送给杨虎城，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来敦促他出山。
此后，冯玉祥、于右任又派张之江和史可轩等人去三原催促，杨虎城乃于1926年2月9日回到西安。
杨虎城和冯玉祥在西安第一次见面，杨向冯报告自己参加守城的经过，解释了解围后出走的原因，大意是：“当吴佩孚指挥刘镇华率嵩匪入陕之日，西安岌岌可危，国民二军新遭挫折，无力支持，在一发千钧之际，虽自知能力薄弱，力量有限，而且部队连年作战，缺乏训练，但既没有其他部队担任保卫西安之任务，只有不顾一切，使自己所率之部队，发生废物利用之作用，遂断然进入危城，团结友军，勉力支撑。时经八月，对外隔绝，军需民食不能不取之于城内，因之军纪废弛，军民伤亡过多。兹幸总司令（指冯）万里驰援，使强敌溃退，坚守取得胜利。回忆坚守期间情况，不仅对不起部下，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总司令。现在总司令已莅西安，大计主持有人，希望准我解甲归田，以谢部属和西安人民，所有部队，酌予改编，使他们仍能为国民革命效力。”
在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恳切劝说下，杨虎城始允就任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不久又改称第十军，杨任军长，李子高任副军长，孙蔚如任参谋长。5月初，集结渭南。杨受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受东路军前敌总司令鹿钟麟节制，东出潼关，出师北伐。杨除指挥第十路军部队外，还节制庞炳勋、王鸿恩、吕秀文等三个军部队。
东路军先头部队沿陇海路东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灵宝、陕县、渑县、新安。5月27日，协同西路军攻克豫西重镇洛阳，歼灭奉系万福麟部。由武汉北上的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在豫南打败奉军张学良、韩麟春部的主力，6月1日进入郑州和开封。同一天，杨虎城也率部进入开封，并继续东进，参加豫东战役。
北洋军阀直鲁联军纠集褚玉璞、徐源泉、张敬尧、刘志强、方永昌、袁家骥、王栋、潘鸿钧8个军，7月上旬由陇海路东段向西进犯。杨虎城一面率部节节抵抗，一面急忙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求援，但援军迟迟不到，便撤至马牧集。马牧集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又退到归德（今商丘）。
杨虎城在归德与孙蔚如、魏野畴等研究认为，几次向冯求援，不见援军前来，东路军总部已经撤往兰村，驻柳林的十一军姜明玉部叛变，十军处于孤立无援的窘境，而归德四面环水，给养缺乏，长期困守，于大局无补。此时，战争正在津浦线和陇海线进行，皖北一带空虚，于是杨率部于1927年10月经柘城、鹿邑撤往皖北太和县，退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