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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一行5月12日到达意大利，在这里待的时间较久。张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曾任意大利驻华大使，与张学良交往甚密。张在意大利期间，齐亚诺经常向张宣传法西斯主义理论，并说中国之所以不富强，是因为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对此，张颇以为然。旅欧期间，张还到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等国考察。他还想去苏联，蒋介石不准他去。苏联方面也不欢迎他去。张欣赏英国的议会民主，但觉得这种办法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政治要安定，就非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张学良当时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法西斯道路，二是共产主义道路。
1933年11月，国内发生福建事变。李济深联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举起抗日反蒋旗帜，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对抗。福建方面曾派人到河北策动东北军共同反蒋。竭诚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一心依靠蒋介石领导抗日收复失地的张学良，在欧洲接到了他在国内的办公室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唯恐他的部属和军队参与反蒋活动，便急忙回国。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返国实在是非常踌躇，当时有这两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着：（1）东北问题是在我张学良身上负着，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负责，我究竟有无这个决心与能力？（2）尤其是我能否约束住自己？因为对于这两点深加考虑，所以当时是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的回来。”
张途经香港时，蒋介石曾派代表前往迎接。东北方面的代表米春霖也到香港欢迎。张在香港曾与胡汉民会面，胡劝张留在香港，参加反蒋的西南政府。张慨然谢绝，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上海。戒毒后出国放察二百多天的张学良身体健壮，容光焕发，与出国前判若两人。
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张学良。张要求到蒋的侍从室供职，以便面对面接受蒋的教诲，遭蒋拒绝。当时蒋正在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他希望张重新统率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让张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他自兼的总司令职务。张表示同意。本来已厌倦内战、回国就想参加抗日的张学良，为什么回国后又受命“剿共”呢？这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当时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拥护者。张当时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救国任务中，剿匪乃是开始步骤，肃清共匪实不啻图存救亡的先决问题。”
他向其部属训话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
1934年2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3月1日在武昌就职。他从华北调来10万东北军，其中有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从河北廊房调到豫南潢川、商城一带；何柱国的五十七军，由滦东调到鄂东麻城、宋埠一带；刘多荃的一〇五师，调到平汉路南段。此外，五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五十三军的一个师，也调到武汉外围的溪口、孝感、花园、黄陂一带；其余的16万东北军由于学忠、万福麟指挥，仍留驻河北，力图坚守这块反攻东北、收复失地的前哨阵地。张学良在鄂豫皖除统率南下的东北军外，还有部分杂牌军和中央军归他节制，共计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合计约20万人。
原活动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早在1932年10月西去川陕。张学良在鄂豫皖所面对的红军，主要是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的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应当承认，此时的张学良对拥蒋反共十分卖力。他通过各种形式向部队灌输反共思想，诬蔑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罪恶滔天”，“是目前中国民族国家之当前最大的敌人”。东北军亡省亡家，流落关内，广大官兵不愿参加内战，盼望抗日，打回老家去。张针对这种情况反复向部队宣传蒋的不抵抗政策，说共产党的活动“使着我们无法集中实力与敌国作战，现在我们都应当认识：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要紧的任务。”
张学良旅欧期间，深受当时盛行于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极力宣传法西斯主义是挽救中国的良方，要求其下属和部队要绝对服从蒋介石领导，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尤其是从我到国外去看了看，更深知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地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无疑的，（蒋）委员长是我们的唯一领袖”。
张学良不仅坐镇武汉，指挥各路军队“进剿”红军，还时常亲临前线督战。他过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潢川、商城和安徽的立煌、六安等地。每到一处，他都向部队训话，鼓励东北军部队要披甲还乡，但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东北军一一五师姚东藩部7月17日在湖北长岗岭与红二十五军遭遇，被歼灭五个营。9月初，红二十五军奔袭太湖县城，又歼敌警备旅一部。这是张学良走随蒋“剿共”道路尝到的第一个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