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军政统治

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将其改为“昭南特别市”，设立马来亚军政部，将马六甲、槟榔屿和9个马来土邦并为一个省，由第25军统治。日军在统治新加坡期间，对马来人和华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日军对华人实施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占领新加坡4天后，日军就开展了迫害当地华人的“大检证”。他们对岛上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华侨男子进行逐一检查，查看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抗日团体成员以及抗日活动的捐款者，被捕者大部分被拉到荒野或海边处死。据估计，在这场“大检证”中，60万华侨中有超过7万人被怀疑有抗日倾向而被“检证”，有2.5万人被日军枪杀或活埋。同时，日军指责华侨抗日，扬言要杀光所有华侨，要求限期缴纳5000万元的“奉献金”，作为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惩罚”。此外，华侨还不时被强迫提供各种捐献。日本对马来人则继续实施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亲马政策，侧重于怀柔和拉拢。他们保留了苏丹统治制度，并任命马来人为各级行政官员和军警人员。为了培养马来人做行政官员，日本在新加坡建立了训练学校，经过培训的马来人，毕业后均被委以重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南亚各国的控制，1942年7月，日本决定在新加坡的南方军总司令部中设军政总监部，军政总监由南方军总参谋长兼任。各军的军政部改称军政监部，其军政监由各军参谋长兼任。在海军省内设立了南方政务部，当地则在舰队司令长官的监督下，在特别根据地内设民政部，实施所谓的“民政”统治，其实质也是军政统治，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1943年3月，第25军司令部奉命驻防苏门答腊，其军政监部随之移驻苏门答腊岛的武吉丁宜。同时，南方军在新加坡新设立了马来军政监部，并隶属于南方军军政总监部，其后又直属于南方军总司令部。1944年3月，南方军新设第7方面军，其司令部位于新加坡，统辖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自1944年5月上旬起，南方军总司令部驻地自新加坡转移至马尼拉。此后的南方军专司东南亚各地作战指挥，对军政统治只提供后方支援，原南方军军政总监部的大部分军政官员留在新加坡，直属南方军的军政统治机构缩减为参谋部下的军政班，对东南亚实行军政统治的具体工作则由第7方面军负责。

日军控制东南亚地区，主要是由于当地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其战争需求，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为了应对战时经济的需求，日本采取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统制政策。从1942年2月到1945年9月，日军运用各种手段在此大肆地搜刮，这是新加坡人民最为悲惨的时期。在《南方经济对策纲要》中，日本政府在占领东南亚各地之前就规定，尽量使用当地货币，尽快控制当地货币发行体系，调整当地货币与军票的功能，当货币统一时向货币发行银行借款以筹措资金。日军占领东南亚各地之后，开始大量使用军票和从敌国银行缴获的当地货币，之后又滥发“南方开发金库券” ，用以在当地筹集物资。由于转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新加坡拥有众多金融机构。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即接手了这些机构，使新加坡国内的金融活动基本陷于停滞，这对整个新加坡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日本军政当局除采取强迫华侨缴纳“奉纳金”和征税等措施外，还指使日资银行和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重新营业以吸收存款和回笼贷款，还发行彩票和恢复鸦片贸易。军政当局还一直强行推行所谓的“奖励储蓄运动”，强迫拥有一定土地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存款，这使得当地资本家和大地主怨声载道。日军的大肆掠夺，使得新加坡经济陷入瘫痪，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私人企业基本停产，转口贸易停顿，军票和南发券等纸币一文不值，而物价却飞涨，人民陷入一片困苦之中。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南亚各地仍有大量军票和南发券未被回收，盟军宣布上述货币全部作废，新加坡人民因此遭受巨大损失。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恰逢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

为缅怀在二战中惨遭杀害的平民百姓，新加坡于1967年在美芝路建起了新加坡和平纪念碑。此后，新加坡每年的2月15日都要在纪念碑旁举行悼念和祭祀活动。纪念碑四面刻有不同语言文字的铭文，中文部分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新嘉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ubEWLqLBMVEZAhEAYWBVr0zvoU2nv5LiespSugiD3VG0NEJNt0LjBRGHVjydZw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