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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东西方的海上交往中，新加坡地区是必经之地，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大多会在新加坡地区补充淡水资源和其他物资。
中国在汉武帝时就开通了从海上到达印度的航路。该航线的所经之地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清楚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根据学者考证，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东南部近新加坡海峡之处。此时由于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航路并没有繁盛起来，因而此时的新加坡并未发展起来。
到了公元元年前后，新加坡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东西方往来船只的停泊地。根据古希腊学者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志》一书，新加坡所在的位置被标为萨巴拉港。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交通得到较大发展。此时的中国史书记载了一个叫“蒲罗中”的古国。《扶南土俗传》记载，“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拘利正来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据考证，“蒲罗中”源自马来语的“Pulau Ujong”，意思是“末端的岛屿”，即是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一带。
唐代义净求法印度，往返都是走海陆。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这一航线有明确记载：义净从广州出发，经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到羯荼国。当时的室利佛逝国不仅是东南亚地区，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以及阿拉伯之间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室利佛逝国，有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港口凌牙门。《诸蕃志》记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据考证，凌牙门又称龙牙门，其具体位置在新加坡岛南面。义净求法印度必然会经过新加坡地区。
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发展较快。在新加坡地区出土了大量宋朝时期的钱币和瓷器。马可·波罗在其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一个名叫朋丹岛的地方：“离开罗斛国，向南航行五百英里，到达一座岛，名叫朋丹。……在罗斛国和朋丹岛之间的海面距离有六十英里……离开朋丹岛，向东南航行约一百英里，到达小爪哇岛。”据推测，马可·波罗提及的朋丹岛就是新加坡地区。而据元朝旅行家汪大渊记载，此时的新加坡被称为“单马锡”。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籍对新加坡地区的记载较多。在《郑和航海图》中，我们发现了“淡马锡”，可见新加坡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清代《海录》一书记载了旧柔佛，称“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船约四五日可到。……本柔佛旧都”。此处的旧柔佛即指新加坡。
由上可见，在中国古籍中，几乎每个朝代均有对新加坡地区的记载，这表明新加坡位置之重要，是东西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