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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又在香山重逢了。王光明先生在去年香山会议论文集的后记中，把红叶节中的香山比喻为“这个城市最美季节的最美山娘”，遗憾的是那时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位“山娘”卸下盛装后的朴素与大方。今年，会议提前了20多天，我们终于有幸一睹她盛装的华彩与艳丽。我深信，漫山遍野的红叶一定会引发我们谈论诗歌的热情。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问题。说起来也有意思，从晚清开始，“如何现代，怎样新诗”这项惊天动地的诗歌变革工程，我们苦干了100多年，如今才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提出来，我们的讨论无疑是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的。现代性有很多层面，“现代”首先是相对于“古代”而言，因此首先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人类对时间变得越来越敏感了，这种敏感又跟工业革命、跟理性意识的兴起有关。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意在提醒人类必须自我承当，实际上说的就是理性社会世俗与宗教的现实。在理性的主导下，人类实际上既重新设计了政治经济制度，也调整了知识结构和感受方式，个体与群体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许还是半推半就，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人类寻求现代性的宏远工程。也许在进入现代的时间上、程度上人们有不同看法，但进入20世纪后，在制度结构层面，中国已经逐渐实现了由君到民、由朝到国、由家到群的转变；而在知识、文化、感受和想象方式方面，白话对文言的打破和最终的替代，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选诗杂记”中认为，新诗之新，或者说“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其实质乃是“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的问题。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究其实质就是“学习新语言”和“寻找新世界”这两项。“学习新语言”就是寻找放弃文言的思维和写作习惯，在言说与书写上采用接近现代汉语的方式；“寻找新世界”就是寻求现代的美学意境、美学情趣和新的美学风格。在这种“学习新语言”和“寻找新世界”的100多年行程中，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呈现出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的情态，其中有对工业化、对科学民主、对新事物的无保留的礼赞，也有面对时代剧变的惊恐不安。语言形式上也是如此，在抛弃了旧形式之后，新诗还要不要新的形式？有人说新诗就是自由诗，据此提倡新诗的“定型化”，有人倡导新诗的“二度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层面，我们总是在不安与惶惑之中。
诗歌领域中的矛盾与斗争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胶着状态，追新与炫奇，否定与肯定之间的错综复杂，在这些现代性景观的层面，一方面显示了现代性具有“永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许多潜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怎样现代，如何新诗。”毫无疑问，新诗的现代性寻求必须追寻到这种寻求的本身：为什么1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重复地、苦苦地寻求这一寻求的答案？
谢谢朋友们不远千里、万里而来；谢谢你们对香山聚会的热情。如同一年一度秋风中燃烧的红叶那样，你们的友谊总是这样让我们感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