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认为尼采的后现代传统继承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乔治·巴塔耶。现在我们对于海德格尔的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宣传得比较多。巴塔耶对于尼采的继承非常独到，比之海德格尔学院派的那种继承更有一种独特的光彩。他更像尼采，是诗人式的哲学家，把自已内心体验的深刻，无所顾忌地坦露灵魂呈现给读者——而不像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等这些后哲学家们的学究式的研究。巴塔耶的文字晦涩而有灵性，这是特有魅力。他的晦涩像诗，在这点上他好像学布朗肖，又像是他们互相倾慕互相影响的结果。
巴塔耶曾经对当今的世界有过这样一段非常有深意的表达，他说：“当代的政治思想与技术思想达到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将我们引向对微不足道的结果有用的目的本身。不应该有丝毫的隐瞒：这最终意味着人类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确没有触及整个人类。只有奴性的人与此相关，他的目光从没用的东西，从不能带来任何用处的东西上移开。”
巴塔耶认为这些奴性的人实际上就是这个当今世界上掌握了各方面权力的人，整个人类是没有办法对这些掌握各方面权力的奴性的人提出任何异议的。所以，这种失败对整个人类而言是非常悲惨的。巴塔耶感慨地说：“我倍感孤独地在过去的经验中寻觅的，不是既定的原则，而是未知的法则，这些法则引导着人们，假如不了解这些法则，我们就会走上不幸的道路。不受奴役的过去，消失在歪歪斜斜的道路中，不断迷失自己和弄虚作假。我们在相反的方向上，在恐惧中迷失了自己。我们在恐惧中进行着疯狂的活动和可耻的欺骗。”
巴塔耶这段对于人类的现在和将来预知式的看法非常深刻。当今的人类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恐惧的环境中，这种恐惧是怎样产生的，它还有没有解脱的可能……这一切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是必须知晓的。很遗憾，当今的大多数人是在虚假的幸福和真实的恐惧中过着日子，规律永远是一杯甜酒，最底层一定是毒药。
诗人王寅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过一首诗，叫《由于阴谋，由于顺从》：
由于阴谋，由于顺从
恐惧的今天，也就是
同样恐惧的明天
时间穿着唯一的旧靴子
候鸟向南飞去时，北方的冰山
倍感孤独
太阳教育并且凝固了我们的生活
小小的赞美诗左右着
苦难的星辰，泪水靠近的大海
悲剧已平淡无奇
在这首诗中他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奴性的人是出于阴谋，而对于一般的人们是由于顺从，所以才会使得这个恐惧从今天蔓延到明天，从这里蔓延到那里。黑暗已控制了整个世界，悲剧仿佛平淡无奇。这首诗提出了恐惧之恶和人性怎么解脱的悬念，至今还是悬念。
表面上看，今天人的恐惧可能已经不是那种在严刑拷打之下的颤抖，今天最真实的恐惧是一种对将来的茫然和担心，一种别样的不适，一种对生活永远没法把握的选择。大屠杀的历史仿佛已经茫然，无论是奥斯维辛还是古拉格，但他们并没有过去。对于杀戮的战争，德里达说：“如果战争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不频繁，更不正常以及更加例外，那么，它们的权利之整体‘优势’就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杀戮的现实可能性就趋向于无限。这就意味着，今日之战争，战争状态，战争境况仍然是决定性的痛苦经历，是严峻的现实。”
这个地球上至今无一天在炸弹声中安静过须臾。
如果我们要不停地唠叨，我们的餐桌，我们的卧室旁边摆放着可以让大家死几十次的原子弹，人们会漠视这一切，就像漠视战争一样，因为它通常是属于一个遥远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现实的恐惧性事实呢？1973年诺贝尔生物奖和医学奖的获得者康拉德·洛伦茨著有《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一书，这本书对于人的恐怖的来由和人类在当今世界上所犯下的罪孽整整列了8条。
洛伦茨认为，人的第一个恐怖来由是人类是由原始灵长类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现在的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操作能力，他们可以注意到生物潜能和环境阻力之间的极不平衡，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对其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做最后的控制和平衡，否则，掌握技术的人类最后只能成为地球进化史上的匆匆过客。
人类恐惧的第二点是人口爆炸，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公元元年，人类人口仅有2.5亿，而20世纪人口统计已经接近60亿。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放纵使全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材料急剧消耗，导致经济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存空间拥挤、人际关系衰竭以及犯罪率升高。
人类恐惧的第三点是生存空间遭到破坏。“大自然是永不枯竭的”是一种流传过广的错误观点。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哺育了人类，而人类却用盲目和残忍的方式破坏了大自然，从而使其受到生态毁灭的威胁。生存空间的破坏，对大自然的疏远，将使人类文明出现美感丧失以及人种的野蛮化。
人类恐惧的第四个来源是“与自己赛跑”。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的膨胀和自然资源的短缺，人类物种内部的竞争也日趋激烈。金钱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人类追逐的目标。恐惧性忙碌和忙碌的恐惧正在剥夺人类最根本的特性，人种内部竞争压力和对速度的盲目追求，无时无刻不在迫使人类“自残”。恐惧——这种人类健康的天敌，百分之八十的身心病患与此有关。
人类恐惧来源的第五点是叫“情感的死亡”。追求快乐与避免不快是人类的本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二者日趋趋向过度追求。对不快的回避使人类精神脆弱，对快乐的过度追求又使人类处于刺激的情景之中，快乐的吸引力如果不断减弱，就会使人们不停地追求更强烈的刺激。这种狂热的“嗜新症”造成现代人的情感死亡。
人类恐惧的第六点是遗传的蜕变。人类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生物，人类的本能趋力和人类受到文化，责任约束所产生的克制构成一个体系，这种平衡一旦破坏，便会出现障碍。若我们观察一下原本是野生的、后来放到笼子里喂养之后发生蜕变的家畜，就可以推知，一旦废除了特异性的选择，社会行为方式发生蜕变的速度将会多么惊人的加快，它所导致的情感障碍和道德障碍都将是毁灭性的。
人类恐惧的第七点是“抛弃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以积累的传统为基础的。青年人对传统的摒弃多出现在青春期，他们否定传统，而对所有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也称“生理嗜新症”；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年轻团队中去，以满足自己的“认同作用和团队归属”的欲望。
最后一个恐惧来源是可“灌输性”。美国行为心理学家华生声称，如果环境可以控制的话，给他若干健康的婴儿，他就可以把他们变成任何一类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强盗——这便是人类的可灌输性。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商品广告以及时尚潮流的追逐更强化了人们的可灌输性，科学对“时尚”的易感受性则更是危险。人口爆炸产生无法避免的“个性丧失”与“一致性”，对大自然疏远使人失去了“崇敬”的功能，人类的功利主义思想使得自身的商业竞争把手段当成目的；情感冷漠现象更不能忽视。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科学领域的非人性现象中找到踪影，这些文化的疾病便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而非结果
。
面对洛伦茨讲的人类恐惧的八大来由，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即便是再迟钝的人，今天生活的每一细节都已经在告示恐惧的阴影无处不在，并已经笼罩性地吞噬着我们。费解的是，人对此的麻木已经达到了超然的地步，这是死期到来前的寂静，还是无可奈何的等待？有的人认为幸福实际上只是像哈维尔所说，当今的人只是生活在一种生物学，蔬菜的水平之上的。
要把那些人类恐惧之源彻底铲除，对人类而言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正如巴塔耶所说，这个世界是在奴性之人的手中，没有人会对奴性的人掌权的权力提出异议。
那么恐惧意识于人要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呢？克尔凯郭尔对于人的恐惧之心、恐惧的来由和恐惧的解决有先见之明，他的著作《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疾》都对恐惧有很多的阐述——当然，他更多的是从宗教与人性恐惧的关系上来讲道理。克尔凯郭尔的贡献在于他全部的恐惧论述表明，人性的觉醒主要就是表现在对于恐惧要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恐惧是因为信仰缺失的一种文化；他讲的信仰更多的是讲宗教。比如他就非常强调“恐惧是‘自由’的可能性，只有这恐惧才是通过‘信仰’绝对地取得教育作用的，因为他消蚀所有的‘有限性’，揭露它们所有的欺骗”
。克尔凯郭尔认为是人性，主要是人性的高扬的，才能认识恐惧，识别恐惧。由此，恐惧越多，就会精神越多，恐惧越少，却会精神越少。因为你认识了恐惧，于是你就具备了超越，具备了超越恐惧的可能性。他给人恐惧的定义是“恐惧是梦者的精神的一种定义”
。他认为从心理学的概念来说，只有人才有这种发生恐惧的可能性。因为人有精神，而动物没有精神，不可能发生恐惧。如果你的人性越多，精神就越多，你就可能会恐惧越多，但这种恐惧是“一种同感的反感，或者是一种反感的同感”
。所以，克尔凯郭尔认为，今天的文化中，你这个恐惧越深奥，文化就会越深刻，因为你发现了这种恐惧；只有具备要从精神上超越它的动机，人才可以不会沉沦到无所作为的植物状态。人性的发扬实际上就是认识恐惧这个东西，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唯一需要惧怕的事，便是恐惧本身。”这是提高精神的激励语，根本上是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识恐惧的本质，包括表现，以及怎样解决的办法。发扬你潜在的一切人性，去抵抗任何一种恐惧力量的诱惑，或者威胁，这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当代，技术为人类享乐所用但又与社会敌意对立，这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科学家对人类的善意最后被权力所利用，实际上是反善意甚至是毁灭人类的结果，这是人类的一种最高级的悖论。当爱因斯坦知道人发明了原子弹，由此他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爱因斯坦的恐惧也完全反映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海德格尔把为代技术的本质取了一个名字叫“座架”。海德格尔说：“我们以‘座架’一词来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
“座架”就是人工制造的把人聚集起来的一种框架式的工具，它逼迫人类，使在场者进入无蔽的状态，也就是不自由，不开放的命运区域。海德格尔谴责的不是技术装置，而是来自“座架”的本质。“座架”是一种技术的完全统治，使人难以进入到源初的真理状态，它的力量完全安排着、控制着人类。这种力量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当海德格尔看到作为持存物的人上了月球的照片以后，他认为，现在我们人类已经被连根拔起了；技术对物的控制实际上是消灭物。
海德格尔还认为科学是消灭物。这是海德格尔关于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一种表达。消灭物的科学当然是不能揭示物之为物的。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统治一切的情况下，物质物性必然是蔽而不显，是被遗忘的。物的本质从来没有显示出来，也从来没有表达出来，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物的消灭。科学一旦垄断了人类的生活，无限扩张，实际上是人类的恶性自杀。
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主要认为，技术的创造一旦不为技术的主持人自身的力量所掌控，就无可回避地使人被异化为订造持存物的持存物，人被技术控制了，人的命运就会被无蔽地遣送。这有点像这样一个事实：人是从石头中来的，今天的一切高科技用的主要原材料都是硅，硅是从石头中提炼出来的。人始于石头又毁于石头，这仿佛是一种宿命。
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在海德格尔“座架”理论基础上，更为详尽、更为现实地指出，完美的技术是怎样成为完美的罪行的。波德里亚认为：“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改的冒险，这与它在另一种外形情况下像鬼怪那样突然出现同样不可思议。它在变成一种消失的艺术。不只是改变世界，其终极目的可能是一个自主的，完全实现的世界的终极目的。我有可能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退出。”
波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一书中分析了完全技术化的力量是怎样虚拟人类的，是怎样创造对世界的幻觉的，“过去，我们在失去的客体的影响下生活，今后是客体失去我们”
。
从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到让·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的论述，思想家们就不是担忧了，而是真实地表达了人类在所谓的高度科技、高度智能、世界都是技术统治一切的指导下，实际上最终的可能是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
由此，恐惧将根本成为人对人性的挑战。恐惧的不能被克服，技术成为工具的出路，如同宇宙大爆炸是一瞬间，人类最终的毁灭可能也是一瞬间。这是不是像艾略特诗歌说的，“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呢”？
海德格尔把今天这种技术控制人的现象称为“座架”。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一切暴虐的极权的法西斯化的东西都是一种“座架”，任何一个个人在这个“座架”中都是齿轮或者是螺丝钉。人是被工具化了，被异化了，但是可怜的人还常常不自知。
这种人的工具化、技术化的状况常常被那些作恶的小人拿来作辩护。逃跑了的纳粹分子艾希曼在审判席上强调自己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让上级满意，他的动机与行为和他最后屠杀犹太人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他试图让法庭相信，他对犹太人怀有敌意是根本不存在的。艾希曼和他的律师认为，600万犹太人的死亡，都是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力图忠诚职守，才养成了在现代官僚体制中的职业美德造成了犯罪的现实。
汉娜·阿伦特把艾希曼的犯罪称为“平庸的恶”。阿伦特的评论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很多人认为“作恶”没有“平庸”或不“平庸”之分。
技术的失控是人类极度享乐、物质化、与社会敌意对立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人类永远不能明白，曾让自己享乐的技术将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们的唯一绞首架。在今天这种偌大的杀戮人或虐待人的权力机器当中，每个作恶的人都是以一种工具的面貌出现的，这种恶的工具化现象，就是当前这种高度健全的恶的社会的“座架”所造成的。人一旦被工具化了，人性必然是被异化了，甚至开始作恶。阿多诺曾经这样地说：“新的恐惧是集中营中的死亡：害怕死意味着害怕比死本身更糟糕的东西。”
阿多诺的意思是今天有比集中营还可怕的死亡，人的作恶如果已经成为完全的工具化和机器化现象的话，结果将非常可怕。所以阿多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再也没有抒情的诗歌了。”这句话的全部原话是：“社会越是过于集权，精神就越是物质化，自动摆脱物质化的举措就更荒谬。更极端的灾难意识还威胁将蜕化的废话。文化批评判面临文明和野蛮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一首诗是野蛮的，这样做同时也是对那种认识的侵蚀，这种认识会说出，为什么今天书写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物质化曾经把思想进步构成它构成因素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今天正要把这种精神进步消耗掉，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我满足的静观状态中，它就战胜不了物质化的形象。”
这种状况的确让我们从忧心到揪心，人再怎么创造，也只是堆积废墟，正像一个当代诗人所写的：“我并不曾让信念持续得比痛苦更广阔/除非给我两柄利斧，两个反面/除非有一个更大的秩序/维持着暗夜的空洞与节拍”（鲁西西《序曲与怀念》）。这里说的就是阿多诺说的比死本身还糟糕的东西。
尼采、海德格尔等后现代的大量思想家们都对当代的技术凌驾于人性之上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忧心。人性被冷落，权力和机器像“座架”一样把人技术化、工具化，即奴化。这个过程会使每个人心里面潜藏着的兽性一点点地跑出来。如果一旦机会成熟，这个野兽是会跑出来杀人的。这种现象真的像阿多诺说的“害怕比死本身更糟糕的东西”。这也是人性中最为恐怖之所在。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巴塔耶认为现在的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谋划性的功利主义世界的巅峰。这种巅峰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全球性的景观中，广告和铁靴并肩作战，物质的过度消费连同恐怖的技术同步发展。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巴塔耶说的：“富人消费穷人献出的产品，把穷人纳入卑微的范畴中，并对此进行羞辱，进而使他们成为奴隶。现在，很明显的是，通过奢华世界的代代相传，现在世界已然接受了奴隶，他为无产阶级保留这一位置。”
巴塔耶认为这个社会现实，已经“成功地将所有的‘人性’降低到令人恐怖的丑行”
的地步。这种丑行的最大表现是一个事实，出现了两个拜物教，第一个是物的拜物教，第二个是语言的拜物教。
首先，是物的拜物教。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消灭了物，另一面他们又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简约成一个有价格的物，这个物包括人。这些物都可以凭着价格进行消费和交换，一个是消灭物，遮蔽物的本质；另一个是把一切都崇尚成物。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物的疯狂崇拜必定反映了野蛮与文明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对抗，它们都会引起文化反人性的倾向，这种现象是集权主义之后的另一种威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于这种世界性物的拜物教的现象进行了非常完整全面的描述及评论。他认为今天的世界不只是物出售着，身体也出售着，美丽也出售着，色情也被出售着，只要是存在着的一切东西包括人都可以被出售。而在这个出售的过程中，又是种种幻想引诱中的自愿，或是消费中的“诱奸”——今天商品社会的种种广告、宣传、文字语言都是这种诱奸行为。鲍德里亚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制造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
而物的拜物教就是在人的愉悦的享受中，把社会与人完全异化，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异化了，而“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它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
。面对如此恶心的现实，作为人类必须震惊并自醒，物的拜物教，是吞噬人性最肮脏的恶虫。你以为结识了天使，实际上你已经成了魔鬼的俘虏，甚至是同伴。因为你的心底里本身就有魔鬼的基因。
有关于物的拜物教的批评在当今诗歌中已有不少表现，有不少的好诗。我这里以台湾诗人阿翁所写的诗歌《光黄莽》为例：
所有的幽远的景将渐渐拉近
所有的星月终展现尘泥
所有的人每天都吃肉
血滴与腥变成慢慢拉出的臭气
扶着厕所门我拉上裤子
出席水晶晚会香槟的手
行行自上而下的晚装
深红漩涡的裙
这首诗把人在物的奢侈消费中堂皇的一面，与非常丑陋的一面，不加切断地并列展示，并用不言自明的强烈对比方法来对物的过度消费进行尖锐的讽刺。美丽中的臭气，盛装掩蔽的血腥，这确实是到处可见的真实。
下面讲语言的拜物教。语言从鲜活、本源性的语言变成为封闭的、歪曲的语言，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这样说：“把一个专制的政府称为‘民主的’，把一个被操纵的选举称为‘自由的’，这些例子都早在奥威尔之前，就已是为人熟知的语言学和政治学的特征。”
歪曲、玩弄、操纵语言成了当代一切有权力统治者的根本方法。语言的魔术化、仪式化和虚假化现象除了表现在集权主义的国家中，还表现在一切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尔库塞说：“改造后的辩证语言根本不再能够适用于‘话语’。这种语言是依靠生产设施力量来宣判和认定各种事物——它是自我生效的宣告。”
这种语言全部是封闭的、仪式化的，表面上可能被人唾弃，但是最后还是会表现为一种迷惑人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种力量总是压迫着，威胁着，最后达到操纵人的灵魂和操纵人的行为的目的。
语言的被异化绝不是教授们所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类历史上积累太久的沉疴。当人类的文明从生命之树演化、转变成知识之树的时候，语言就从根本上异化了。生命之树是人应有的发展之路，它标志着人类与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灵魂关系的和谐发展，与万物血脉相连的关系纽带的联系，这是一切人性之源。如果人类失去了这个轴向，而成了知识就是一切，知识就是力量，生命之树变成知识之树的时候，最后遭殃的一定是语言。语言马上沦落为工具，变为符号，变成无生命、不在场、不变化、被操纵的符号体系。语言一旦失去了本源的生命性，当然就像斯大林所说的工具了。
对此，后现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个人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求在整个文字工作或一切创造中强调诗歌，强调诗歌的创作，强调诗歌的语言。马尔库塞这样说：“由于诗歌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表现未露面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是一种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
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让人十分兴奋，“诗歌语言是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如此推崇诗的语言，实际上是希望用诗的创造力去改变封闭和错误的语言拜物教。
汉娜·阿伦特更多地是从诗歌的非物化来推崇诗。她认为只有诗歌才能使“活的精神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艺术的‘物质化’在音乐和诗歌中是最少的”
；“以语言为材料的诗也许是最人化和最少世界性的艺术，一种最终产品最接近于激发它的思想的艺术”；“在所有的思想物中，诗歌是最接近于思想，一首诗歌比其他艺术更不像一个物”
。对待诗歌与诗歌语言的特殊存在做这样评论的人还很多，这正是后形而上学的一大特征。
但是，海德格尔是必须提及的。海德格尔一生研究的内容有四大主题：人的存在、人的思、语言和诗歌。诗歌作为一个哲学主题被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海德格尔的整个诗歌观和语言观有完整的体系，其与他的后哲学思想一以贯之，有如浩瀚的海洋。这里，我只能择其一而弘之。
海德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论断：“艺术的本质是诗。”为什么说艺术的本质是诗呢？海德格尔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因为诗是在一种大道（海德格尔的大道并非像有的中国学者说的是受中国老子影响下的天道。海德格尔的大道就是指大自然中的道路，喻示人类寻找真理的方向和阶段）指引下的“道说”。诗是把本质真理说出来的一种创建，由此，诗歌给艺术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第二点，语言的来源本质是原诗的，就是“语言本质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
对于诗歌是一种道说，海德格尔曾经用了这么四个排比的表述：“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
诗的道说是真理在无蔽的状态中把自身发射到存在之中去的一种运动。由此，诗就是大地和世界之间隐与显的无限之中的发生和运动，它是一种最神圣者的各种表现和真理的彰明。
用诗歌来破解当代世界的语言拜物教，用诗歌来对抗这种歪曲、玩弄、操纵语言的反人性行为，是后现代的大量思想家的设想与行为的一种对抗。
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定用反抗语言操纵者的语言去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厚度，人性是瓦解语言操纵者的伪劣的最好武器。德国诗人德拉克尔曾经这样自述：“在濒临死亡的存在的那些瞬间里，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当清醒的时候，你感受到世界的残酷：其中有你全部不可推诿的过错；你的诗歌只是不圆满的赎罪。”
德拉克尔这段话正是一个真实诗人诗作的全部人性内容，也是他内心的全部人性内容。
波特莱尔以《航程》这首诗作为《恶与花》的结束。在诗中，波特莱尔以他特别尖锐的眼光，表达出一种人类面对死亡的新观点。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哦，死亡，我们的老船长，时候到了！让我们起航吧！
这个国度已经让我们感到厌倦，哦，死亡！我们将乘风破浪，
即使天堂有着如同海洋般，墨黑的颜色，
你也深知，我们的心感到多么的清爽。
所以，倒出你的毒药吧，这就让我们得到安慰！
烈火在我们的脑中跳跃，我们想探测
这深渊的深度——管它是地狱还是天堂——
在未知的深邃中去把新鲜的事物打量！
这么明确地把对死亡的期待和人的生存的愿望联系起来，把死亡的意识如此微妙独特的内心体验用诗表达出来，最早可能就是波特莱尔了。他认为死亡不是自然的死亡，他认为死亡是人向无法探到生的深邃的一种眺望，在一种未知的深渊中去打量新鲜的事物的欲望。这种观念和以前的诗人和思想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与他之后的思想家们对死亡的看法却完全吻合。所以说世界的当代诗歌是波特莱尔所开创的，这个结论不容动摇。
唯有死亡人才可以体验友爱、他人、自我超越等一切概念。巴塔耶曾经非常诗意地描写出“幻象中使你活的然而却我在死”的另一种死亡图：“是的，那是真的（什么真的？）孤独的，你正在死，你没有远离孤独，你还一直在场，因为这里你让我与死亡一致，这个一致超越了所有的痛苦，而且在这里，我在我的泪水里轻轻地战栗，丧失了与你的语言，与你一起死却没有你，让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吧，接受这个超越和你的礼物吧。”
死亡可以写得非常柔情，像巴塔耶；但也可以写得非常悲观又调侃，像王寅的《死者》：“噩耗简洁的像一根手指/他和他所有的死者/一无似处/他们已替他死去/这次他为别人而死/冰块互相敲打/黑色蹲在果壳上行走/比目鱼在水下声音低沉/死者躺在条状的盒子里/像一把收拢的象牙扇子/泥土是他喜爱的外套。”死亡是无法追究的将来，只是悲伤是现实，但是“悲伤太多——悲伤也筋疲力尽”。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唯一认识死亡的动物，人的这个认识是人的一大优势。人面对死亡，能够知道死亡，这就认识了人自身的有限性。于是人在认识了这种有限性后，人的精神的领先性就产生了，于是就开始有了新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面向死亡的生成与创造的自由。
把死亡引入形而上学研究的关注点，是从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尤其是海德格尔。他在《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研究死亡。他讲的死亡不是生理学范畴中的死亡，而是存在论范畴中的死亡。他的这番研究对后人很有启迪。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已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于是，死亡披露为最本已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遁越的可能性。”
死亡是对人存在的一种此在标志，所以它也是对人的一个考验。海德格尔认为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常人，另一种是本真、本已的人。前者是不在存在状态中的人，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后者是在存在状态的人。对于死亡，这两种人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常人对死亡“是一种向死存在中存在着”状态的表现，他们对死不是“畏”，而是“怕”
。而本真、本已的人是“向死存在标识为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而存在的状态中，因为他们把死作为一种可能性认识，所以，他们“把自身筹划到最本已的能在上去”
。能在就是不为死亡所怕，反而由此筹划着一切。这种人“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上，确知他自已而又是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
。如果简要地说，常人是“向着生存而死亡着”，本真的人是“向着死亡而生存着”。
海德格尔是指这样一种死亡观：只有把死亡带进自己的生活，本身的存在对人才有一种可能。当人感受到死亡的天使来临的时候，人生虽然是可畏的，但那是解放。他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琐碎的奴役般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面对着令人恐怖的现实去做某种策划的准备，于是使我们的生活成为有意义的自由生活。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叫作“向死的自由”。
萨特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说法，但他有了一个新角度。萨特把自由观引进了死亡观，他认为死亡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我的恐怖是自由的。并表露了我自由，我把我的整个自由置于恐惧之中，我在这样和那样的处境下，自我选择成为是恐怖的，在另一种处境下，我将作为意志的和勇敢的人而存在，我将把我的整个自由置于我的勇敢之中”
。
人一旦认识死亡这样的恐惧，人就可以勇敢地选择自由的意志的生存。人就能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原因何在？巴塔耶认为“真正的快乐要求一种直至死亡的快乐，但是死亡结束了快乐！”
这就是悖论。巴塔耶更多是从他的色情概念来说事的。他说你只有快乐至死，你才真正体会快乐，但是你一旦体会到这种极致的快乐，那你就已经死亡了。这种悖论怎么解决？巴塔耶换了一种新的说法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只有一种真正的勇气才能使我们在有形的死亡或衰落的焦虑中找到唯一的极端快乐，这种快乐使人毁灭。没有这种勇气，我们就无法以宗教或艺术的财富对抗动物生活的贫乏。”
巴塔耶的意思就是人要超脱死亡的恐怖，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创造有多种，最明显的就是艺术创造。在这种艺术创造中，人才能够真正找到面向死亡的生存。
当今这恐怖世界的存在现实，促使人们必须面向死亡的生存，这是一种在有限性中作无限自由创造的引导。尼采的一系列理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意味着以苏格拉底为整个西方文化史奠定的理想主义所预示的失败。现代科学的测不准规则与不确定性特征更是证明了以前所谓逻辑的理想主义的实现是个空想。人完全被矛盾化了。克尔凯郭尔的看法是，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悖论中，如果人意识到了真理，这人就不必认识真理；如果人不知真理所在，人又不能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只能把真理作为我们生活的源泉来对待，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真理，这就是生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的人。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人的生活往往是一种无法完成的完美，甚至无法完成的一个方案。人被分离了，虽然并不意味着全然的解体，最好的出路是面向死亡有勇气去捡起碎片，让想象力赋予头脑，让创造性的东西去创造自身新的生命，于是重写历史。正如巴塔耶所言：“死亡，唯有死亡才能不断地保证生命的更新。”
瓦尔特·本杰明曾经在法西斯主义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生活的确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生存，实际上是一种永远没有完成的事业，也是没法完成的事业，实在是还处在史后的过冬过程中。中国诗人北岛写过一首名为《过冬》的诗：
醒来：北方的松林——
大地紧迫的鼓声
树干中阳光的烈酒
激荡黑暗之冰
而心与狼群对喊
风偷走的是风
冬天应大雪的债务
大于它的隐喻
乡愁如亡国之君
寻找的是永远的迷失
大海为生者悲亡
星星轮流照亮爱情——
谁是全景证人
引领号角的河流
果园的暴动
听见了吗？我的爱人
让我们手挽手老去
和词语一起冬眠
重织的时光留下死结
或未完成的诗
这首诗写的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世界的现实。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但人似乎还应该存有希望，面向死亡的生存是一种未完成的事业，是一种过冬的煎熬，黑暗到心与狼群对喊，盼望星星照亮爱情。
乔治·巴塔耶讲了一种生活中常见，但谁也说不出口的真实：“除非以欺骗的方法，我们永远也领会不了人类——他所代表的含义：人类总是自相矛盾，突然由慈善变得极其残酷，由纯洁变得无比卑污，由迷人变得万分可恶……这种不和谐也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与家人在一起，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当夜晚来临，他便沉溺于荒淫。”
巴塔耶论述的最大优点就是他的直言不讳，他把他的观察和内心的真实体验结合在一起，毫不作假地坦露给你看。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比20世纪的一般哲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的哲学家都来得入木三分。他刚才说的那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欲望与精神的一种对立。人经常夸耀自己是一种精神动物，是一种文化动物，比一般动物来得高尚。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正因为人是用语言、用艺术武装起来的文化动物，所以，这样就把人的身体和思想分割了开来。这种分割往往是不成功的分割，一切虚假、伪善都由此而起，而且这种最卑劣的品德在动物界都是不存在的。对此，尼采激动地说：“相对来说，人是最不成功的动物，最虚弱的动物，最危险地偏离了自己本能的动物。”
尼采指出人是最不成功的动物，是因为人的肉体并不直接成为主宰，人在所谓理性道德，经济文化的环境中，他才可以呈现出人的样子，而肉体是被环境蔑视，被自己隐藏了起来。灵与肉的分离正说明人的文化表皮已经生病了，甚至有的已经病入膏肓。人的肉体的欲望和文化表皮的分离必定使人染上恶的良知，伪善的丑相。尼采把这种分离的人说成是“供上帝消遣的圣人是理想的阉人”
，由此，人就可以在伪善的假面下做出最恶的罪行。
欲望是什么？欲望是人作为一种动物，他的身体最正常不过的需要，是一种功能性的需要，完全是一种常态现象。如果没有这种欲望，包括性的欲望，财富的欲望，等等，人就不会有创造性。人的创造性的根底就是欲望；欲望即创造。
正常人的欲望常常被那些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们或者像尼采抨击的假善人们过分的贬低了，而这种贬低实际上是贬低人的身体。普遍性怀疑人的身体和否定身体，要求把欲望锁在笼子里，希望欲望能够在所谓的道德和宗教的多重监管下，清心寡欲地过生活。轻一点说这是给人穿上紧身衣，希望在紧身衣的束缚下去生活和生存，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人的生存的根本目的。人的生存的一大需要就是人的欲望的自由实现，如此，人才会成为一种主体的无穷创造力，一种可以无限延伸的动物。
巴塔耶所讲的人的绝对虚假的两面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作为一个文化动物常常要表现出自己已经把欲望关进笼子了，但是实际上人的欲望又很难关进笼子。人的欲望总是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力量找各种缝隙去发泄，去寻求欲望的实现。既然不想让欲望透明、自由、有限度地实现，那么欲望必然会用最虚假、最无限度的办法去实现。人的这种主体的自由欲望的实现，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无底线的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譬如说，人对于金钱、财富的欲望，贪得无厌的占据，从而形成了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世界1%的富人的财富比99%的穷人的全部财富还要多。为了金钱不惜破坏人最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不惜杀戮、掠夺、战争……在性的问题上，人的欲望也会造成这种没有底线的无限度破坏。
欲望是人的肉体和物质的混合体，但他不是人的全部价值，甚至可以说肉体和物质的欲望只是一种欲望，一种初级的欲望。人存在的一切美好、幸运、价值，必然要与这种初级欲望有关系。但是，人作为人的高级的存在，需要在精神上和品德上的开发与创造，这是一种可以让人比肩天地的高级欲望。
对于这种创造性基因存在的欲望，你既不能把他关在笼子里，但又要使得它在笼子外面的活动得到某种创造式的发挥，并且绝对不能对社会造成破坏。这个问题的确是当代社会中最大的难题。人对于欲望这个东西，往往会走两级，一个是完全关进笼子，另一个是完全放纵——让欲望像一个贪婪饥饿的老虎被放出笼子，最后咬死善良者与无辜者。
尼采和巴塔耶对于这个社会难题有各自不一样的解决方法。例如关于性欲的问题。尼采对于婚姻是非常不看好的，他在多处说婚姻就是卖淫；巴塔耶却在多处说，婚姻通常是与色情对立的。尼采和巴塔耶对婚姻问题的看法，牵涉到对欲望的放纵和控制的行为和方法的争议。动物也有动物的性，动物的性比较简单，基本就是本能的行动，是一种非常天然性、透明、无邪的行为。因为动物的性没有像人的性那样接受了艺术、精神、道德等各种文化力量制约，所以动物的这种性是不在封闭状态中的性。而人的性已经被这些所谓的文化力量所封闭、所控制，处在封闭状态中人的欲望实际已经分化了。一种是真实的性，只有个人自己知道，从不示人；另一种是可以示人的性，例如婚姻，但它可能一点也不真实。外人只能看到笼子里的老虎，看不到笼子外面的老虎，实际上，这实在不是人性的发展的需要。
巴塔耶对于婚姻与人的色情的这种对立，解释成两个原因。他认为人的性行为实际上不是一种色情，所谓的色情应该是带有一种巨大欲望的，人性的力量。巴塔耶曾经写过一首短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书》：
扒开妳赤裸的双腿
啜饮着你的缝穴
翻阅书本般，在那里
我阅读着致命的内容
巴塔耶这首写男女色情的诗歌是一首生命的赞歌。生命必定要有生命的挥霍，才称得上是一种胜利。如果欲望能够在这种享受的情况下，快乐的情况下，那真是可以创造出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性状态。
用快乐来鉴别动物的性和人的性的区别，是一件特有趣的事。动物的性基本反应是快乐的，但它们也是处在一种潜在的自律状态，并非没有一点规则。动物之间的性是以生殖为目的，它们有单偶制的性，有多偶制的性，雄性和雌性都有某种分工，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以生殖壮大自己种族为目的的性。但人的性被种种的文化条件和道德理性文化约束，于是就被禁锢在里面了。这种男人女人的婚姻状态，实际上就有某种禁锢的因素在里面。照巴塔耶的说法，婚姻中的性行为大凡不是一种快乐的色情行为；快乐的色情行为一定有冲向禁忌的愉悦。人只有在这种冲向禁忌的愉悦的时候，人的性行为才会产生一种极乐。享受极乐，享受至死都不放的快乐才叫真正的性，所以人的性是性的禁忌与性的愉悦之间的一种竞争，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禁忌的逾越，一种欲望与人性双向矛盾运用中的较量。怎样使人的欲望不被诅咒，又不被撕裂？让人的性既是无涯的，又是符合规则的？性的快乐是不被压抑的，欲望是能够在这种规则中走向真正的幸福。巴塔耶认为男人与女人如果没有焦虑、诱惑、渴望的因素参与其内的色情，男人与女人的性实际上就是比动物还要低下的性。色情作为阴凹妖术一定失灵，而且永远产生不了至死不放手的快乐。人在这种色情的需要下，才能把他的生命的价值实现出来。我们经常讲爱，巴塔耶认为，真正的爱实际上是人的双方情欲无间无邪的配合。他这样说：“情欲的对象以本质上说是另外一种欲望。肉欲倘若不是毁灭自己的愿望，至少也是寻求刺激和无保留放纵自己的欲望，但是我的欲望对象只能在一种条件下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在对方身上唤起与我相同的欲望。爱情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两种欲望的契合。”
这样的看法十分有道理。婚姻常常会死亡，男人和女人结婚若干年以后最后都会很失望，希望赶快结束这种不人道的所谓爱情。因为这种所谓爱情实际上是没有肉体力量的，没有真正欲望思想的那种性。于是，巴塔耶认为，这个时候你如果身边有情色的性，还不如去找个妓女，因为妓女是赠予你的，是一种献祭。
怎样解决既能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欲望放出笼子，但又是一种有创造性和有价值的发挥，欲望又能受到某种约束与控制，让欲望成为高级欲望，这个问题尼采有尼采的观点，巴塔耶有巴塔耶的观点。
尼采对于人去追求欲望又超越欲望，总的看法是有一个办法、一个追求，还有一个手段。尼采的一个办法就是用权力意志战胜欲望，使得欲望回归到生命的起源中去。权力意志是尼采的形而上学中最精彩的一个东西，他认为人有了权力意志才可能真实地存在。所谓的理性是动物性生存的理性，而灵魂是身体的某种词语，身体才是最伟大的理性。人的权力意志会使生命打上特殊的符号，这个符号使得生命重新被教育，具备这种精神的人就是超人。海德格尔对尼采这种权力意志战胜欲望的办法与追求是这样评价的：“那种人，那种置身于存在者中间而与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是强力意志，而作为整体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相对待的人，被叫做超人。”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谓的超人是一种否定性的肯定来决定人类历史的命运，超人虽然否定以往的人的本质，但他是以虚无主义的方式进行否定，虚无主义的特征是否定中明确暗示新的价值将会出现，这是过渡的历史。尼采认为人要使欲望真正得到创造性发挥的话，那就是要使得人的强烈欲望超越为超人，“超人造成的人化乃是非人化……通过这种非人化存在者‘赤裸裸地’显示为强力意志即‘混沌’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强力运作和斗争。于是，根据存在者存在的本质，存在着纯粹地是‘自然’”
。尼采对于怎么样把欲望做到超越，还有一种手段。我曾经在上一文中特别强调的，就是他认为对于这个世界完成权力意志的时候，“为了成其至善，人类的至恶是必需的，一切至恶乃是人类的最佳力量，对于至高的创造者来说，就是最坚硬的石头；而且，人类必须成为更善的和更恶的”
。这就是尼采认为超越欲望的一个手段。强硬的否定态度，对旧的价值进行否定，然后用最强烈的力量去进行，建立一个全新的善与恶，这是尼采对于欲望超越的办法。
自从量子理论出现以后，人类对于宇宙，对于世界有越来越不确定的意识。不确定原则已经成了人看待世界万物的一个定律。在这种一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人是相信理性的自由，还是相信个体的自由？我相信多数人都会选择个体的自由。所谓个体的自由实际上就是人的欲望的自由的发挥和自由的超越，这就牵涉到自律和他律的问题。巴塔耶对于这个问题这样说：“在人性的本质中，一种凶猛的冲动找寻着自律性，找寻着未来的自由。当然，自由的理解多种多样——但自由是今天人们渴求的某种奇迹呢？我将不得不独立面对尼采所面对的那些困难——把上帝和善抛在后面，尽管那些给上帝和善捐躯的人们，燃烧着炽烈的怒火。”
尼采的观点和巴塔耶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人要寻求自立，就是寻求自由。而要寻求这个，就必须把上帝和所谓善抛在一边。原因非常简单，人欲望的实现的最根本的需求是自由，人的生命的本质是需要自由的，“生命只有在不从属于超越生命的特定目标时才是完整的。如此说来，在整体的本质是自由。然而，我还是不能仅仅通过自由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即便为自由而斗争是我应该采取的行动”
。巴塔耶说明了人为了追求自律，就必须是自由的。但是巴塔耶从另一方面又很悲观地认为，人在追求这种自律、自由的状态时，没有任何他律的约束和驱动，人的这种欲望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有价值的被超越，巴塔耶表现出非常大的悲观。巴塔耶说：“人即渴望又害怕失去极限，仿佛极限意识需要一种不确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仿佛人本身对于一切可能性的探索，他总是走极端和冒险。因此，一种对如此顽固的不可能性的挑战，一个如此丰盈的虚无欲望，只能与死亡的空虚结束。”
人类的生命在凝结欲望的超越的时候，是不是最终必须走到死亡的深渊去？恐怕不是这样的。我在下一篇文章中讲到一个主题：渴望神性的人性。人的人性就是人必须有一个心里的上帝。尼采也曾经说，如果有必要可能需要一个新的上帝，这个上帝应该是心中的上帝。即便是有宗教的信仰也罢，非宗教的信仰也罢，人性的存在本身就有普世公认的价值标准和人性的底线的存在作为他律的存在。人性，终究可以作为对欲望规范的他律因素而存在。
（作者单位：法中文化交流中心）